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成为官方语言，所以国内对于灰色收入的研究甚少，目前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王小鲁的相关研究。在他看来，隐性收入是指居民收入统计没有反映出来的收入，灰色收入则是“无法明确界定、不能清楚地判断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第54辑。2005年，全国居民收入中有4。8万亿元隐性收入，而这其中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
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6。1万亿元，而全国居民隐性收入达到9。3万亿元，相当于新增1。5个财政部。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全国人民人均年隐性收入6600多元。
看到自己被新增了这么多收入，你可能会又高兴又忧愁，高兴的是可以再出去多喝二两，忧愁的是这么多钱该藏到哪里好。你且别高兴得太早，王先生还有一个结论：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的80%以上都集中在占城镇家庭20%的高收入居民上，也就是说，你得衡量一下你有没有资格“灰色”，能不能“隐性”。
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公共资金的漏失。
财政资金通过各个环节下发到地方，大部分不纳入地方预算，存在漏失和滥用；公共工程投资领域的“豆腐渣工程”，贪污腐败，不用说你也理解；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预算外收费、罚款，那是某些行政部门自己创收的结果，自己弄的，哥几个分点、拿点已是正常；管理社保的，得负点责，搞搞委托贷款，腾挪几下。
第二，金融腐败。
从银行里搞钱，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梦想。为此，送点礼，给个回扣什么的那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第三，行政权力与腐败。
有权了，有些人自然得寻点租子，搞搞腐败。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
中国历来是重视农业的社会，土地就是命根子，征用和出让土地寻租有着悠久的传统。
第五，垄断性行业收入。
“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在2006年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5期。
高发的腐败
隐性收入也好，灰色收入也好，具体数字，有争论，官方自是不同意，民间也有意见认为不对，但正是由于隐性的缘故，目前谁也说不清这些收入究竟有多少，但都不否认它的存在。作为个体，我们能看见的就是官员前赴后继地腐败，且腐败金额越来越大。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廉洁指数中，1996—2008年，中国始终处于负数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廉洁水平，和周边几个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廉洁指数最低，腐败程度最高。如表3—2所示。
Rank值越高，腐败越低；Score值从—2、5~2、5，值越低，腐败越高。
另一个国际性研究机构国际透明组织对于我国同时段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始终处于全球最不廉洁的三分之一国家行列，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廉洁指数也是最低的，比如，2008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廉洁指数排世界第72名，而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分别居第4、12、39、40、18位。
近二十年来，虽然我们的党和政府对腐败已经高度重视，甚至将腐败提到要亡党亡国的高度，但遗憾的是，腐败分子不怕虚声恫吓，中国腐败的广度、深度、高度不仅未得到抑制，反而有了不小的发展。
腐败无孔不入，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现象，号称“象牙之塔”的高校也已成为历史，象牙变“腐”、教授变“黄”已属旧闻。腐败案件的多发早已侵蚀掉观众的好奇心，人们现在关心的不是谁又腐败了，因为人们已经知道“就是我坐上去也得腐败”，而关心的是腐败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快乐，腐败的同时又腐坏了多少美女或帅哥，并会对几千上亿的数字发出赞美的叹息。
至于腐败分子是地市级还是省部级，小民一般不大关心，近来查处的腐败分子级别越来越高，那只能说明中央反腐的决心很大，但同时也说明我们腐败的档次提高了。
腐败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不是我党反腐不积极，也不是我们天生都要做腐败分子，而是因为我国存在腐败的体制基础。正如温家宝总理多次指出，“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体制机制有漏洞”。
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不受外部限制、不受外部监督，走向腐败那几乎是一种必然。而腐败大量发生后，如果反腐体制不透明，反腐成为内部制约而不是外部强加的力量，那腐败的屡禁不止也完全可以预见。
腐败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会产生，关键在于腐败大量出现后现行体制多大程度上可以自我纠偏，现存的权力架构、职位安排多大程度可以被否定。
对照我们周边同文同种地区或国家的反腐手段、工具、渠道、机制，我们就应该很清楚地知道，一个政党、一届政府内部自我制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外部对权力的制约和有效的监督，以及民间广泛的参与。腐败可能不是一个政党、一届政府的事情，但反腐绝对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事。
贫富悬殊如云泥
公权的垄断与腐败、城乡的割裂、良好财富分配体制的缺失，使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近十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当前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1，行业之间工资差距高达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员的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美国5%的人口占有全国60%的财富，中国则是1%的家庭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1%夏业良。中国财富集中度超美国。财经周刊，2010年第8期。甚至有人更恶毒，宣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数据来源于2009年6月19日的《人民政协报》。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发表的报告，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和日本的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而我国则从改革之初的0。28，上升到2009年骇人的0。47，而且上升势头还在持续。0。47还不是高点，因为有不同看法，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课题组在2006年所做的调查显示，2005年全国收入基尼系数已经非常接近0。5的水平，经过几年发展，超过0。5已不是悬念，而全球基尼系数在0。5以上的国家只有20多个。
1980—2008年亚洲国家基尼系数对比情况如。
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5则处于贫富极其悬殊的危险状态。对于我国超高的基尼系数，一些人“自慰”说，我国居民生活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基尼系数仍处于合理区间。
对此，我们只好引用《红楼梦》中尤三姐骂贾珍贾琏哥俩无耻的话：“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油蒙了心，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你们就打错算盘了！”
