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拉动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向东亚模式学习的结果，但也是投资驱动支撑经济发展的必然。投资上去了，国内又消费不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往哪里转移呢？出口成了重要途径。之所以说是重要而不是唯一途径，是因为投资可以自我强化，也就是为投资而进行投资——为消化已有投资，进行新的投资，而新的投资又为已有的投资创造条件，如此循环往复。
为投资而投资是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的最高境界，很少有国家敢走到这一步。当然，严肃的经济学家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已有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被新投资消耗的部分，应该算做国内消费。
近年来，中国的出口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贸易环境全面恶化。从1995年开始，中国就已成为遭遇反倾销的“世界冠军”，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和超过70%的反补贴调查针对的都是中国出口产品。
什么反倾销反补贴，那都是老外们找的托词，说来令人生气。我们的产品，不远万里，来到贵国，低价出卖，自己在国内，反要提高价格，你们还不乐意，还要向国际贸易组织控告我们，说我们损害你们行业的发展，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你们来到中国，看到我们为了抢点促销产品，三更半夜爬起来数星星，还将商场都挤塌，你们就应该明白中国人民的精神，你们应该感激才对。
可是老外们不。
为此，我们也得理解。
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的国家和个人大多陷于公共和私人债务困境，一时半会儿拔不出来，没多少钱，需求不振，就算我们再借钱让他们来买我们的低价产品，他们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了，更何况我们还很担心以前借给他们的钱会不会出问题，温家宝同志曾说：“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2009年3月13日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投资、消费、出口三者的失衡，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如资源错配，大量流向无效率的垄断企业，民企生存维艰；信贷过快增长，资产泡沫严重；环境污染加剧，生态恶化；外贸依存度过高，国家经济安全遭到威胁；公共服务异化，教育医疗沦为对民生的亵渎；社会保障体系弱化，个体被动进行昂贵的自我保障；城市化异化为房地产开发，进而成为掠夺居民财富的工具；寻租盛行，腐败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蜕化为“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党政干部文摘，2001年第4期。
因为中国经济的失衡，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中国生产，国外消费，中国赚到外汇，变戏法般又成为西方国债，为的是这个循环可以走下去。如果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劳动本身又何尝不是呢？
我们可真是觉悟高，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在践行共产主义阶段的“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求”，整日奔波于吱嘎作响的“世界工厂”里，不论价格多高都埋头买进国外的石油、矿产，满头大汗加工后又埋头赶紧倒腾出去，为的就是赚取菲薄的加工费以便它可以变成美国国债、日本国债、欧洲国债。我们虽然有点累，但每当擦汗时想到日渐堆高的外汇储备，心里都会偷着乐，很有成就感。
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富裕的美国的最大债主，不知道这应该算是一种骄傲，抑或是一种悲哀！难道我们赚点钱除了借给别人，就不能做点别的？
“国富民强”的玄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内的一些宣传机构就开始嚷嚷“国富民强”，弄得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有些紧张，猜测中国是不是要结束“韬光养晦”，不然大张旗鼓宣传“民强”干什么，是要显示肌肉、抡起胳臂干仗吗？没办法，我们只好出来解释，中国追求的是“和平崛起”，最多也就是从以前的“群居游处，未尝有言”变为“群居游处，我要发言”。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前和大家在一起，我是不大说话的，在联合国里也经常投弃权票，现在不了，我要说话，有时不高兴了还要说“不”1996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中国可以说不》，200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升级版《中国不高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绪。你们呢，也得耐心听听。这样一解释，老外们那边就算是蒙过去了。
蒙过老外容易，但国内一段时间就对“国富民强”着了迷，甚嚣尘上地宣扬国家富裕了人民就会变强。笔者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很笨，很长时间未能想通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是说国家富裕了人民有肉吃身体就会变强变壮，这我们倒部分同意——当然也可能变虚变胖，但“吃肉长肉”这么一个肤浅的生物常识问题，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没必要。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宣传“吃肉长肉”有着深刻的背景和长远的考虑，是很高明的一招棋——国家要富裕你能不让？如果你胆敢跳出来公然反对，那就脱不了卖国贼嫌疑，最起码也已经自证不再爱这个国家了。一个不爱国、有卖国嫌疑的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国富民强”的提法为后来的“国进民退”，为每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比例远超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和GDP增长速度打下了不错的理论基础。
