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审的结果下来了，没有他。他心平，认为自己初出茅庐，不急。第二年他的课题成果显而易见地更有说服力了，这时他更有把握地上报了材料。不久结果又下来了，还是没有他。接下去是第三年，第四年……这时候他的手术数量已累计数千例了。
第四次的申报总算没有落空。然而，让他窝心的是自己的课题并不是在中医科学院系统内立的项，而是在一个留学回国人员非教育系统的科技活动基金评审中获得认可。“从1993年申报到1997年，中这个课题多难呀！”
中标的课题费是一万元。“但我很高兴”，毕竟这是社会第一次接纳了他。
不是才四年么，其实温建民竟是做足了准备，“一年年，我一次次的报，失败了，我再报，通不过，我还报，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就报……”今天他说这番话时，吐露的每一个字依然让人听着心酸。他的理由是“我的方法能造福于人”。难得有这份自信！这里面不单单是对自我的肯定，似乎更大程度是出于对社会责任的考虑。
温建民固执的性格反映出来的是内在的定力。他把事物看得很开，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不一样就必然不被理解，这是自然规律。“你要有足够的耐心，你要相信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总会有人认可你，只是看你能不能坚持到那一天。”很多人一生中也可能遇到过各种机会，但是他或者没有抓住，或者抓住了没有坚持，或者坚持了因为暂时挫败而匆匆告退。
1997年中标之后他便有资格接着申报课题奖，但是每个人做学问的态度不一样。他考虑，一种新方法才四年时间还太短，很需要进一步丰满和充实，这样他又自觉地沉寂了三年。时间到了2000年。这一次评审的负责人是著名的骨科专家王树寰教授。老人一看，这份材料很好，充分、扎实。于是2001年此项目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据说温建民下一个课题是拇外翻基因研究。美国人很看好这个课题，有意与他合作。“我不干。这一合作将使我国有关拇外翻的基因信息流到国外去了。”他一如当初那股韧劲儿，“我有这么好的课题，拥有这么庞大的人文资源，不急，我攒着，等着”。
戴着钢盔帽用脑袋把墙壁撞出个大窟窿，这就是突破
十几年前，还很年轻的温建民即可以理性地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漠视。他说，第一当时我的影响不够；第二我的方法太离奇，人家认为你截了骨头后可以不做内固定，也不做外固定，病人手术后就能下地，而且还不影响骨头生长……跟胡说八道一样，根本不可能。
温建民承认假如他之前没有学中医，没有秉承尚天裕老先生的小夹板理论体系，没有国外三年的临床操作经历，这样的技术设计他是连想都想不到的。
包括现在他讲学，有些西医学生依然持置疑态度，温建民说“没有问题，我有这么多的病人可以告诉你，这是最好的说明。”为了证实这番话，他做过而且一直在做着解剖学的研究，甚至吃透了这块骨骼的特殊结构，然后他运用中医的理念和西医的手术，才创造出这般“离奇”的结果。
温建民认为，我们很多医生悲哀就悲哀在这里，他只关注局部的研究，从整体解剖到局部解剖，从分子水平到基因水平，微观、再微观，钻进去却跳不出来。搞医学研究的人面对的是整个事物，我们不排除专攻，但真正的功夫当在手术之外。做医生的要跳出医生的层面，要有整体思维的能力，要有大跨度设计的风度。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阴阳平衡，天人和一；筋骨并重，动静结合……这是“道”，顺乎天意的道。依照西方医学惯性的思维方法，截骨端一定要固定死，用钢板、用螺丝，否则断开的骨头是万万长不上的。人类往往喜欢夸大自身的合理想象力，而现实却更喜欢对人类的自大开些玩笑。在截骨端的问题上恰恰不是固定理念而是微动理念更合乎天道，“微动”对患者的骨骼生长只会有好处，且非常有好处。因为“微动”它有效地激活了人体自身的功能，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除此而外，温建民的手术方式也绝不是简单的模仿照搬，他有一套自己的创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拇外翻手术已经有两个学派：大切口学派、小切口学派。其中小切口有着明显的优点：痛苦小、恢复快。然而即便是技术成熟的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小切口手术里面依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比如截骨的端面不稳定就是一个难点。温建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总结前人手术中的优点和缺陷，同时总结自己手术中的满意病例和遗憾病例，之后完成了在成功基础上的改变。其中他的截骨方向和截骨角度是截然有别于他人的。他把所有这些称之为拇外翻治疗观念上的突破。
既然是突破，就要有足够的胆量对原有的定式提出否决。除此，你还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丰厚的临床功底，扎实的试验数据等等，总之你要有足够的筹码。温建民当初为了探讨截骨切面的方向与角度，做了尸体解剖的研究，生物学解剖的研究，历时数年，以至现今仍然在做。“足底的负重功能决定了截骨方向的重要。”除此而外，切口的技巧，软组织的操作，韧带的松解等等，他已经形成一整套很细化的规程。他的手术安全、切口小、局部麻醉、不必缝针，手术的优良率达到98.5%，感染率则为零，也就是说在他的上万例手术中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例感染。
