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他的魅力，才使得溃败于江西瑞金、颠仆于长征途中、最后在陕北的一片不毛之地找到立足点的共产党人，未被外部世界视作历朝历代犯上作乱、杀富济贫的草莽和流寇；而看成一支具有如铁的纪律、如火的激情并在理想光芒照耀下的民主力量，直至最终被中国的政治生活所接纳。
在很大程度上，周恩来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正是因为他的魅力，黄河之滨、宝塔山下，才在广大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心目中，蒙上了一层美丽的光环，视其为天新地新人新的香格里拉，并抛弃世俗看重的一切，千里迢迢投奔到延安的怀抱中来；
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投身于他在国统区所开辟的“第二条战线”，这正是被蒋介石和延安的中央政治局都忽视了的中间阶层，然而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最终的交战中，这却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蒋介石正是因为在他统治的后期，疏远乃至践踏知识分子的忧患与希冀，使民心的天平很快发生了对他不利的逆转，从而使毛泽东拿下一个个固若金汤的城池，犹如探囊取物……
此外，还不仅因为在建国以后，周恩来墨突不黔，席无暇暖，却总挤出时间与知识分子保持着联系。从党内知识分子到党外知识分子，从民主党派人士到无党派人士，从科学家、教授、学者到作家、艺术家……他所接触的知识分子，几乎遍及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各个领域。在禁卫森严的中南海里，他的住处兼办公室--西花厅，是接待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很早便有人在后面诋毁他：“周恩来总是和资产阶级人士打得火热。”
他倾听他们的建议和牢骚，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乃至婚姻，他也似乎更愿意和知识分子在一起，品茗聊天，听音乐看戏，或是在充满家庭的氛围中围桌小酌，以找回大脑里被繁重的国务活动与高层莫测的政治风云给掏空了的常人的感觉，不妨打个俗气些的比喻，他像个婚姻并不怎样圆满的女儿，从公公家回到了娘家……
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1951年盛夏，已当上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先生，去了庐山避暑。当他回到位于北京东单乃兹胡同的府第，不禁大吃一惊，原本房里铺着的花砖，一下全给换成了地板。他一了解，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给换上的，因为花砖地在冬天显得太冷……此后多少年里，家里每有客人来，他便要指着地板说：“共产党待我真好！”
吴祖光先生还提起这么件事，也是建国初期的一年秋天，中南海里像是一片金菊怒放的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请了老舍、曹禺和他三对夫妇到家来吃螃蟹。恰好当天晚上，他也在家里请客吃螃蟹，想想在这秋风起菊花香的日子，能想起请客品赏这在京城里少见的螃蟹，除非是心目中的挚情好友，否则谁会这么做呢？
他和新凤霞不能不匆匆地改自己的约，去赴周总理的约了。他依稀记得，那天晚上，周恩来自己还去厨房炒了一个家乡菜上桌，而且桌上的螃蟹远比自家的螃蟹个头小，也不热，想必这并不是他专享的，而是公家煮熟了统一配给的，吴祖光感觉到了周恩来身上一股浓浓的平民气息……
最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人比周恩来更清楚这个新生的国家需要知识分子，也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于知识分子在这个新生国家的境遇更感到焦灼不安。
圣西门有一个著名的《寓言》说：假如法国不幸地失去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和上万名大财主，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多大的不幸；但倘若法国优秀的物理、化学和数学方面的学者、军事与民用工程师、诗人、作家，突然各自损失50名，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但在中国，事情似乎颠倒了个。
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读懂这寓言的日子：
“1949年10月，周组成了他的内阁，即后来称之为国务院。内阁中50%的部长和副部长是党外人士，而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官员中党外人士占到40%。周总理曾说过：‘所有能为重建祖国做贡献的人都应该参加……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我们都欢迎。’”1988年，一位当年参加了政府工作的党外学者，对韩素音女士回忆了当年的情景后说：“那些日子真是令人神往，此时我们深信自己的一生都是光辉灿烂的”……
没有多久，民粹主义便拿这寓言去擦了自己的屁股。
一份关于政协地位的文件里这样写着：“在召开任何会议之前，应向所有党派通报会议的议事日程，只有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决定。”“然而，到了1955年，政协委员仅仅收到共产党已经做出的决定”，人们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同意，举手赞成。