只是，恕笔者直言，这个理论有点蹩脚。虽然有学者考证出“国富民强”典自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民富国强，众安道泰”，想以此证明“国富民强”这个概念源自祖宗，是古董，但我们要说，这是怪物，连赝品都谈不上。
国富与民强
不可否认，中国已变得富裕了，并正在变得越来越富，不仅GDP大幅增长，财政收入更是连续超常规增加。从1991年到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从2937亿元增加到83080亿元，增长了27倍；但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仅从1510元增长到19109元，增长了11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86元增长到5919元，增长不到8倍。
从1996年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明显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多数时候也落后于GDP增速，居民并未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相应的实惠。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在国富民强的嚷嚷声中，经济金融政策进一步向国有企业大幅倾斜，向投资倾斜，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收入下降，消费自然无力支撑。在过去的30多年里，消费在GDP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尤其自2000年开始，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在消费中，政府消费又逐渐挤占居民消费。从1989年开始，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例逐渐上升，从20%左右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近28%，此后一直在30%左右盘旋。此涨彼消，居民消费只好被委屈了，从1996年的接近46%下降到2008年的35%左右。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根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研究，中国家庭私人消费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政府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取走的那一块始终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相对比例来讲，中国的“国富”即使在世界的强势政权格局里（原社会主义国家）也属于最强势的一档，而“民穷”即使在强势政权格局里也属于最弱的一档。
从“国富”这部电梯里走出来的不是“民强”这个美人，而是居民相对贫穷这个蔫皮皱脸的老太太。这不奇怪，怪只怪那个进城的农民兄弟见识太少，他其实不知道，“电梯”里也会走出“贪官”和款爷，只是这些人都从“贵宾通道”跑了。
分配功能的异化
现代财政政策的核心本应是政府通过税收以及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公共开支促进公共福利。很不幸的是，我国财政分配一度演变成“威权主义”下的资源逆市场化权力配置。在这种局面下，财政政策就变得有些羞答答，说的话就像格林斯潘说的，是“神话”，得去猜。
当说要紧缩时，其实很可能是实施中性政策；当说要宽松时，那指不定又要加税；当说要采取中性政策时，这你也别信，那极可能就是左右摇摆。目的就一个，把人搞晕，以便于税收的快速增加，为财政投资和行政支出的膨胀打下基础，至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由“发展”自己去解决。
税收多了，国家富裕，我们自己倒没什么，只是外国人先“痛苦”起来了。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近几年连续居于世界前五名，2009年、2010年连续蝉联全球第二，仅次于排名第一的法国。而享受的福利仅占税收的8%。对于美国人的“痛苦”，有关部门是不以为然的，并宣称目前中国政府的税收收入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还有必要提高宏观税负。赵鹏。国税总局驳斥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京华时报，2010年10月3日之所以不以为然，是因为没有“痛苦”，有的是钱。
1978—2009年政府消费支出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我国财政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用从1978年的4。71%一路猛增到2006年的18。7%，增长幅度远超同期GDP涨幅。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多在5%左右，如日本只有不到3%，英国4%，韩国5%，印度6%左右，最高的美国也不到10%。相比之下，他们是落伍了。
1978—2006年我国行政管理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例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财政年鉴2007。
