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马长生印象
马长生在中国的心血管疾病领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业内有权威人士这样说，因为马长生的存在和努力，致使我国的心房颤动导管治疗技术紧跟上了国际先进水平而不致落后被动。“中国房颤第一人”的称号也就成了他在行业里的个人标志。
几个月前有一位定居加拿大的华人老教授患了房颤，因在当地排号手术要一年半时间，便急忙打听中国做房颤消融行不行？国外医生告诉他，当然行呀，北京安贞医院马长生大夫做得就很好。于是这位华人教授专程来北京，他从见到马长生到顺利做好手术，前后不过一周时间。
几年前一位身价几十个亿的南方老总派秘书在国内几个大城市侦查，欲锁定最可托付的心脏内科医生。一圈儿转下来，推荐人所出的主意竟是惊人的一致，您还得到北京，到“安贞”，去找马长生……
其实马长生不光是个人技艺不凡，他更大的本事是在国内的心脏导管领域带出了一批“职业高手”。十几年前国内心脏介入技术还在朦胧时期，他却热心此术并倾心推广。如今他的徒弟和徒弟的徒弟遍布全国，各省市直至地县级医院里，每年有几十万的心脏病人得以安全地接受导管介入治疗，可以说马长生是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重要人物之一。
当然，他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文武并重，他勤于著作。16年前他与老师胡大一主编的《心律失常射频消融图谱》一书，在全国的医科大学的图书馆以及大医院的导管室里，一直是临床医生们信手翻阅的范本。他说自己18年来一直不停地在写。而他每天睁开眼睛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站在手术台上，所以可供他写作的时间只能从节假日的缝隙中挤出来。为此，马夫人意见最大了，原本已经很可怜的属于她的一点时间竟是被写书又挤占掉了，包括国人最看重的春节。难怪马夫人埋怨，“那哪是过年呀，他带着七八个学生吃过年夜饭就出门了，然后一连几天就甭想见着他人影，这帮人全都埋在书稿堆里了。”马长生说，在自己这个行当里有影响的几部专著中，他非常荣幸地占有一席之地。诸如《心脏病学实践2001》到《心脏病学实践2009》、《介入心脏病学》等。
3月4日，经北京安贞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卢晓娣引荐，我在马长生的办公室里见到他。哦，一脸阳光，状态绝好的一个“大男孩”。他没有刻板造作，思维流畅，言语入时。从他的语速完全可以想像出，他平日在医院里行走如风的样子。他说如果不是怕人家笑话他有神经病，他其实是恨不得跑起来的……更有意思的是他给自己的定位挺特别——“如果把国内最有名的心脏专家进行综合实力打包，然后排出前十名，或者前五十名，其中‘土八路’出身的只有我一个”。他戏称自己“纯粹的国货，没有一天的留学背景……”不过他说，治病讲的是民心，好像老百姓不太在乎那个留学不留学的事。
一
和马长生谈话要有点警惕，他的随意和散漫之中不时夹带着一点弦外之音的东西。
他说自己在北大人民医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经常的、不为人知的活动。那就是大冬天半夜十点半到食堂呼呼吃一大碗面条，塞得饱饱的，然后穿上大棉衣，戴上棉帽子，捂上口罩，跑到医院后面的西四头条胡同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干什么？思考人生呀。而且经常一走就是三五个小时。思考啥呀？工作、生活、理想、爱情、家庭、前途几乎所有的东西……“整个一个神经病呀，”他的直率和爽快说得你眼泪花子横流。
接着，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讲着，有什么法子呢，自家那个落后的小县城，上到中学了，外语老师不会说英文，中文老师不会讲普通话，父母亲又没有多少文化，读到大学毕业了还什么也搞不懂，欠缺的太多了……
这时候你的笑纹凝固了，你的心随着他的话音慢慢地收紧。我隐隐的感觉到一个心气很高的男孩，一个不容别人小看的男孩和一幅寒冷、漆黑、孤独无助的画面。与其说他是在思考，不如说他是在挣扎甚至有些自虐。他用这种近乎呆滞的方式惩罚自己，惩罚亏欠、惩罚无知的童年……以我的推测，教育的不公曾经让马长生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承受过非常的压抑。生性敏感的他是从河南上蔡县那个有名的穷县走出来的。八路军的父亲，大字不识一筐，身上带着残留的弹片，没能给他任何的走进现代文明社会的给养……