温建民早先也做过大切口手术，也有过不满意或是瑕疵，创新过程原本就是与挫败、再挫败相伴而生的。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一直没有放弃，完全是因为病人给予他鼓励和力量，“病人告诉我，你的手术做的好，我们需要你”。
拇外翻手术一路走过来，温建民比喻，自己前面仿佛总有墙壁林立，他戴着钢盔不断地用脑袋去撞墙，撞过去了，撞了个窟窿，于是人就钻出去了。
Δ科研的牺牲是综合的、立体的牺牲
1997年温建民拿到一万块钱课题费，买了一台电脑，课题组自此有了第一台电脑。当时他连必须的生物力学测试仪都是自己掏几千块钱买的。（九十年代，他的月薪不到千元）“回国以后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钱，够用了”。他说人要想做点事必须理解牺牲，这个牺牲是综合的、立体的，不光是说你心里受点委屈那样的牺牲，你还要经受住来自各种势力的冲击。
温建民苦心创造的手术方法的确对老百姓有利，痛苦小，恢复快，更关键的是花费少。因为手术太简单，不必腰部麻醉，不需要固定件，卫生材料消耗得也极有限，对医院而言一个手术下来几乎没有太大的收入。
温建民在国外把类似问题看得很清楚。开始他很吃惊：国外的病人怎么这么可怜。他第一次和老外上手术台，原以为是什么大手术，其实就是个手腕骨折，是极简单的整复工作。可是人家老外怎么干，全麻醉，医生穿上防护服……完全是一副现代战争的精良装备。依他在国内的做法，这种病人在门诊把骨头斗一斗，小夹板绑上，走人完事。当然首先要肯定人家很人性化，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他们一个手术的费用需要几千澳元，所有的装备和过程都是要花钱的。而我们同样解决了问题却只需要几十元人民币。现在这类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临床医学里头无处不跳动着活跃的经济细胞，甚至关乎到适者生存的命题。然而就是在这般明了的情境下，温建民的研究方向始终坚守删繁就简、经济节俭的原则，他认定我们的老百姓欢迎这样。
温建民没有行政职务，按照现行的潜规则，没有行政资源要想完成课题，里面吃的苦就多了。比如他只得利用技术和人家换合作，或者恳请人家规范病历的书写，保留相关的资料等等，之中的辛苦自不必说了。2002年他在拿到国家奖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国家奖不光是对你研究成果的认可，每个奖的背后都有一串耐人寻味的故事。
父亲的期许温建民的家道小康，没有医学背景，家风祖训是孝悌为先。父亲是普通百姓，本分的买卖人，识字不多，但是明辨事理，眼界宽宏。这位老人喜欢把自己对人生的全部理解经意不经意地讲给儿子听，那是没有私念的期许：“一个人总要为社会做点事”；“一个人如果没有国家、民族的心思，他是成不了才的。”
没有哪位父亲不期望儿子成才，只是每一位家长指点孩子成才的路径是绝然不一样的。温建民的父亲从没把分数、大学等等视为要紧，而是把家国思想、民生理念供奉为成材的必须。这位父亲衡量成才的标准不是将来有没有中意的职业，能不能大把的赚钱……他老跟儿子说，不管你以后做什么，能吃饱穿暖就好，之后一定要为周围的人做点事情，给社会做点贡献。
父亲一生信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早年做点小本生意日子并不宽绰，但他总是接济穷亲戚和街坊们。六七十年代，温建民经常看到有人拿着米袋子来家里借粮食，那时的年景家家的锅盖揭得都不容易，温家也不例外，但是他父亲从不忍心让人家空手而去。老人说，我们吃不饱，但还不至于饿死。我们少吃一口对他们就是救命呀。“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山回水转，十年后农村改革开放，那些穷亲戚和街坊们陆续富起来了，而那时正赶上温建民在外上学、工作，结果一直以来父母亲全靠了街坊和亲戚的帮衬。这是最普通也最常见的民风琐事了。
当初温建民选择了学医，父亲支持他。尽管同时期广东一带经商的风气已经盛起，但是老人说学医好呀，你是给人家救苦救难的。你要有思想准备，学医清苦，挣不到钱的，你要想发财趁早做生意去……几十年下来温建民实实在在理解了父亲的所言极是。心想“老头儿真行。”
“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或许正是因此，走出大学校门之后温建民一心只想着“做点事情”。之后他做了，而且一做就是数十年，他为倍受拇外翻病痛折磨的患者们诚心诚意地做着。他用激情融化了寂寞的冰川。“病人来了告诉你，哎呀，温大夫我换上漂亮的鞋了，我的脚一点不疼了，刚上哪儿旅游去了，能干什么干什么了……哇，”这是温建民最高兴的时候。
现在温建民又将自己有限的感受传导给他的学生们——你们看我做手术，觉得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潇洒流畅，一会儿就雕刻完了，病人下地走了，彼此都很开心……要知道这是一个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投入的过程。
“当你确定要做一件事情以后，需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从不会做到会做；从做不好到做好；从做好到做精；从做精到做出神……只有在你做到上千例、上万例的之后你或许能够领悟到什么是出神入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