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西方国家完全没料到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使命的政党会成功地将一个濒临破产的大国经济变得如此生机勃勃。老外们隔山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都和已知追求增长的认识格格不入，走在一条莫名其妙的路上，中国经济还能发展得这么好，增长得这么快，那只能是增长数字含有水分，被“注水”了。
但很遗憾，中国经济却在看空中一路高歌，狠狠教训了一把看空中国的老外们。总被教训的感觉自然不好，于是不少老外转而变为热捧中国，将之视为一个奇迹。因为是奇迹，所以就不需要解释了，就是转着圈解释了自己和别人都不理解，那就随它去吧，谁让它是奇迹呢！
因为老外视为奇迹，我们国人自然也理所当然地视为奇迹和骄傲，不然就会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嫌疑。但，恕我直言，视为奇迹可以，只是万不可骄傲，骄傲使人落后，这是至理名言。温家宝同志曾反复提到，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总量名列前茅相对容易。我们常说一人一口痰也会把某人淹死，那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多痰，是在说平均概念。现在讲卫生，不敢随意吐痰了，但如果我们就因此忽略“一人一口”这一指标，而热衷于放大总量，热衷于广东超越沙特、阿根廷和南非，而不知道广东常住人口已达1。04亿，分别是沙特、阿根廷和南非的5。7倍、2。6倍和2。1倍，那就有些不知高低了。
有的东西不能只考虑总量，比如高速公路吧，就算某些小国将国土都修成公路，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晒场，可能依然赶不上我们目前的公路里程。
我国GDP增长固然可喜，持续的发展也值得期待。但若换算为“一人一口”的标准，我们还很落后。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均GDP 2009年才首次进入前100名，位列第96位，落后于同期中国足球在世界的排名（2009年中国足球可是位列世界第93位的）。
2009年，我国与部分国家人均GDP的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资料。
和别人比，我们不先进，和祖先比，我们依然落后。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文化大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千年前，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经济的1/4。一千年前，中国的经济总产值仍然接近世界经济总产值的1/4。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是天字第一号。
大约由于处于万国中心太久，只知道“威服四方”，看不上“蛮夷”的“奇巧淫技”，中国因此错失工业革命的机会，就算是被“奇巧淫技”教训后，依然要保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近两百年里远远落在了“蛮夷”的后面。1950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只占世界经济的5%；1973年，仍然只占不到5%。改革开放后，情况大有好转，2003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占到了世界GDP总量的15。1%，但依然远落后于鼎盛时期。
1820—2003年，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地位的变化。
历史的选择
追求经济增长和国强民富，这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的当务之急。
18世纪末以来，我国从“天朝”一步步被打下凡尘，沦为半殖民地。在此之前，因我国自限于农本社会的怪圈不能自拔，未能兴起工业革命，到了国门被洋枪洋炮敲开，割地赔款不断时，部分有志之士就开始不断尝试要振兴，只是“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从而再次痛失追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机会。
洋务运动历时约三十余年，始于19世纪60年代，其时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就是说，我国近代工业起步并不比日本晚，可惜的是结果却大相径庭。
20世纪初，蕞尔小国的日本成为工业和军事强国，而泱泱大国的中华却依然积弱积贫，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因何如此？一般认为根源出在制度上。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洋务运动只是封建制度下的经济振兴，其主流意识的本质封闭而保守，所以要“洋务”，“师夷之长”，仅是为了在不变革制度的前提下维持“天朝”永享，其最终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天祚”也没延续成。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倒是短暂成功了，也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但因为是旧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最终以逃到台湾告终，并在台湾得以苟延至今。
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取得国家政权后顺理成章地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也自然宣告终结，转而开始以苏联为蓝本的计划经济体制，尝试另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惜，尝试的结果极为不理想，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的边缘。
1978年，我们的国门刚刚打开一条缝，就看见了蓬勃生长的“资本主义的苗”，我们的很多“小邻居”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阵营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工农、城乡、脑力体力之间的三大差别也大大消除。
看到“小邻居”家里有了我们曾不懈奋斗但尚未看见奋斗目的长什么样子的“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萌芽”，我们心中真是五味杂陈。好在他们不仅是邻居，历史上还深受华夏儒家文化的滋润，血缘上算是近亲，他们发展得好，只能是催人上进，“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我们现在很需要跑”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的谈话。这样的心情，当时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央高层，更是刚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全国人民的呼声。
我们想跑，但往哪里跑呢？往苏联是不行了，别人要不要倒是其次，首先是我们自己就不愿意再跟在“老大哥”屁股后面转了。于是转而向几个“小邻居”学习，学习东亚那些成功获得市场导向发展的国家，开始“补资本主义课”，将发展放到第一位，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
异化的GDP
1978年后，发展成为我国压倒一切的任务，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至于怎么实现，依据的就是两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解决了经济发展的路径问题，“猫”解决了绩效评价标准的问题。
有了方法，有了考核标准，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一路“摸”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摸”论指导经济发展方算告一段落。
因为是“摸”，有时难免“摸”错，部分人也掉到河里去了，但因为目的和考核标准明确，每次“摸”错后，我们总能及时纠偏，再次走上正确的轨道。总体看，“摸”的效果很不错，1978—1992年，中国GDP总量从3645亿元增长到26923亿元，人均GDP从381元增加到2311元，增长了5。1倍。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
“摸”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的谈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向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亚洲四小龙”学习，这不仅因为近，更主要的都是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子，这一点很是契合我们。
