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篇社论是在谁的羽翼下孵化出来的一只蛋。刘少奇却在“文革”中，因为这一只蛋，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视为自1956年6月起，便在精心孵化反毛的阴谋。罗德里克注意到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他，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位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负责人要刘少奇解释的许多问题中，没有这一点；刘少奇本人被迫作的3份交代中也没有这一点。或许能说明刘的态度的最重要表白，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他直言不讳地谴责那些对阻止1956年跃进负有责任的人，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时，他的用语说明他不可能也是其中之一。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或许是为了开脱刘少奇，1967年4月6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承认：“56年反冒进，我负有责任，我是检讨了的……”
周恩来之所以发出一个小心翼翼、却不失锋芒的声音，显然因为他是总理，他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即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陈云，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副总理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邓子恢，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等人，最清楚将他们精心编织的1956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方案给冲决得落花流水的“社会主义高潮”，将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些什么。
也不排除这样的原因：毛泽东无疑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他们宁愿上帝站在七彩祥云的高处，去光照寰宇，普渡众生，而不愿上帝走到尘世，将教会冷菜汤似地置于一边，直接去和信徒们沟通。他们感觉上帝已有插手人间烟火、冷淡教会的企图，而这片“人间烟火”正是经济领域，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教会”更是他们多年苦心孤旨构架出来，如今刚刚层次有别、运转有序的经济管理系统……
1956年严峻的经济形势，也强有力地支持着周恩来的声音--
从下半年开始，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陕西、河北、辽宁等省，先后出现农业合作社部分社员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少的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占5%。思想动荡、潜在的退社户，所占比例更大一些。
浙江省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达到了20%。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7万余户，并有102个社垮了台，个别地区形成群众性的退社风潮，有的要回入社的土地、耕牛，有的擅自到社里的鱼塘打鱼，有的把入社的土地翻锄，自行冬种，有的地方还不断发生殴打干部的行为。
在河南省的临汝、永城等12个县，退社、闹社现象多及278个社，700多个生产队，有的到乡、县、专区、省各级告状请愿，有的光天化日之下牵走社里的牲口，计划定得不切实际，有的私分了社里的粮食、种子、饲料，闹得严重的地方，恍若国民党又回来了，乡、社干部被打得不敢出门……
18个月之后，他在一次批评财政部的谈话中，仍愤愤难平地回顾了这三个字批语的内涵：“为什么我要读那些说我的东西呢？”
各地闹退社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系入社后收入明显减少所致，各省一般都有10%-20%的农户减少了收入。此外，生产计划脱离实际，种什么、怎么种，都得上面来安排。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里提出，在3到5年内，要生产并推广600万张双轮双铧犁，这是按开垦过西伯利亚处女地的苏式犁仿制的一种粗重的犁，在中国的南方，牲口没有足够的力气拉着它穿过潮湿的土地。因此，1956年上半年生产出的140万张犁，只分配出去10%，其中又仅有一半被社员实际应用。据说，邓子恢办公室对此下了个指示，即“毁犁还铁”，一下子有70万张犁被拖回去，化为了铁水……
还有，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强调：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社员的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白天劳作之后，晚上又安排扫盲，其结果往往是农民白天疲惫不堪，晚上也疲惫不堪。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财务不清，乃至动辄打人、骂人、捆人，一个社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作价偏低，给社员的感觉是社里的那把算盘，几近于当年地主收租时的粮斗。
最为社员不满的是，跳进河里洗澡，身上还可穿条裤衩，可要你进社，屋前几株散见的柳树、桃树，屋后一小块巴掌大的苇塘、鱼沟，也得从你身上给扒个精光……
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国家气象局给毛泽东送来了一条迥然不同于政治气象的自然气象报告--
