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断断续续地说：“他们都……走了……”她的声音微弱极了，夏满月把耳朵贴到她的嘴边才能听清她在说什么，“他们说……红军要过来……他们很……害怕。”
夏满月说：“小妹妹，你睁开眼看看，我们就是红军。”姑娘依然闭着眼睛，说：“我知道。”
她虽然很虚弱，却显得很平静。夏满月问：“为什么你不走？”“我病了……走不动……”“你不怕吗？”
“不怕……彼得神父说……我就要……去天国了。”姑娘说，睁开了眼睛，无神的目光中竟然跳动出一些亮光。
“既然不怕，你为什么要藏在这里？”
“彼得神父说……藏在这里……红军找不到，我可以……安安静静……上天国……”姑娘说着，目光投到了墙上，声音忽然变得甜美起来，“再说，这里离圣母马利亚这么近。”夏满月她们顺着姑娘的目光向墙上看去，那里有一幅圣母抱着圣子的油画像。天色昏暗，看不出圣像的细节，只能感触它的轮廓。圣像离钢琴确实很近，就在钢琴的斜上方。如果白天光线好的时候，从姑娘躺着的地方往上看，有种仰望的神圣感。
姑娘又合上了眼睛，痛苦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小妹妹，你不能躺在这里。”
“不……”
夏满月又看了一眼墙上模糊不清的圣像，放大了声音说：“小妹妹，他们在骗你！”姑娘激灵一下，睁开了眼睛：“谁……谁骗我？”“那个洋神父。”
姑娘用慌乱的目光看着她。
“你病得很厉害，晓得吗？你就要死了，晓得吗？他们扔了你，晓得吗？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国，晓得吗？”
在夏满月一连串的发问中，姑娘的目光由惊恐变得迷惘起来。她只是不断地重复着“不……不……”
夏满月看着那双可怜的眼睛，等那姑娘稍微平静下来以后，又问：“他们那么害怕红军，都躲去了，既然有天国，他们怕什么？为什么不留下来，陪你一起去呢？哪怕留下来一个也好。既然有天国，他们还害怕什么呢？”
姑娘瞪大了眼睛，定定地看着夏满月。夏满月不再说什么，从地下抱起了姑娘。姑娘闭上眼睛，几乎没有反抗，眼泪顺着脸颊，流到脖子上，再滴到夏满月抱着她的手上。长到这么大，她第一次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
那时候妇女营和方面军总部驻在一起，夏满月通过总供给部长，请来了总部医院最好的医生，给从教堂捡来的这个小姑娘看了病，医生说她病得很严重，如果再晚一两天，可能就没救了。医生给姑娘吃了当时对红军来说，比黄金还要贵重的奎宁。后半夜，姑娘的烧退了。夏满月把营部仅有的一点青稞煮成糊糊，端给了姑娘。烧退了以后，姑娘觉出了饿，正要吃饭的时候，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悄没声地走了过来，趴在炕沿上，看着她的碗。
孩子也穿着红军那样的衣服，尽管衣服很小，还是裹到了他的膝盖。孩子最惹人注意的是细脖子上挑着的那个大脑袋，大得与他的身子不相称，能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小孩子拿在手里玩的拨浪鼓。他的脸很黄，眼睛很大。姑娘一看见他，马上就有了一种心灵上的沟通。“你也是红军吗？”她问。“是。”孩子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东，可他们都叫我小毛头。”“小毛头……这名字……真好。”
“大姐姐，你怎么不吃饭呢？”孩子说，一直看着姑娘手中的碗。
“哦，就吃。”
“你快吃，多香啊。”
“你吃了吗？”
“吃了，你快吃啊。”
这时候，姑娘看见走过来一个红军，也是个女的，喊了一声：“毛头，你干什么呢？”
小毛头回过身，慌乱地说：“……妈妈，我没干什么，我看姐姐……我什么也没干。”
“看什么？”
“……”
“出来！”女红军朝小毛头大声喊了一声，又对姑娘说，“你快吃吧，小心饭凉了。”说罢，揪着孩子走出了屋子。屋外，传来了孩子隐忍的哭声。
隔着窗子，姑娘听那孩子哭得很委屈。她心中纳闷，放下碗，挣扎着走出屋子，她看见几个女红军围着一口锅，每人端着个小瓷碗在吃饭，那个孩子也端着一个磕去了许多瓷的破碗，呜呜哭着，另一只空着的手使劲地抹着眼泪。
姑娘往孩子的碗里看了一眼，立即呆住了：孩子的碗里盛的是一碗绿中带黄的野菜汤，一粒粮食也看不见。她再看其他人，手里端的也都是那样的菜汤。她鼻子一酸，立即转回身，从屋里端出那碗青稞糊糊，递到孩子面前。
孩子挂着眼泪，向后躲着，说：“不，我有饭。”姑娘说：“你吃吧，我不饿……吃不下。”孩子依然不肯接碗：“不，我不吃。”他一边说着，一边怯怯地看着他的妈妈。
妈妈用凶狠的目光瞪着那孩子。
姑娘想了一下，走到锅边，把那碗糊糊倒进了菜汤里。
那天下午，姑娘带着夏满月她们，找到了教堂的地下室。地下室的进口十分隐秘，在杂物室和厨房之间的夹墙里，盖板上铺着牛毛毡，如果不熟悉情况，即使揭去毛毡，也很难看出进口的活动盖板。地下室整个就是一个宽敞的仓库，堆放着几十袋青稞、面粉、桶装的酥油、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大米，还有成箱成箱的外国酒。
夏满月她们从教堂拉走了一些粮食、酥油。一直为没有消毒酒精发愁的总部医院院长听说在教堂里发现了酒，喜出望外，赶忙派人来和夏满月联系，搬走了两大箱洋酒，以替代消毒用的酒精。按照红军的纪律，夏满月给教堂的彼得神父留了一张所拿物品的详细清单，并从总供给部要了一些银元，以高于市价的价格，留给了教堂。
红军离开松潘的时候，妇女营的队伍里，多了个名叫陈秋儿的新兵。
陈秋儿太瘦小了，稀稀的头发，蜡黄的脸，胸脯平塌塌的，根本看不出她有十四岁。她永远都是那样悄无声息，像一阵不留痕迹的风。