“周曾想制定一个方案，使在政协和人大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具有优势，以便他们的票可以抵上12票，从而弥补数量上的不足”，政治上异常清醒的周恩来，竟也有天真的时候。他大约很快就明白，这无异于兔子去找老虎商量大森林里的民主规则……
不给权就不给权吧，那就让知识分子安安心心地埋头于自己的事业也罢。可还不行，怎么看也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钉在脚板上的一只鸡眼。五十年代中期，据统计，共产党70%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仅有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又只占1%。然而知识分子却必须接受比自己文化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
如果说，在中国封建的农民宗法社会里，便有仇视知识分子的传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炀帝以拒谏嗜杀遗臭于万年。唐代虽以开明见称，但也有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等人，均因诗文“语涉讽刺”引起龙颜不悦而先后遭贬。明末袁宗焕，虽以儒生身分执掌军权，戎马倥偬，保边卫国十余年，最后还是在朝廷一片“卖国贼”、“死有余辜”的狂喊声里，被崇祯皇帝处死。明清之际大兴文字狱，尤以清代康、雍、乾三朝为最烈，从康熙2年（1663年）到乾隆53年（1788年）的125年间，著名的文字狱就达107个……
那么，眼下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或海外关系，总的工资水平在五十年代要高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工资，阶级斗争的观念，以及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所培植起来的平均主义要求，便更是“强化了这种中世纪的愤恨”。在这种愤恨下，所谓对知识分子的“监督”与“指导”，不过更多地意味“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
“1953年以后，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对待，周最初的反应是隐藏在内心的忧虑不安，随后便公开表示自己的恼怒和愤慨”。他“召集了许多次会议和座谈会，试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在大学及其他机构遭到骚扰的材料。他得到了受过美国教育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党外著名作家茅盾、郭沫若以及其他人的帮助”。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周去找了毛，告诉他有关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忧虑。周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
（以上引言均摘自韩素音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1898--1988》，它们应该是被官方所认可的观点与材料。其理由是，此书非由国外出版后再翻译进国内，而是先由国内权威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再次，该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帮助，该书的责任编辑镡德山、廖心文两先生，本身就是该研究室的工作人员。）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周恩来急于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毛泽东是如何同意的呢？
诚然，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圣西门的《寓言》的，在他眼里只有失去理想、革命精神以及无产阶级主动把握的阶级斗争，中国才会真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可也许正因为他膨胀了它们的作用，才认为通过建国这些年来的一系列运动、批判、斗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改造，让他们再瑟缩于梁上，做一个上不入天、下不落地的“君子”，不但是对他们的苛求，也是对具有深厚道义力量的共和国的丑化。该让“梁上君子”们下来了，并在地上给他们一个合适的位置……
还不排除如是的意思：1949年1月，当解放战争的隆隆春雷，开始由中国的北方向南方挺进之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便作了这样的预言：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这是一个古老得已长出青苔、发出磷光的轮回。毛泽东立志要率领自己的队伍走出这个轮回，但总是有人被青苔所纠缠，被磷光所吸引。
建国以来，最让毛泽东震怵的，无疑是刘青山、张子善的大贪污案了，两人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灾区造船贷款、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万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机关生产”。两人还勾结不法奸商，投机倒把，使国家资产损失达21亿元。案发时，他们用于个人生活腐化的贪污款多达37825元，这在当时对于一般的工人、农民来说，是一个操劳终生也换不来的天文数字。毛泽东可不是孔明挥泪斩马谡，他怒眼圆睁，肝胆陡立，拈起桌上的那管狼毫，当即便在华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上，几笔结果了这两位天津市委前任书记与现任书记的性命……