重要的小麦生产省份吉林和黑龙江，遭受了自建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使计划的执行发生很大困难。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而河北、河南的水灾，比起1954年黄洋浩荡的水灾还要严重。惟一能让毛泽东感到稍许宽心的是，自5月末以来，尽管洪水、风暴、旱灾，恍若赶庙会一样在大江南北接踵而至，但就全国而言，其破坏力尚没有达到1954年的记录，全国只有7.1%的可耕地受到了影响。
更有让毛泽东的心揪得发紧的地方，这便是天高皇帝远的广西。当时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好似沉醉于邕江如诗如梦的水光山色之中，听喜不听忧，报喜不报忧，在愈演愈烈的灾情面前，未能采取有力的救灾措施，致使全省14700多农民流离失所，550多人活活饿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当即给有关人员分别以撤职、留党察看和行政记过处分。
城市的情况也不见美妙。首先，当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到了食物的供应。
这一篇由该报主编邓拓起草、经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胡乔木修改，最后由刘少奇审查通过的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怒，并在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为之耿耿于怀。其次，1956年投资的大规模增加，超过1955年投资的60%，工人的增加量一下比原计划多出了三倍，是因为它不但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更使城市负重不堪。此外，由于1956年干部、职工普加了一次工资，以及银行向农村、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成倍贷款，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压力。结果，1956年底和1957年初，城市里消费品普遍缺乏，迫使政府拿出了10%库存，削减了居民布匹和粮食的定量，机关、部队和学校也不得不减少15%-25%的炊事与取暖用煤……
毛泽东并不以为自己冒进，或许他以为这顶“冒进”的帽子，对自己正得其所哉：不“冒进”，怎能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地掀翻蒋家王朝？不“冒进”，又怎能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在一张“一穷二白”的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他毫不怀疑经过自己编撰的一部农民的百科全书，会有什么错页、漏页、倒页，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阻力，只能证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蛀虫，在疯狂地蛀咬装订起这部书的皮绳。
他不会对此袖手旁观，只要看看两年之后，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如农业发展纲要40条，集体化程度更高、公有制成分更彻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好似钢筋铁索一样穿起了这部书，便知道事情一旦涉及到了两军较量，两垒对峙，毛泽东的性格和意志，就是一把从不卷刃的刀子……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1956年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声音，保持了短暂的沉默。
9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指示针对前一阶段农村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方针和具体办法。其主要内容为：
开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生产；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积极、稳步、因地制宜地实行技术改革，推广先进经验，必须纠正计划过大、步骤过急因而导致强迫命令等错误做法；生产队、生产组过大的，应加以调整，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必须与当前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生产内容相适应。现有的大社凡不利于生产、多数社员要求分开的，应该适当分开；做好合作社的分配工作，贯彻执行互利政策，对林木、耕畜、农具和副业工具入社没有作价的要认真作价，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供产销的平衡问题，作价过低的要适当调整。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拂去那些星罗棋布般的统计数字，报告里透射出的依然是周恩来的语言风格与领导风格，即必须有积极的发展速度，但速度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地发展。
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只在开幕词中提到一句：“一步步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此外闭口不谈经济问题。
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大概交流了一下彼此意会的目光，一年多来他们一直悬着的心，此刻可以放回原处了。大概“上帝”感到了些许的疲倦，要打道回府了，此后在广袤的尘世间，“教会”又能每天正常地响起自己浑厚的钟声……
7被忽略的两次会议
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常常以为，没有苏共二十大，便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社论发表之前，刘少奇派人将清样送毛泽东批准时，毛只扫了一眼题目，便在天头上批道：“不看了”。
