一次钱钟书去南京汇报工作，回来得要比平时早很多，杨绛很奇怪，钱钟书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其间，钱钟书和杨绛有很多离开大陆的机会，台湾大学欲聘他做教授，他婉拒了；香港大学请他做文学院院长，他说"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英国也发来邀请，想聘他做高级讲师，他说"伦敦的恶劣气候"……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坚持，留在一个战争阴霾没有散去的地方，而答案也许只有当时的人们才能理解，那就是"他们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次，杨绛先生与人讨论人生选择的意义时，说起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曾许诺钱钟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位，很多人梦寐以求，也代表工作的成果得到了肯定，达到了世界水平。但是钱钟书一口拒绝不要，他解释说："那是胡萝卜。"他是不愿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愿受"大棒"的驱使。
对于祖国的热爱，钱钟书总用柳永的两句诗解释，那便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祖国便是他舍不得的"伊"了！
后来有人问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当初没离开后悔吗？杨先生说："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这样说："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也许曾经远走过他乡的游子们，更懂得对故土的深沉的情。"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放弃该放弃的，才有机会选择该选择的。人生有舍有得，舍得也！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正式解放，母校──清华大学发来邀请函，做外文系教授，这对两个人来说是梦想，也是荣誉，更是一种肯定。
当时阿圆已经十二岁，跟着父母上了北上的火车，一只手抱着洋娃娃，一只手提着个手提袋，这是她最喜欢的玩具。手提袋里是自己给娃娃做的衣服装饰，娃娃她一路都抱得很紧，因为娃娃的肚子里装了几两黄金，这是她的秘密。
清华大学，是这对夫妻定情之地，也是两个人确认人生方向的起点。上次离开是两个人，这次是一家三口居家搬至北京，这一来，就是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现在。
清华大学早有规定，夫妻二人是不能同在这里做正式教授的，所以钱钟书入职做正式的教授，教大二英文，另开设《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还要辅导和指导研究生的学习。杨绛就做兼职的教授，教《英国小说选读》。虽然工资少了些，但是落个清闲，她自嘲是"散工"。专属散工的优惠就是，好多会议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去参加，但是这个散工的课程安排并不少于专职老师。
新中国成立，全国普天同庆这份难得的和平，中国人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人。荒废许久的教育行业重新复苏，清华大学比他们在的时候还要热闹，很多熟悉的朋友也回到这里工作，因为共同的经历，让大家都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虽然两个人都是全国知名大学的教授，但是生活得还很朴素，他们一向不在乎这些，对他们最重要的一直都只有一件事──读书。
当时校园内的不少时髦女性开始追赶潮流，当时流行的装扮是灰色的长裤，上衣是胸前有两排扣子、腰间带有一个皮带的列宁装，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打扮，唯独杨绛依然是一身上海旗袍，在人群中十分抢眼。如果乘坐人力车的话，还会撑一把小伞，很是优雅。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态度温和，总是带着笑容，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钱氏夫妇家中布置得很简单，一张西式的长台桌，几把椅子，再就没什么家具了，家中最多的就是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来的书，遍布屋子的角落。两个人不觉得艰苦，还很爱这个小家，除了必要的出行之外，基本都在家中读书度过，十分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
杨绛的翻译生涯是从抗战结束后开始的，第一次刊登的译文便得到了傅雷的夸赞。当时她正读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挑了其中的一段，然后自己加了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标题《随铁大少回家》就刊登在了《观察》上。可惜的是，当时的稿子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因为这个称赞，杨绛还受到了傅雷的"责怪"，当时杨绛听到傅雷的称赞，以为他只是照理敷衍，或者干脆就是客套，所以就照例谦逊地回了一句，傅雷忍了一分钟，然后用深沉的语气说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杨绛曾利用课余时间翻译过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杨绛选择这部小说，是因为书中的文学表达方式十分幽默，是她喜欢的风格，用幽默的语言让人轻易地接受一个深刻的故事。
这本书通过讲述主人公流浪的生涯，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遭遇的各种事，反映了十六世纪西方社会繁华背后的腐朽。《小癞子》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都应用过其中的桥段，或者提及这本书的存在。但对于这本书的原作者是谁，却一直没有准确的答案。
杨绛对这本书十分重视，先后翻译过两个版本，并多次修改。起初是将法文版翻译过来，后又将西班牙原文版进行翻译，力求最接近原著，又有中文特殊的文学色彩。
此时，已经长大的钱瑗来到清华大学，十分开心，像是发现了世外桃源，她觉得清华大学是最美的地方。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是她却深谙父母的兴趣爱好，也继承了这一点，她对妈妈桌子上的书充满了好奇，也开始大概地看一些外文的作品。杨绛很支持她的阅读，她说："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绝不打扰他。"
一次，钱瑗在读书的过程中真的遇到了不懂的问题，便去问爸爸，求个解答。爸爸并没有直接告诉她答案，他希望培养女儿自己寻找答案的习惯，便让她自己去查字典。阿圆听话地去查，查一本没有，又查一本还没有，直到查第五本字典后，她才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她也懂了爸爸的良苦用心，体会到了如何"做学问"。
现实中的"控诉大会"
