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算有了时间去做一个全身检查。过去十个月来，我感觉自己身体的各项机能在逐渐衰退，像老旧的引擎即将报废：我的眼睛逐渐花了，身体也随之老化。走路、运动、思维，完成它们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右上腹不时隐隐作痛，但力度还不至于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不过还才中年而已，但在这个黄金年龄我却率先变老了。按医生的话说，这可能是现代人常有的“亚健康”状态，即感觉精力不如以前，身体某个地方总是莫名的疼痛。这是有原因的。这段时间以来，我的工作突然变得很忙。某一天清晨，我光着身子站在卫生间镜子面前审视自己浮肿的躯体，突然意识到自己该休息休息了。然而，该承担的工作总是推脱不掉的，何况我的情形有所不同。有时候，我会想，也许这所名气不大的美国大学根本没有属于我的位置。我在这里取得了教授的职位，但就像有些国家的元首只是个虚名一样，却没有获得教授应有的悠闲。忙碌的工作始终困扰着我，在这里，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亲自去做，甚至包括安排课程和选定教室。而这时候，又正值学期中段，我得忙着批改学生的论文。除此之外，还得应付为不太理想的成绩不断登门求情的学生。
正如之前所说，我的情形有所不同。任何一名本土的教授都不会有这样的特殊待遇，能享受到这样待遇的只能是外籍人士（欧洲的当然不算）。在我们学校任意一个地方，不论是傍晚时分，覆盖着若有若无的橘色的田径场，还是在充满科技感和艺术构想的图书馆，甚至是坐满了慵懒的学生的快餐厅，因为身份的歧视而爆发的冲突此起彼伏。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美国历史上那次最严重的种族暴乱（一九六七年，新泽西纽瓦克的黑人暴乱）的遗留物。那些遭到歧视和敌视的可怜人，一般都来自印度或中东，大多都是政治敏感的原因。我也听到不少中国学生抱怨他们在无形之中受到了歧视或不公的对待（比如对方冷淡的态度），我大可把它认定为种族歧视，因为我也来自中国。现在你知道我的不容易了，我劳累我的身体，费尽我的心智，离开我的亲人，来到美国的一所大学取得现在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而现在，我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我年轻时候奋斗时所做的事，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何必又再忍受一次折磨？这么做只会让我失去生活的兴趣，但有时候想到自己的无奈，我又会抿嘴嗤笑自己：我还没有出现自杀倾向，说明我还没对这脆弱而又重复的生活失去兴趣（现在，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思考，思考是一个文学教授所必须的技能，用来思考对洛丽塔的扭曲的痛苦之爱，用来思考菲利普·罗斯脑子里源源不断的女性，而我发自内心地喜欢它。我当初怎么会那么天真的笑自己呢，难道我不曾发现人是那么的渺小，除了自己还有那么多的掌控者使自己死去吗？上帝和死神对生命的掌控力是一样的，称呼听起来不一样而已，真的。人类本身只是排在最后的刽子手，真主说，自杀是可耻的。）
人有时候不能把身份和种族拿来解释任何挫折，这是每一个有自尊、有奋斗心的人都懂的道理，正因为如此，尽管我非常想把这条理由拿来解释一切，安慰我心里所有受到创伤的地方，但我最后还是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隔壁教室的印度工科学生都活得那么风风火火。来了美国这么多年，我逐渐能毫无障碍甚至流畅地阅读那些英美文学。人们的说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呢？这些对我来说也已经不成问题，我能直接和准确地理解到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唯一对我来说困难的是表达，我想到很多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那就是阅读和听课都没有障碍，但就是听和说不能同步，这说明他们的口语存在问题，无法用英语进行思考。而我的苦恼，听上去像是口语问题，事实上我除了有点固有口音外，说的方面我问题不大，我只是不善于表达，换成中文也是一样的，因此我经常在日常学术交流和研讨会上的讨论中遭到同事们的嘲笑和孤立，这和我与他们观点不一也有一定关系。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美国的教授可不像中国教授那么正儿八经。就连在日常生活中，我也经常犯表达方面的错误，有一次，因为下午即将有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文学的研讨会，而我在办公室里批阅作业以至于时间晚了，所以便急匆匆地走出充满光污染的教学楼，到几百米远的餐厅去买点食物对付一下。因为过了用餐时间，里面人很少，唯一几个顾客还是趴在餐桌上做作业和睡觉的。为我点餐的是一个学生模样的白人男孩，估计是来做兼职的，忧郁的淡蓝色眼睛和一头红发很不搭，工作帽把他的长发压得在他耳边飞扬，样子看上去很不羁。
“你好，先生，需要些什么？”他问，头也不抬。
我记得我把想吃的告诉了他，整个过程我有点结巴，表达并不顺畅，然后就若无其事地等在那里，闭上眼想着即将开始的研讨会我要讲的内容。
他呆滞了一下，我现在想着他注视我闭着眼时的画面，觉得当时他可能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随后，我睁开了眼，看到了他正歪着头看着我。突然，他面露不悦，说：“嗨，先生，我不知道你那可怜的喜好和你胃的构成，我是新来的，但我们这儿确实没有那个什么混蛋冷冻油脂汉堡（grilled cheeseburger）。先生，对不起。”
我这才如梦初醒，我想要吃的是烤干酪汉堡（chilled grease burger），不是那个奇怪的东西。“先生，你刚刚就是点的那个。”可那个营业员却这么说。于是，这只能是我的问题，而且这两个词的发音是如此相近，我的表达又欠佳，思维也不在食物上，我把它们给说错了。最后，我向那个高傲的学生营业员道了歉（我遭到了并不严重的侮辱，但道歉的却还是我），提着汉堡面无表情地走出餐厅。一路上我边走边吃，我吃得很快，仿佛在吞下一种耻辱，走到研讨会会场时我刚好吃完。
这还只是我庞大生活的一个缩影，由此可以看出除了学术上的纷争之外，我的表达欠佳——这似乎也是中国人的常态，同时我也是个谦逊之人——也让我的那些同事们嘲笑我。这让我的学生们认为我是个容易说话的老师，还让学校领导觉得我是个在每一个关系到我利益的问题上最易妥协的人。学生时代的我生活一片宁静，然而随着我没日没夜的奋斗，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成功了，却涌现出了这么多问题。
好吧，现在回到我的身体上，这终究是我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我接下来所有苦恼也都会消失。通常人们发觉自己的病灶是通过身体的突变，比如身体某部分剧烈的疼痛或者突然失去知觉，而我却不是这样的。这是个缓慢的过程，中间虽然也有右上腹的疼痛，但那是最轻微的，甚至比不上一只蚊虫的叮咬（说实话，我很奇怪这样的症状，它极不正常）。因此，在那段现在看来被上帝玩弄的日子里，操控着我那将要失去控制的生活轨迹的，是一片未知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