从时间上看，像是这么回事。前者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后者提出于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社论指出，并正式公布于5月26日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报告会。在这个会上，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提为《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共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这一新方针。
这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会议。第一个会议是这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第二个会议，是几乎与苏共二十大同时举行的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召开，着重讨论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
这两个会议温暖、湿润的子宫里，已经萌发出双百方针的躁动，并足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种冷冰冰的声音长期打磨下显得僵硬的耳朵，犹如柳芽一片向春雨里竖起来一样，鲜活地听到了这一躁动……
建国之初，毛泽东说过：苏联是只大乌龟，我们是只小乌龟，只要跟在后面慢慢爬就行了。这话里确有乍上了一片陌生的河岸，草深蔓卷，只有暂且依前迹而行的虔诚，但也有几分戏谑的成分。他怎会亦步亦趋？很快他对苏联模式便渐渐有了失望，并且在公开场合不时流露出来。
纵观他的批评言论，当前一方面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其焦点集中于苏联模式的“规范性”对人精神的压抑和束缚上：
他不满意法治，一个社会倘若只有靠铁青色的法律才能存在，那么理想和道德肯定失业，只好流落去前门外卖大碗茶。他讨厌繁文缛节的各种规章制度，它们将社会构架成了一座巨大的金字塔，每个人成了塔上一块动弹不得的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腐败与浪费，在上下自如的电梯上发出令人心悸的荡笑。他更反对形式化的教学和考试制度，如果他还想上学，又让他自己作出选择，他一定会去满黄土高坡上简陋的“抗大”、“鲁艺”、“西北公学”，而对高耸于列宁山上富丽堂皇的莫斯科大学嗤之以鼻……
有史为证：无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里，还是在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即使斯大林在毛泽东的眼里，被视为俄罗斯大地上一株伟岸的橡树，可在许多的问题上，后者的做法与前者的看法也大相径庭。何况今天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赫鲁晓夫无异于一个想砍倒这株橡树的侏儒，他怎会去接受这个“侏儒”的影响？
毛泽东有自己的一颗硕大的脑袋。
在这之前，还有周恩来一双无微不至的眼睛。
在1956年6月韩素音女士的那次采访中，周恩来谈到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境遇时，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也许他想起在有关的决策会议上情况并非如此而感到不安，也许是韩素音的脸上流露出了几分不信的神情--他停顿了一会，咽了口唾沫。突然，我感到他流露了一闪而过的悲伤，我瞥见他很快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痛苦。周说：
“我知道你了解我们最近在开展辩论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必须为一切领域里所有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提供辩论更为广泛的机会。没有对话，就没有沟通，没有理解……”（《周恩来和他的世纪1898--1988》）
犹如风了解森林，五谷了解土地，离愁了解爱情，死亡了解生命……
周恩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
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延安归来，斯诺曾十分激动地告诉西方世界：“周恩来是所有人中最杰出的一个，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和信仰都充分融合在他的行动之中。”
但毛泽东也是知识分子，可建国之后，对知识分子他几乎总在玩着猫作弄老鼠的把戏。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是知识分子，他们却有勇气将知识分子的肝胆给剁碎了，做成一笼笼的人肉包子卖，以在自己的政治收支表上不断添上血染的进项……
这也不仅因为1937至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期间，和1946年他作为三人停战委员会中共代表，先后在南京梅园新村、上海马思南路（现名思南路）107号调停内战期间，本来是要在5年、7年和12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在国统区广大的知识分子中开辟的“第二条战线”，以及随之建立的与知识分子的深厚友谊。
在这些地方，他不再是满脸的络腮胡子、一看便知是从马上下来的造反者，也不见一身臃肿的军装，脚上蒙着土灰，恍若刚走出延安窑洞的模样。他英俊的面容，潇洒的风度，宽广的襟怀，渊博的学识，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游刃有余的斗争艺术，以及对国际事务、国内形势的深刻了解，尤其是他对于民主的呼唤，他在中国的学者、记者、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及外国的外交官中反复重申的这句话：
目前的形势……需要有一种全国性的民主制度……我们希望在各阶层人士之中创造一种民主运动……
都汇聚出一种既典雅又现代、既浓烈又温柔、既奔放又安泰，既深沉又坦诚、既明晰又丰富的魅力，并通过他一身质地优良、做工讲究的西服时时透射出来，让凡接触过他的知识分子，大抵都痴迷不已，难以忘怀。
在某种意义上，周恩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