行政开支上升，我们理解。房地产开发商要拆我们的房子、要征用我们的土地，我们一时又领悟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苦心，不乐意配合。还有一些事儿，比如“奶粉里加三聚氰胺”2008年9月，河北三鹿奶粉加三聚氰胺的事件被曝光，中国乳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信任危机。土地重金属超标等，我们偶尔也会生气，可能因此还会去上级领导那里坐坐，成为“不稳定因素”，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就给地方政府添了麻烦，政府得增加人手来“稳住”我们，有时还得给我们提供免费吃住，“维稳”费用因此提高。此外，为了“养廉”，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这些也都该上去，再加上吃财政饭的多了，不增加开支也实在不行。
有好事者为此做了一些考据工作，发现我们现在“官民比”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比改革初期1∶67的比例也冒出不少。我国官民比攀升之快史无前例。新快报，2005年3月6日。对于这一点，很多人觉得是一种效率缺失，但我想是否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呢？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做官吃皇粮那是需要知识的，古代生产力水平低，教育未普及，“学”者少，“优”者更少，出“仕”者自然尤其少。改革开放后，教育大发展，消灭文盲不说，单是2009年科取的“举人”、“进士”典出鄙人某老师。记得当年考上某校硕士研究生，面试后，某老师就对我说：“恭喜你中举了。”我考上硕士算是“中举”的话，那博士应该就是点了“进士”，至于博士后，当然就是“翰林老爷”了。数量就分别为449042人和61911人数字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相关信息。而明清两朝534年时间，才录取进士51744人，其中明代24898人，清代26846人。
也就是说，两朝500多年科取的“进士”比我们现在一年还少1万多。古代是进士可以吃皇粮的，我们现在吃皇粮的多点也算正常。但，如果读书唯一的结果就是增加行政开支，这样的书其实不读也罢。
以上说了这么多行政开支，也尝试进行了解释，但好像都是表象，缺点经济学的高雅理论。没有理论的东西是苍白的。上帝看我们人类，表面上大家都是行尸走肉，但有些人在“行”或“走”时其实在思考为何要“行”，为何要“走”，怎么“行”，怎么“走”，如果不“行”不“走”会怎么样等问题。看见这些人在思考，上帝就会发出笑声以示嘉奖，而对于那些什么都不考虑只管匆匆“行”和“走”的人，上帝是弃掷不管的。行政开支大增，我们需要理论支持。
德国阿道夫·瓦格纳先生提出了一个“瓦格纳法则”，讲的就是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会提高。看来我国这些年行政开支快速增长真是很有道理，连19世纪的外国人都这么认为。
只是所谓的“瓦格纳法则”是瓦先生基于19世纪欧美国家历史数据作出的一个考察，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理和统计，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它也不能解释为何我国目前的支出比均高于欧美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但，我们似乎应该也有可以感到“痛苦”的理由。1978—2006年，我国人均负担的行政支出费用增长了23。1倍，而同期全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5。7倍，如果考虑到大量的预算外行政费用的存在，悬殊将更为可观。胡联合，何胜红。我国行政成本演变态势的实证研究（1978—2006）。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5期。财政除了吃饭，还得投资，其他方面的支出自然就不多了。
2009年，用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的支出能占到财政支出的14。9%，也还算不错。到2010年，我们更提高到17。9%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计算而得。应该感到越来越幸福。但我们千万别和别人比，美国在这些项目上的开支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0%以上，而德国、挪威则更高。
合理分配功能的缺失，导致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数自20世纪90年代后就不断扩大，到2010年，城市人口中每人每年平均只有约7500~8500元收入的贫困人口已超过5000万人引用2011年8月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中的数据。农村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按照联合国标准更是高达1。5亿人。
我们的生活虽然好了，但负担也重了：小孩上学得交择校费；读大学得交不菲的学费；生病了走到医院里腿都打战，生怕医生邀请住院；开车出门吧，只要稍远一点，就有执法大队什么的上来帮你数屁股兜里的钞票；还得买房，你看现在房子多贵呀，哪里买得起，但没办法呀，全家老少几代人一起就是清空积蓄借钱也得买呀，不然儿子只好裸婚，裸多不好看呀，弄得老子现在都不敢失业了。
隐性收入与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民间用语，主要指在“制度外”实现的收入。本来这个词也很可能成为官话，但最终没有。灰色收入不入官方法眼，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概念不好界定。
法治国家，按理只存在合法收入、非法收入，走中间道路是不行的，就像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某些民主人士所幻想的国共合作这条中间道路注定不行一样。所以我们最后将政府工作报告里原来的“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修定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