其实，我们也在暗地里向日本学习，日本那时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日本人看来，“亚洲四小龙”只是跟在日本这只大雁飞行的雁行阵势里面的四只小雁而已。
至于GDP这个概念，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很少提及。
GDP，英文全称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翻译为中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是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核心指标，经过1968年与1993年两次修订后，SNA成为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因此也备受西方国家的推崇。
萨缪尔森就曾说过，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描绘出了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全景。到了1985年，GDP这个概念才开始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1993年，GDP方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被社会所熟知。
但很遗憾，刚进入中国的GDP就如橘到淮北变成枳一样，被“中国特色”化了，“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发展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以及人力资本投入等要素才是GDP增长的原因，工业革命早期的投资驱动支撑经济发展的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遭到了否定，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差不多30年时间里我们实行的都是“重投资轻消费”的“统制经济模式”，一直存在“投资饥渴”，大家对如何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方法心里多少有点底，毕竟是我们手把手弄了几十年的玩意儿，虽然也弄得不好，国民经济差点破产，但那是跟错了老师，经验还是有的。
改革开放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循着这条已有的道路走，有着制度性基础，这大概也算是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只是这个名词当时大家都还不太知道，后来西风东渐多了，我们才明白“摸”到了“路径依赖”上面。
GDP不错，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追求GDP增长本无可厚非，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GDP增长被我们当成了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并提出似是而非的“用发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口号，以为我国一切麻烦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问题才可以解决。
这样的制度安排，在“威权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极大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整个中国演变为GDP增长的大竞技场，经济发展转而异化为“唯GDP主义”，并由此形成一整套唯GDP增长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
吴敬琏先生在《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进步》一文中就曾指出，政府对重要资源的垄断与配置权力，自上而下地以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中央地方分税制的推行，以及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办法干预生产要素价格，决定了各级地方官员有一个自发的倾向，用大量的投资和资源来支持那些价格高、产值大、税收多的生产。
唯GDP是从，带来了政府行为的扭曲，只要于GDP增长有益的，无论是资源的浪费也好，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好，通通可以忽略。高增长变成数字追逐游戏，往数字里注水也屡见不鲜，GDP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水货”。有的地方，经济增长甚至异化为公然的浪费，完全无助于民生的改善。
作为经济发展的综合衡量标准，GDP自有一些缺陷，“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批判GDP的言论。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能找到一个可以代替GDP的指标，全世界也仅有一个山地小国——不丹放弃了GDP指标。
经济发展追求GDP增长没错，但如果转而异化为“唯GDP主义”，那就有了问题。正如我们评价美女，三围的大小固然重要，但如果片面追求数字的大小，而不追求比例，追求协调，那就失之谬也。王小波曾讲了一个有关玛丽莲·梦露三围的故事，梦小姐的三围尺寸是34、24、34（英寸），有个美国老妇人看了有点不爽，就照这个数字弄了个内衣寄给她，只是将顺序变为24、34、34。三围还是三围，数字也还是那些个数字，但如果有人以为此三围就是彼三围，也是我们追求的审美情趣，那就很让人倒胃口了。
我们GDP的异化，差可比乎？当然，为了变成34、24、34，注射点硅胶而不是水我们不反对，因为那是技术活，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嘛。
倾斜的天平
事实上，威权模式下的“唯GDP”增长路径，注定了经济发展的必然失衡，失衡到一定程度，发展也将不可持续。失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之所以说失衡，那是因为目前支撑GDP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部分出现了比例失调，投资挤占了太多消费的领地，而出口所占比例这些年也越来越大。如果说，GDP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再投资，而不是消费，那目前的比例大约还算合适，可是，我们GDP增长的目的是这个吗？当然不是。
投资作为各级政府拉动GDP增长的法宝，在GDP总量中的比例一直稳步提高，1980年该比例仅为35%，到2008年就提高到了43%，2009年为应付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我国更是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了47。7%。
1978—2009年投资与消费占GDP的比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大量的投资追逐GDP，带来了投资回报的递减。国家发改委原主任马凯在2006年就曾提到，近几年我们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也就是投资效率大幅下降，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效率大概是1~2，就是说，GDP增长1，需要投资2。而我们的GDP增长1，需要的投资则是5。
马克思对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早就有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增长模式一定会带来严重恶果：一个是平均利润率降低；另一个就是会引起工人阶级贫困化，工人大量失业，工资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小。所幸，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用实际行动验证了他老人家的不朽论断。
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家庭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不断下降，由49%下降到37%。
如果这个数字看起来还不使人吃惊，那是因为缺乏比较。在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中，我国家庭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从1999年起就一直是垫底的，不但低于日本的56%，甚至也大幅低于印度的59%。而美国家庭私人消费占比一直稳定在7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