夹板中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舶来品。1951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首次提出中产阶级的概念。在他看来，要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不仅需要有知识有技术，不从事直接生产性工作，收入稳定而丰厚，思想还得保守，生活也要单调，情趣要高雅。
改革开放后，这个概念引入了中国，引起不小的争论，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只有“中产”，没有“阶级”，一时莫衷一是。不过还是有人认为成为中国的中产阶级需要十大条件：
（1）年收入20万元以上；
（2）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期权，至少是有希望近期内上市；
（3）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
（4）有丰富的夜生活，但打麻将或去夜总会的不算，得是去商务谈判或听音乐会；
（5）有外国身份或至少在外国待过三年以上；
（6）对一些时髦的东西，如iPhone或彩信没有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了解，还要有古玩方面的知识；
（7）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
（8）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
（9）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
（10）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
这样的条件太苛刻了，这是要消灭我国才刚要兴起的中产阶级，居心有点叵测。
争来争去，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最后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情趣可以不要，得有点产业，有点收入，看得懂赵本山的小品，懂得调情但不要成天想着调情。这样说，有人还嫌麻烦，于是干脆变为按照收入来区分，只要收入达到社会中等水平且没进过将来也不会进“局子”的就算中产。
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化了。
2008年，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称，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呈现加速成长的态势，1999年中等收入阶层比重为15%，2003年达到19%，预计到2020年，有望达到40%左右。
简单是简单了，但如果仅仅是按照这个精简的标准，中国严格地说那就是只有“中产”，而没有“阶级”，要成为社会的“稳定器”，还远没有这个资格和力量。作为一个“阶级”，最基本的是必须具有大致相同的价值观。
要成为社会的“稳定器”，最基本的是要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温和，不会成天幻想要去“革”某人的“命”。至于收入，一定意义上不再重要，但你的收入中至少可以留出1/3自由支配，而不是全部交给老婆或房地产商，这样你才会有闲暇读点书、听听演唱会，偶尔还可以出去旅游。
收入不上不下，重视家庭和传统，生活安逸且还有希望更安逸，不喜欢革命而喜欢改良，这种人放到哪里都应该是广受欢迎的。但近来这些人在中国的日子却似乎有点烦，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烦。
收入增加跟不上物价腾涨的速度，房价飞一般上扬似乎永无尽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套公寓售价已是中产阶级年收入的几十倍，中产阶级已是“技术性破产”。
小孩读书，半个家庭的收入化为泡影；生大病一次，一个家庭破产；失业半年，一个家庭基本破碎；大学生本应成为中产阶级的预备军，却毕业即失业，而被列为可能沦为新底层的首选；平等机会缺失，底层向上流动日益困难，中产阶级至此成为无本之源。
走向民富国强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管仲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荀子·富国篇》
“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
——荀子
上面引用了一些名人名言，不是要给读者补课，而是希望以此说明，民富才能国强的理念很早就是我们治国的理想。我们之所以会走到“国富民强”的状态，那是“误入藕花深处”。
我们不反对“先国强，再民富”。在近代的一百年时间里，因为积弱积贫，我们被别人欺负得够呛，只是因为中华民族固有的韧性，我们才终于在1949年缓过气来，并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倾所有国力短时间之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打下了“国强”的基础，有了原子弹、氢弹，也有了运载火箭，还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自此，就没人再敢主动上门来欺负我们了。为了这些发展，我们先生产后生活，就是忙时也吃稀，大家心里还是高兴的。
改革开放后，为更快地发展经济，追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我们一段时间里采取效率优先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平公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生活得更从容、更幸福、更有尊严，我们因此需要回归本源，将“国强民富”的顺序换一下，改为“民富国强”。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幸运的是，“十二五”规划已将“民富”置于“国强”之前。
脆弱而孤独的大国
借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崛起了，中外报刊一时大腕云集，热捧中国。
西班牙人说“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新样板”；澳大利亚人说“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考验的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俄专家盛赞“中国模式是人类成就创造性集大成者”。盘点外媒关于“中国模式”的报道。新华网，2010年11月27日。
最搞笑的是美国，看见中国一夜之间崛起于东方，第二天醒来有点恍惚，觉得自己可能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面”，吃完早餐后就开始反思，以为可能还是古希腊人说得对——历史是循环的，而不是他们一直以为的朝着美国这一个方向发展的，现在方向变了，朝着中国了，进而有些害怕。中国经济规模未来10年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这还不算，如果“中国模式”出口，大家都这样子搞，那印度、巴西、俄罗斯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一夜之间崛起，那时美国人将何以自处？如果真那样，那就跟英国学，将相对的衰落当做人生的一种冷幽默。
但我们要说，美国人，你多虑了，我们远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强大，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再诚实点，就应该说，我们之所以看起来还有点强大，那都是被你们的金融危机吓的，我们当时不明就里，生怕殃及池鱼，只好靠加大投资、疯狂放贷来稳住经济，而地方上和地产商这时也趁火打劫，忙着往自己碗里捞，弄得中央只好往锅里不断加水，其实我们就是换了件花马甲，你该还认得我们的。
踌躇于身份的认同
现任布鲁塞尔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的古斯塔夫·格拉茨在《中国刚刚萌芽的身份窘境》一文中指出，中国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曾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有权得到更多的体谅和支持；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兴的大国，正在逐步重建古代王朝的荣耀，希望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
然而，这是一种窘境。
作为发展中国家，当然有条件要求国际社会体谅和支持，但体谅和支持的前提是你不要再提什么平等和尊重，别人听着烦。作为一个大国，你有了平等和尊重，那你就该体谅别人，支持别人。平等和尊重从来都是实力的象征，也是义务和责任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