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争总要因地因时，总有低潮、高潮和间歇，无疑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由此，总带有韬晦与心机的痕迹；文化形态上的冲突，则是本能的，经常性地表现于一抬手、一投足之间的排斥。在影响力方面，前者波及最厉害的是中国的权力中枢，而后者犹如两团巨大的各带正负电子的乌云相撞，引起了中国土地和山河的震荡……
我想，刘少奇能不时感到自己身上由毛泽东投射过来的第三只眼睛；而周恩来心头，永远有一片挥之不去的毛泽东的浓重阴影。
早在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次著名的延安之行里，便有了对毛、周泾渭分明的印象--“毛是活动家，原动力，创始者，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师。他不安于长时期的稳定，而且对变化的速度从不满足，但他是重实际的，能够以极大的耐心分阶段地达到目标。
“周喜欢具体执行一项计划（毛则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我们便能体察在“文革”中，周恩来对刘少奇的遭际既有同情、又感某种解脱的微妙心境……
也不因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心存芥蒂，前者对后者便像对刘少奇一样，面孔日渐秋风黑云，手中日渐剑拔弩张。周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把不切实际的东西丢掉，并且没有四张王牌决不冒险赌博。当革命的钟摆达到平稳之点时，周的工作最为精采。他是建筑师，不是诗人。”（《斯诺在中国》）斯诺的印象大抵是准确的。不过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另一个则是不为任何教条所束缚、只为幻想与心潮所逐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现实主义者周恩来，毛泽东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此作了某些修正：也许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远不如他早年希冀的那般圣洁、辉煌，也许是暮色愈来愈逼近他生命的窗口，他日益沉溺于自己心灵里那个虚幻、还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世界。他也日益变得像个反复无常的孩子，刚刚还想搭所房子，积木搭到一半，一气推了，又想搭个别的什么东西……
让我们回到1956年。
这一年4月，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华人、自己加入了英国籍的作家韩素音女士，自1949年底以后第一次来到中国。1941年在重庆她访问过周恩来，这次来中国，她准备了许多问题要采访周恩来，其中一半的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党派参加政府的可能性。6月25日，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自己的家里接受了她的采访。韩素音注意到：
十五年之后，周看上去并不显老。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浑身上下焕发着乐观和自信。在以后的十九年里，我又见到他十几次，并与他进行了九次长谈。但是只有一次我看见他像1956年6月那样兴高采烈，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了。那一次就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88》）
这是一次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被韩素音女士称之为“改变了我的一生”的采访，从此，周恩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学者，她对周恩来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与景仰。
在这里，我们与其去注意周恩来说了些什么，不如去研究有着良好修养的他，为什么会在这时表现出他毕生罕见的“兴高采烈”，乃至“有点欣喜若狂”？
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不会有自己的私敌，他也不会去醉心于一己的私利。正常的逻辑应该是，这时“革命的钟摆”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平稳之点，周恩来可以走出心中的那片阴影，去从事“建筑师”的“精采的工作”，并醉心于脚手架上日日攀升的共和国……
那么，1956年，在中国，在世界，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在1956年，对毛泽东来说，由他发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严重受挫，大概是令他第一件气馁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毛泽东毕生对工业不熟悉，只熟悉打仗、意识形态和农业，也许是因为他对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渐渐感到了失望，他的目光又再度投向了农民。似乎他想以广袤的原野为战场，后者便成了周恩来的盟友。但这又不意味着，毛泽东缺少对周恩来银针般的警惕。毛、刘均来自湖南的农村，再打上一个“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然后以社会主义的生机勃勃的农村，去包围正被法理型苏联管理模式压抑得透不过气来、还被它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城市，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来……
毛泽东太了解农民，中国革命的胜利正在于一开始便抓住了农民的根本要求--土地问题。他又太不了解自己的父老乡亲：犹如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一过门，丈夫和老子，他就一块儿给当了；农民一旦土地分到了手，他们的经济要求和民主要求便一起给解决了。除了希冀自然界的风调雨顺和行政权力的不横加干涉，他们不会再要求什么东西。
从此，土地将掏空他们的汗水、心血，他们的智慧、狡黠，他们的黎明与夕照，以及能走动路的全部日子。他们则在土地上一茬茬耕耘天伦的和谐有序，一回回播种发家致富的强烈冲动和欲望。如同无法想象地下没有巢穴的虎豹，天上没有窝垒的燕子，他们也无法想象失去自己土地的农民。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真理、荣誉，意味着家庭的维系、子子孙孙繁衍下去的根基，还意味着一部大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从来没有社会主义的烫金封面，也从来不被集体生产所装订，都注意到了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时起时伏的斗争，里面记载的只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小私有观念和狭隘心理，以及对小私有制和小生产方式侵犯的种种抗拒……
中国的亿万农民在一片冲天的火海里烧毁了地主的地契，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证之后，未等收上几茬庄稼，便发现怀里的土地证扑簌簌响了，恍若有了艳遇的鸟儿要飞了。因为小农经济是一种相当脆弱的经济力量，缺乏对天灾人祸的承受力和抵抗力，少数贫苦农民要求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以克服生产上的困难和防止经济上的破产。对于贫苦农民的这一要求，共产党理应给予支持和扶植。可局部的要求被视为普遍的愿望，中国农村的上空，很快有了一场遮天蔽日的驱“鸟”运动。
在浙江省，1954年才有农业生产合作社3800个，第二年便发展到55000个，一下子膨胀了十五倍！由于合作化运动的盲进，造成农村人心浮动，干群关系紧张，更严重的是，自1954年年底以来，农村出现了“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却大抵忽略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或隐或现的冲突。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三角关系：