平静的生活没有过得太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之际，掀起了一轮学习《毛泽东选集》的高潮。各地高校率先在老师范围内开展了思想改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知识分子成了改造的第一批对象。
周恩来为此专门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思想，认真学习，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成为文化战线上的战士。
这样一场运动，当时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杨绛的《洗澡》正是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她本人的一些想法，当时全国上下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被大家称为"脱裤子、割尾巴"，但是"脱裤子"这个词实在是不适合从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来，所以被戏称为"洗澡"。
《洗澡》是杨绛截止到现在唯一的长篇小说，前后共十八万字，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却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
虽然这是一本小说，里面没有真人真事，更没有杨绛的影子，她只是准确地描写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个故事，"气氛是完全真实的"。
舒展说杨绛是"文艺领域各种样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对于一位七十岁的老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确实让人由衷地佩服，但是杨绛却用她的家乡谚语回答："那叫作"猪头肉，三不精"！"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左"的方式，对于需要改造和批判的事情界定混淆，导致一些本不该被反对的东西也被拽了进来。在最开始的时候，知识分子们并不太理解"三反"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是专攻于自己的专业，并没有参加政治相关的活动，怎么就变成了需要被"批判"的对象了呢？
杨绛在这场活动中，也受到了影响。当时的整个清华大学已经没有了往时的宁静与祥和，尤其是她和钱钟书最钟爱的地方──清华大学图书馆。很多西方文学著作被定义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毒瘤，杨绛实在不明白，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具体的思想改造包括三个阶段，它们是思想动员阶段、酝酿讨论阶段、声讨控诉阶段，其中最让人纠结的便是酝酿讨论阶段。杨绛参与过几次"酝酿会"，主要的内容就是几个人讨论其他的人有什么是需要被改造、被控诉的，并且收集相关的资料，这让每个参会的人都陷入了很残酷的思想斗争，毕竟之前都是很好的同事和朋友，而这么做很容易让被讨论的人陷入"困境"。
杨绛不仅参加过"酝酿会"，还被参加过。杨绛当时已经在做思想检讨，因为她素来"与世无争"，只是个"散工"，平时也追求做个贤妻良母，所以她的问题相对简单，不严重，检讨也就一次通过，没有反复。
开控诉大会就在通过杨绛检查的当天晚饭后。她本来以为检讨一次通过也不会有什么其他事，但是半路出现个"程咬金"站出来控诉杨绛：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杨绛很奇怪，这个女学生义愤填膺地大声宣讲着，但是她并不是杨绛的学生啊！在场几千人都被这一幕吓到了，都看着杨绛。她对突然发生的状况显然没有预料，只好装作没有听见，波澜不惊。因为接下来还有要控诉的人，这个"浪潮"很快就过去了。
大会散去的时候，外文系主任吴达元过来小声问杨绛："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杨绛回答："你想吧，我会吗？"其实吴达元是了解杨绛的，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也不能多说什么，只是点点头，表示相信杨绛，却不敢多表示其他的任何内容。
杨绛带着一肚子的莫名其妙回到家中，家人都睡了，她悄悄躺下，回想着晚上发生的一切，心说："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想到这里，她也释然了。
第二天早上，杨绛专门挑了件喜庆的衣服，精心梳洗，光鲜地出门去。换作其他人，前一天当着众人被"控诉"成一个罪人，第二天肯定是躲在家里，不想见人。单单杨绛不这样，她偏挑了人最多、嘴最杂的菜市场去逛，倒是要看看这些人是什么反应。也可能是拥有这种乐观坚强的性格，才是真正的杨绛，才是那个用"喜剧"态度对待人生的人。
时隔不久，《人民日报》上便刊登了关于控诉大会上女学生点评控诉杨绛的文章，杨绛以为此事一出，她的教师生涯算是到头了。结果是到了下学期，不但课程没有被取消，选修她课的人反倒多了，还得感谢《人民日报》为她做了宣传。
杨绛从不为自己做过多的解释，她觉得：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这场运动中，杨绛算是跌跌撞撞地过来了，也算比较幸运了，在这场特殊的"运动"中，她收获了更多的坚韧。
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每个人，很多人在这场斗争中没有坚持到最后，选择了一些极端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杨绛曾撰写过《忆高崇熙先生》，为我们讲述了她跟钱钟书经历过的生命的凋零。
崇熙先生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化工系任职，并兼任了当时化工厂厂长，专业素养极强，与钱钟书夫妇当时是不错的朋友。他当时也被卷入了思想改革的浪潮。杨绛回忆那是一个秋天的周末，杨绛和钱钟书闲来无事出去散步，便去了化工厂附近的高家，只有高崇熙一人在家，他正坐在那里，看到来访的他们有些意外，便请他们入座，倒了水。钱钟书问起了他们厂里的思想改造和控诉大会情况如何，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杨绛觉得高崇熙似乎情绪不高，表情有些尴尬，便借口说还有其他的事情，拉着钱钟书起身离开。高崇熙并没有继续挽留，却是送了又送，送出客堂，送出走廊，送出院子，直到工厂的大门口，然后他就站在门口目送杨绛和钱钟书。
回来的路上两个人聊起此事，都觉得有些奇怪，高崇熙并不是古板冷淡之人，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两人都觉得他今天有些怪。
第二天，一个噩耗传来，高崇熙服了氰化钾自杀了。听到消息的杨绛十分后悔，说："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类似的事情在那段时间接连出现，生命似乎一下子变得脆弱不堪，不能承受生命之重。
文人的爱情总是美好的，不是因为总能赶到好的时代和好的背景，而是他们更懂得生活中"苦中作乐"的浪漫。一帆风顺只是句美好的祝福，难念的经却也是那样真实地存在。
命运赋予我们诸多苦难，不是为了让我们对人生失望，而是要将我们打磨得更加坚强，去迎接更好的生活。当杨绛和钱钟书流落在荒郊之间，他们乐观地完成了生命的历练。如果当时他们也选择了轻言放弃，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几部经典的作品，而是一代文人高洁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