四年临床型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马长生分配到北京安贞医院。这一年是1989年。那个时期出国留学在高学历人群中被认定为“最正确和最有希望的选择”。年轻人见面彼此问得最多的话是“联系得怎么样了？”那时候马长生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事们一个个匆匆地打自己身边而过，他的心绪怎么也宁静不下来。
与出国相比，次之的诱惑是下海经商。但这同样让马长生彻底服气了。“我是属于很笨的一类，出国总联系不到工作位置，干脆就不想了；下海又因为个头矮，又不善言辞，几乎没有竞争优势；怎么办，只好留下来当大夫。”我注意到马长生把留下来当大夫的前面重重地加了“只好”两个字，他有意强调了那种无奈、无能和不得已。他称“当大夫”这第三条出路是“苦海无边”。事到如今他一点不隐晦自己当初的那种挫败感，那种完全被自卑、羞辱和内疚折磨着的心态。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怎么样，连想都不敢想将来可能成为名医……他说那时候只是觉得呆着也是呆着，与其无聊、没劲，不如看书、看病。
没成想这“与其，不如”之间就是他的机会。之后“安贞”的三年竟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三年。时过境迁，凭着他今天的成就，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当初选择描绘成超前埋单或是英明预见，但是马长生就是马长生，他老老实实的告诉你，“安贞”三年是歪打正着了。
有一点是应该庆幸的，马长生呆的是“安贞”。全国有几家医院能像“安贞”那么专注心脏的基本功？又有几家医院能像“安贞”这么集中地做导管手术？真的是绝少。又偏偏那么巧合，那时“安贞”有三分之二的医师另谋高就……于是所有的“绝少”都让马长生赶上了。于是这家心脏专科医院得天独厚的培训机会过多的给了他。那时间他天天看病，天天做导管，天天跟着临床造诣深厚的陈湛主任转。除此之外他说自己剩余的一点时间便是跑步前进到图书馆。估计那段时间里，“安贞”图书馆整天泡在那儿读书的临床医生里面马长生应该是排名第一了。在外人眼里，这个年轻人“特乖”。
在“安贞”之前马长生读研四年，那期间他在北大人民医院做住院医师，一点没有耽误地完成了呼吸、消化等各个科室的大轮转。接下来就是“安贞”三年主治医师，他心无旁骛地专攻心脏。前前后后加起来7年时间，这七年全都让他夯在基本功上了。加之他生性热情、敏锐，做事一丝不苟。真是上天有意，用了绵绵7年，给了这个普通的医科学生少有的、空前的、理想的、高质量的临床培训。他的心脏专科功力由外入内融化于身。这些是他日后能够在临床医学的路上走得比别人更远、更高的大前提。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马长生认识了著名心脏病专家胡大一教授，两人同生相见恨晚之意。首先是马长生彻底地被胡大一的学识折服。之后没多久，1992年9月，他多少带有一点为知己者两肋插刀的豪情侠义，决然离开了培养了他三年的“安贞”，一头拜倒在胡大一门下，开始就职北大医院。
刚到北大医院，马长生就碰到一例棘手的病例。当时由于助手操作不当导致一根30厘米长的导引导丝脱入病人心脏内引起并发症。情急，危重，怎么处置？如何挽回？……的确，这时的马长生在北大医院还是一张新面孔。但他的沉着老道完全超出人们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预期。他临阵丝毫没见慌乱，凭着自己学到的心导管术窍门，稳稳地将脱入病人心脏内的导丝缓缓地套出。噢，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那一刻，在隔壁控制间里紧张观看这场手术的二十多位医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当他走出手术室时，胡大一教授顺口套用了《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高，实在是高！”当时在场的冠心病介入的权威专家朱国英教授在虚惊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不到基本功这么扎实的小大夫。”
马长生称自己的人生中有最重要的六年，除了前面‘安贞’三年，就是后面在胡大一麾下的三年。在第二个三年里，他跟着胡老师练就了导管的三项绝活（支架、瓣膜扩张、射频消融）。其中最以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手术见长。1994年9月，正是全国电生理大会期间，他和胡老师的专著《心律失常射频消融图谱》出版。书里精选了上千例的典型病案，例例均是马长生的亲历亲为。这一年他31岁。
这时的马长生已经不是三年前的马长生，当初他只是内功不俗，比同龄人稍有见长，而此时的他已经练就了独步天下的“高超武功”。
