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没经历过这样的感受，很小的时候，我就体验过这种未知的恐惧。那还是在中国，我才八九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处在物质贫乏的大环境下，生活中各种条件可比不上现在。像我这样大的孩子们，因为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任何有意思的玩意，甚至连一个布玩具都是一种奢望，所以他们都在飞舞着漫天尘土的泥土运动场上滚铁环和玩弹珠。因为老被那些大孩子欺负，我连那些消遣的权利都失去了，于是我只得看书，我整天都看那些我几乎看不懂的书。看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眼前的世界变模糊了，所有东西我都必须凑很近才能看清楚，我害怕不久之后我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因为想逃避父母的担心，我一直没有向他们公开这个恐惧。最后，直到学校组织的一次体检，老师惊讶地把我严重的近视告诉了父母，这才拨开了这层恐惧的迷雾。不久前（应该是最后一次）我和父亲母亲的越洋电话中——他们借口听不懂英语，无论如何都不肯随我到美国过日子（如今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固执地想留在国内终老——声音因为苍老而颤抖的越发厉害的父母听说我为了迎接喜事于是换了一副新的金边眼镜后，还饶有兴致地轮流在电话听筒前讲我还是小孩子时闹的那个笑话，当时，我充满恐惧地对围在我周围的爸爸妈妈以及老师说，眼里闪烁着倔强的泪光，“我怕我会失明！”他们都大笑了起来。见我哭个不停，妈妈摸了摸我的头，手指了指老师鼻梁上的眼镜，似乎担心我听不清，她缓慢而温柔地说：“别怕，戴上这个，你面前的世界就清晰了，不会再有看不见的恐惧。”
母亲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以至于让我铭记这句不起眼的话直到现在，因此我把戴眼镜看作是一个神圣的仪式，我戴上它意味着我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晰了。那些我不知道的危险，比如天上落下来的一块石头，那些我未知的恐惧，比如远处朝我飞奔过来的被激怒的猎狗，都因为我在很远的地方看得一清二楚而离我远远的。任何恐惧只要能被预见就不足以称为恐惧，因为你能在它到来之前——猎狗的撕咬，飞石的击打——因为知道了它的轨迹而避开它。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开，那就是死亡。我戴上了眼镜，将它看得明明白白，却不能避开它。这才是真正的恐惧，所有人都只能等它慢慢降临。
活在现在的我们总是会思考许多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死亡，我有的同事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的，哲学里面有个部分就是关于死亡的。首先，我们暂且不管这些人脑子是否太过疯狂，有一个问题必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专门投入时间思考过的，每一个失眠而无聊透顶的夜晚，我们平躺着浑身无力地盯着天花板，思绪漫无目的地飘到这个问题上，做短暂甚至长久的停留，那就是：人死后会到什么地方去，那个地方又是什么样的？我对此做过猜测，但最终无功而返，我的那些同事也都秉持着学术精神，在死亡的哲学命题的外围兜圈，不过我可知道一件事实，人们到最后会发现自己除了死亡，便什么也没思考过。在身体抽搐着死去的那一刻，有多少人心中会充满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死亡的遐想，而又有多少人关心身旁已失声痛哭的亲人？也许谁都不知道（现在，我负责地透露给各位一些被禁止传送的信息，以此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死亡并没有各位想的那么令人害怕，只是过程叫人难以接受，那些抽搐、僵硬和慢慢丧失所有感觉，就像人的灵魂像水一样缓缓渗入地下一样，一切都很不舒服，还有萦绕在这个全然不同的世界里的恐惧和阴森，让我至今难以适应。你们关心的是人死后来到的那个地方吗？我差点忘记了透露这点重要的信息。这里是多样的，是个多元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世界，但这些地方都同属于死亡。我也不知道在这儿我是否混入了他人的世界。这个答案肯定让你们不满意，我早就知道你们会这样刁难我，于是我准备了一个故事，那还是我在世的时候出于对宗教的兴趣，在一本好像是伊斯兰教的经卷上看到的：很久之前，一个人和你们一样怀有对死亡的疑问，他甚至比我们更想弄清楚人死后会来到什么地方，于是他跑到一个战场上寻找有没有还在苟延残喘的战士，这些战士一般都是从死亡的边缘逃脱的，他想问他们那个世界的模样。他耗尽了力气，没有找到这样的战士。然而，帖木儿汗国的士兵误以为他是敌方的士兵，没有一番辩解和辨识，便用刀一下子将他劈成了两半。于是那个悲惨的好奇者到了地狱后，就认为那个地方的人都是被劈成两半的人。现在，你们对这个答案都满意了吧？）。