在变幻莫测、风诡云谲、几乎从未消停的党内斗争中，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等情况……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紧急指示，认为以上情况，“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对此，中央指示除了适当减轻粮食征购任务外，应把农村合作化的步骤再放慢一些，以缓和当前农村紧张情况，安定农民的紧张情绪。几天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说道：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3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向浙江省委发出电报，建议浙江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中央农村工作部并与中央第二办公室共同派人到浙江了解情况，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是忠诚的理想主义者，帮助省委整顿农业社。结果，农业社由53114个，收缩到37507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30%退到18.6%。加上其他省收缩共约5000个，全国总计缩减合作社两万个左右。
大约可以说毛、刘之间隐隐存在权力之争的影子，而毛、周之间表现的则多是文化形态的冲突。
仅仅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生产力的暴动”弃之于脑后。他看到的是农民，正在自己的一部历经岁月变迁、已经发黄、脱页的百科全书上，印上社会主义的烫金封面，并以当年“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软又香”、一起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激情，在殷殷翘首集体生产的装订机给它装订成册。两人虽如阴阳相克，又如阴阳相依，由此便能理解在“文革”的惊涛骇浪里，刘少奇为什么死于非命，周恩来多少回如履薄冰却得以善终。他的心理误差还使他多看到一个0，即全国被缩减的合作社不是两万个，而是二十万个……
7月下旬，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里，他一改自己上半年赞成过的缩减方针，以全国被一刀砍去二十万个合作社为由，对当时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陈正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口气之愤慨，言辞之激烈，6“上帝”打道回府
在1956年，讽喻之辛辣，与会者无不感到震惊。毛泽东又找回了那种个人魅力型领袖的感觉，他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智大勇者，既能发现和唤起群众的巨大热情，又能征伐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
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和按语里写道，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可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顽症，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这些人思想上极其顽固保守，行动上则像个“小脚女人”，但是一经领袖的巨掌将他们从前进的道路上一把掀开，1955年上半年还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下半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高潮”出现了：
千万户农民抛弃世世代代熟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入合作社，走上一条新的集体生产的道路，这是大海的怒涛，两人的家乡仅隔着一座大山，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后头”……
如同将千万农户怀着痛苦和敬畏的心情，在不敢当“妖魔鬼怪”、“小脚女人”及“绊脚石”的各级干部铁了心地驱赶下，勉强地带着小块的土地和不多的生产资料涌进合作社，被视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又将从鹭鸶腿上好容易割下来的一点点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思想泛滥”，在《严重的教训》一文里，他列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人做贩鸡生意，“拿一百元买鸡一百二十只”，如此几乎白送的价钱，恰恰证明当时商品的流通几近一条鱼要在墙壁里游泳；
第二个人因为口袋里有了几个钱，“瞒着社里贩卖牲口”，未写具体数量，大约这数量写出来，也会让人觉得可怜；
第三个人是“把自己价值三百多元的好驴子卖掉，用一百二十元买了一条瘦牛，余下钱来搞商业投机”，区区这点亦农亦商的经济头脑，两人也就操着同一口乡音，就被拎出来示众，足以让今天坐着“奔驶”、“宝马”、动辄便谈上千万元大买卖的农民企业家们，自感若生逢彼时，自家的“罪恶”被枪毙二十回也够了……
对此，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即依靠行政手段和所谓思想教育的道德说教，像扑灭蝗虫一样去扑灭中国的田野里任何一点商品经济的残余，从而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此刻，犹如当年他在地平线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航船胜利的桅杆一样，他在该书序言里，充满豪情预言道：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O年，就可以基本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1956年1月10日至2月7日，第三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由于毛泽东骇然变色，批判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被扩大到全国各条战线，在此氛围里，1956年工业产值、农业产量、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社会商业零售总额等控制数字，纷纷加码，一时间，并不因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心怀戒备，方方面面“试与天公竟比高”，连体育界也在批“妖魔鬼怪”，决心在两三年内在若干项目上夺取世界冠军……
此会结束的次日，中南海里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这是一个精明练达、老于世故的声音。如同“文革”中，它至少在来自全国各地的自命不凡的红卫兵面前，响起过100次以上，它称他们是“敢想、敢干的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的抚育下茁壮成长”，然后便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毛泽东思想。它也随主人晃动红宝书的手臂，喊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实际上却在给江青激进味儿浓得似咖啡的话里兑上一杯杯水；眼下它也是这样，决不去和毛泽东威严的声音相撞，它声东击西，或是将毛的话照单接受过来，然后一点点“偷工减料”
这便是属于周恩来的声音。
在2月8日的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说：
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不过一个是教条型的理想主义者，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个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也在此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内称：
在扫除了右倾保守思想的障碍以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像潮水一样奔腾前进，超过了原有的预料。所以毛泽东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它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明显地呼应着周恩来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