“三反”斗争中，毛泽东曾要求对全党的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他强调其中有些也应开除出党。至1953年6月底，经过整顿，全国有238000人被开除党籍，9万人被劝告退党。
某些党内干部的骄横，正是在与知识分子的对比中滋生的，他们的贪婪与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知识分子的缄默里，像夏夜潮湿暗处的蟑螂一样繁殖开来。
毛泽东深谙以夷治夷，犹如“文革”中，他起初以几个笔杆子来制约几个枪杆子，当枪杆子在庐山上被他一举摧毁之后，他又还让这几个理论上左得可爱的书生，制约起几个实践上总右得令他担心的政府元老。眼下，他是否会这般想：何不声张起知识分子被敲得焉焉的兴致来，以此制约党内某些总也走不出水泊梁山的“好汉”？
我想，毛泽东还有这样的考虑--
中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眼前一个如此庞大、纷繁的控制体制。纵的方面，是党的系统，由刘少奇在控制。他犹如一个年轻力壮的推土机司机，不知疲倦地将党的意志、党的声音，推向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在他的眼里，党似乎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党不但是神圣的，革命的，而且还是无所不能的。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几乎任何一件事情，若不通过党的审视，它肯定来历可疑；不经过党的指点，它必将寸步难行。
毛泽东显然不把党看得如此神圣。对此，他在“文革”中大大地嘲讽了刘少奇，他仅写了一张大字报，上了几回天安门，便发动起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弹指之间，让刘少奇和他的各级“司令部”成了秋风里的簌簌黄叶……
与刘少奇的以党治国相比，周恩来更像个“专家治国”论者。
虽然周从未打出这个口号，但对这个自上而下日渐僵化的党的系统，他的心里一定有着某些保留。他不会去顶撞个子高大的刘少奇同样高大的“神圣感”，他的办法是在这个纵的系统边，建立起一套横向协调系统，即他自己的行政系统。通过尽可能地吸收党外的专家、学者进这个系统，以便使整个的控制体制，不但建立在意识形态上，也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不但是绝对的，也是科学的，不但是强有力的，也是充满弹性的……
与同对刘少奇的“神圣感”不以为然一般，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番煞费苦心，看来也大谬不然。在他眼里，虽经过周恩来的修修补补，这体制还是苏联模式的翻版。此外，十有八九，更让他感到不快的是，在这两个系统犹如巨大的齿轮时而咬合、时而磨擦的过程中，他的权力在不断地被磨损，官僚主义则好似润滑油一样，从这过程里嗤嗤地冒出来。
1954年以前，毛泽东有权发布法令、政令，废除和修改政府决定，任命总理和所有重要官员，处理战争与和平等事项，而现在党和行政系统林林总总的各部、委员会、办公室，好似雨后大森林里冒出来的五颜六色的蘑菇，让他感到越来越陌生，而且在这些“蘑菇”的充塞下，他离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也愈加遥远，连近在一箭之遥的《人民日报》上发篇社论，也得先经刘少奇看了……或许，毛泽东正这样想过：知识分子热情的被调动，全社会上下一定程度对话气氛的形成，不正有利于对日益官僚化、并渐远于自己领导的那个庞大、纷繁体制的冲击吗？
颇像是周恩来来找毛泽东借钱，后者却盯上了前者的口袋。
周恩来不会料到这将最终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只是为当时毛泽东支持他为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而感到了欣慰。于是，呼号的北风抖擞着塞北的黄沙，还在一阵阵地扑向紫禁城巍峨的琉璃飞檐之时，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头，涌起了一片绿茸茸的希望……
在1月，在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他强调--
“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笔者注：顺便说一句，二十二年后，当饱经劫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热泪盈眶地聆听邓小平再说这句话时，他们以为这是属于邓小平的版权。）
“用粗暴的办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的人虽然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错误，但是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
毛泽东最后一天到了会，以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表示自己对这项新政策的支持。他在讲话中号召全党：
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团结党外的知识分子，为早日达到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在3月3日结束的全国第五次统战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