于是我们来到这天那个悲哀的场景，我结束了上午满满的课程（整整四个小时的比较文学课），按照工作安排，我得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一场会议，讨论医疗保险的细则和具体实施办法。杵着拐杖的温文尔雅的吉尔伯特（Gilbert）校长在长桌一头发表讲话，他的左侧坐着时不时埋下头、阴沉着脸的副校长，菲利普（Philip）。校长年过七旬，身子单薄，仿佛在平静的空气中随时都要倒下似的，然而他抑扬顿挫的富有音乐感的发音在我耳边像活泼的音符似的跳跃。这时候我没想其他的事，尽管生活拮据，但我已经准备好了那笔保险金。毫无疑问，吉尔伯特校长对得起他那副好嗓音，他是个好心人，对任何人都照顾有加，这其中也包括我。校长还在发表着大段讲话，他说我们几天之后会去医院接受一次体检，他说他很明白我们这些不再年轻的伙伴们的苦衷。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发音越来越变得像一首动听的曲子，像是一支催眠曲。温暖，轻柔，恬静，像母亲爱抚着我的头的手掌。我自然而然地接受周围这奇怪的改变，世界变得安静，这个阶段里，虚弱的吉尔伯特校长有一会儿似乎停止了讲话，只见我身边的同事们突然在七嘴八舌的讨论，随后校长又讲了几句，他笑了，我的同事们又不约而同地用手掌拍来拍去。一张一合的嘴，摇头晃脑的交谈，还有振动频率近乎一致的鼓掌。我什么也听不见，而我却如此平静，仿佛这是个沉睡的世界，又或者是我清晰的梦。催眠曲还在继续，视线里所有人的面孔都不断扭曲。
我睡着了？这世上还有这么无力的沉睡吗？作为一个文学教授，我还是相信的，它只会在文学作品里出现。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入睡，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但它又跟睡眠是那么的相似，连步骤都是照搬过去的。我的脑袋在飞速地运转，就好像接下来我的思考就将停滞似的。我知道，现在是介于清醒和浅睡眠那个迷糊的阶段，而下面我将要接受的审判程序，就是跌入浅睡眠的地洞，然后失去意识。因为这次入睡并不是我的主观意愿，或许把它称作昏倒更为合适。慢慢地，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脱离了我的灵魂而存在，他正在缓缓下滑，在我们所坐的漆木椅子上一点点向下滑，这椅子就像是一块光滑无比的石头表面似的。不是我想往下滑，而是我根本控制不住，空间的重力仿佛颠倒了。一般人遇上这种改变世界结构的奇异现象，肯定会大声呼叫求救，甚至丧失理智，而我却始终保持着安静。我只能感觉到我张着嘴，咽喉部的肌肉一直在紧张，但根本无法颤动。在整个可怕的过程中，伴随着这一切的（甚至要从我步入会场开始），是我右腹那儿的老毛病。那一阵阵的混合了各种感觉的疼似乎变得更厉害了，要不是它的存在，我可能早就昏死过去了。
我的同事们觉察到了我的异样，那时我正在脱离一切重力地往下滑，当然他们不是同时发现的，他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最先发现我昏过去向地上滑去的是我的邻座，我记得我可能头一歪打到了他的肩上。我和他有过几面之缘，是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化学系教授。虽然他很老了，但还有一副强壮的体格，他惊讶地张大嘴瞪着我，也许是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等他反应过来，他便迅速用一只手挽住我的胳膊，使出全身力气（这我感觉得到）把我往上拉，试图把我扔到会议桌上。他可能感到疲倦乏力，我又要再度下滑，于是他大喊了一声。当然，所有人都朝我们这个方向看，看到了我的惨状，或者说滑稽的模样比较合适。接着，所有人都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似的逐次慌乱起来，隔我近的，都跑到我身边来扶我，我很快就又端坐在了椅子上，耷拉着脑袋；隔我远的呢，他们似乎觉得这样的场面几个人就足够了，就站起来，一手扶着椅子的椅背，规矩地把椅子推到了桌子底下，看上去他们想离开，但是他们没有，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的眼前尽是拉扯得变了形的西装，我的脑袋随着他们的推搡忽上忽下。可我还是看到了几个隔我比较远，因此并没有赶过来搭救我的人。我只看清了两个，他们是两位校长，吉尔伯特和菲利普。吉尔伯特被助手搀扶着，他不停跺着手杖，看上去挺激动；而菲利普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四十多岁，年轻有为，全身上下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但性格并不好，冷漠而又孤傲。在我印象中，菲利普总是不苟言笑，他此时正用深邃的目光盯着我。
后来等我清醒过来后回忆这段不堪的记忆，它不仅让我遭到了那些和我观点不同的同事们长久的嘲笑，还替我拉开了一次审判的序幕。我可以发现，至少到那个时刻为止——菲利普的目光深邃地看着我——我还是清醒的。然而一秒钟都不到，我的眼前就像家里突然间停了电一样，播放着节目的电视屏幕画面由四周向中间迅速消失，最终合成一条亮白的细线。接着一声机械的巨响，电视屏幕归于黑暗，我的眼前也趋于黑暗，眼球也停止了转动。至此，我彻底昏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