陈秋儿是躺在担架上离开那座漂亮的小教堂的……
大家都坐好了以后，夏满月向坐在墙角的陈秋儿招招手，示意她坐到前边来。
陈秋儿迟疑一下，往前挪了挪。她低下头，不敢看任何人。她清楚，今天这个会，是专为自己开的。
丁谷雨脸色依旧阴沉，摸出烟袋，填上一把黑糊糊的辣椒叶末，用火镰点着，抽起来，屋子里立即弥漫开一股浓烈的辣味。欧阳兰被呛得咳嗽了两声。
刚才夏满月说要开会的时候，丁谷雨和洪云舒很知趣地走了出去，但又被夏满月喊了回来。他们虽然是妇女营的看管对象，但在夏满月的心中，一个是很有水平的方面军组织部副部长，一个是洮州城里的英雄，虽然很多事情一时还不能完全搞清，但她在感情上却是靠近他们的，除了形式上的看管，并不做更多的防范。
夏满月营长首先讲话，她说：“我们今天开会，是为了帮助陈秋儿同志提高阶级觉悟，使她更好地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这两天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昨天在斗争土豪劣绅的大会上，她当着全体红军战士和老百姓的面，抱走了四姨太的娃儿；刚才听到四姨太上吊的消息后，又为她哭鼻子……”陈秋儿抬起头来，慌乱地摇着手说：“不，不是为她……”她刚说话就被夏满月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说你流泪不是为四姨太，是为那个娃儿，这你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你应该从思想深处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对那个地主老婆在感情上还存在同情，哪怕一点点，有一点点这样的感情都会影响革命的坚定性。再说，大家斗争土豪劣绅情绪最高涨的时候，一个红军战士竟然可怜起地主的娃儿，显得那样亲呢，你说，人民群众怎么看我们呢？难道我们斗争错了吗……”
陈秋儿说：“不，我不是那意思……”
夏满月冷冷地笑一笑，说：“你说你可怜那个娃儿，可你却是在听到四姨太上吊时哭的，你到底为谁流眼泪，能分得那么清吗？能说得清吗？”
陈秋儿看着夏满月，目光迷茫，不知道说什么好。
夏满月对大家说：“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都谈谈吧。”说罢，她又看看欧阳兰，说：“教导员，你说呢？”
欧阳兰说：“大家说吧。”
没等大家说话，她又补充说：“刚才营长说的，我都同意。”
欧阳兰觉得自己补充这么一句很有必要。那天开斗争大会前，在要不要把贺诚的两个姨太太拉到会场上批斗这个问题上，她和夏满月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她不主张把她们拉出去斗争，因为她认为两个姨太太并不是贺八爷家主事的，特别是四姨太，自嫁过来后，极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村民们对她知道得不多，她担心宗族关系还在天津卫起作用，如果群众对她们恨不起来，斗争不起来，与初衷适得其反。但夏满月却同意把她们拉出来。在红军干部和农会委员的联合会议上，最先提出把两个姨太太拉出来批斗的是农会委员徐素贞，其他委员表示支持，这比起当初他们表现出对自己处境的麻木，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大大出乎夏满月和欧阳兰的预料。夏满月说农会五委员的意见很有代表性，这一点连她事先也没有想到，这说明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一旦被启发，就会迸发出极高的斗争热情，这时候，我们有责任帮群众把这把火轰轰烈烈地点起来，而不能成为她们的绊脚石。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在昨天斗争的大会现场，欧阳兰又亲眼目睹了群众对土豪的切肤仇恨，她感到事先自己的担心确实有点多余，这说明自己的阶级觉悟以及看问题的深度，与营长夏满月相比，还是有不少距离的。
此时，她觉得自己做个补充表态很重要。欧阳兰刚说完，田妹就举手说：“我发言。”田妹看看陈秋儿，脸微微涨红了，她说，“昨天，我也在台子上，当陈秋儿把那娃儿抱走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想，陈秋儿莫非疯了，她咋能这样做呢？大家也一样，台下的群众都瞪着眼睛，不知会场出了什么事。本来蛮热烈的会场，一下子冷了，就像泼了一盆冷水，半天没有一个人说话，死一样安静。陈秋儿，你说你在帮谁的忙？”
陈秋儿瞪着惊恐的眼睛，说：“……帮谁的忙？我只是抱走了那个娃儿……没帮谁的忙呀……”
田妹笑一下说：“也许你没想过要帮谁的忙，但你抱走了四姨太的娃儿，引起大家的同情，是不是客观上帮谁的忙呢？”“客观……”陈秋儿小声咀嚼着从田妹嘴里出来的这个词儿，不知所措，这词她第一次听说。
毛丑女接过来说：“四姨太上吊，这性质本来就是对抗斗争--她一直在对抗，昨天的大会上，不管你怎么问她，她都闭紧了嘴一个字也不说，顽固到底，横竖一吊子。她对群众对红军的仇恨，我从她眼睛里都能看出来。这样一个女土豪，死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陈秋儿呢？还为她哭，哭啥子呢？你的立场跑里去了？究竟是不是一个红军战士？”
陈秋儿低着头，无力地说着：“不……不是……”说着，吧嗒吧嗒掉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