二
马长生终于实现了自己，也找到了向这个社会展示自己的方式。只是鲜花和掌声来得过早了些。
恩师胡大一何许人也？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内科医师分会会长，同行心目中的新思想、新理念的“传教士”，大众心目中的心脏病学超级明星。有传闻，北京市三分之一的大中医院里必得有一个心内科主任或副主任是他的学生。
在马长生转投北大医院的第二年，胡大一要另起炉灶，重新创业。随即这位年轻气盛的老师放弃北大医院，投身到北京市属的朝阳医院。1993年11月3日，“重要的日子总是记得住”，马长生说那一天他跟着老师一起进了“朝阳”。
时隔这么久了，胡大一说起这事儿就动情：我上百的学生谁最厉害——马长生。但是关键时刻只有他毫无条件地跟着我走……
当时“朝阳”青年才俊汇聚，心脏内科盛况空前。曾经一段时间，“朝阳”的心脏介入手术从数量到质量都直逼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那时马长生埋头做导管。他说，医院的老同事对他的评价让他自己都感动，说他名气这么大却那么安静，很少跟人言语，每天进医院大门，埋头钻进一楼，直到深夜，下班出门……马长生在“朝阳”那段时间还是一如既往的“乖”。
“朝阳”的动静惊动了全国，东北、四川、山西、上海包括北京当地大医院的专家、主任，鱼贯而来，他们要亲眼看看胡、马联袂的精彩手术和教学培训。切磋、探讨、观摩、求教，一时间大家竟然把“朝阳”比作导管介入的“革命圣地”。现在很多省份的重量级的专家当时都在“朝阳”那个火红的年代学习过。那时大伙投缘，不论长幼、不计高低，更有人亲昵地称马长生是“首席武林教官”。他笑笑：“按辈分说，大家都是胡教授的徒弟，我只能算是大师兄代师傅授徒。”“朝阳”火爆了两年半，同时也进一步确定了马长生在行业中的位置。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我：“在心脏介入治疗行业论起革命资历，我应该算是最末的红军，或最早的八路了。”
很可惜“朝阳”最终没走出来。至今马长生觉得很惋惜。如果把这场革命比成一座高山的话，他们没有登顶的原因不是因为体力不支，也不是因为技术和装备不行，而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一粒小小的沙子，一粒不起眼的沙子掉到他们的鞋子里，沙子磨破了他们的脚，致使他们半途而废。“确实我和胡教授两个核心人物都太年轻”——他们恰恰是忽略了这个致命的“沙粒”。但毕竟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一段的存在，国内的心脏介入技术轰轰烈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从“朝阳”出来，马长生没有后路，只好独走江湖，他说那是流浪街头的感觉。还好，1996年的4月，中日友好医院热情接纳了他，否则他很可能就泥牛入海了。毕竟他的学术价值定位不会因为一次闪失而改变。
冷静之后他开始新一轮的创业。奇怪的是他在“中日”的口碑依然是“乖”。他说这回是真正学乖了。正是在这段沉寂的日子里，国外心动过速消融的研究开始向房颤消融推进。这两种技术的差异有多大？专业人士这样形容，如果把一般的心动过速消融视为“喜马拉雅山”，那么房颤消融就是“珠穆朗玛峰”。马长生开始向“珠峰”迈进。1998年，到“中日”的第二年，他征服了房颤的导管消融，完成了全国的第一例手术。
马长生庆幸三十岁提前把错误犯了。其实跳槽“朝阳”说不上是错误，他知道自己没干坏事，不是坏孩子，充其量只是属于阅历和知识的缺陷。但是无论他怎样宽慰自己，有一点是无可挽回的，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猜想马长生在“中日”期间心绪是不宁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他的走穴近乎“疯狂”，那时候“中日”这个本家也不过是他的一个固定“穴点”而已。而且这种“走穴”带有明显的强迫特征，用他的话说“艰苦奋斗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马长生说有一次他得了气管炎，高烧39度，咳嗽剧烈，大口地咳着浓痰……即使这样，第二天定好的“场次”他仍然不会回绝。当晚12点，他昏昏糊糊坐上大巴，早晨六点赶到约定的医院，准时上台不误……
听到这儿我非常能理解，还不是为了钱嘛。他很严肃地回答，“还真不是为了钱”。那我推断，一定是因为处境所逼，他不甘“泥牛入海”，必须赶紧扑腾，于是我改口说，是为了职业的价值。他仍然是一脸的不悦，“不，准确地说是生命价值”。我忽然觉得问题变得沧桑、严肃起来，原来在他的心里，他的存在意义、生命意义就在导管室里，他必须用铺天盖地的手术来说明自己的存在。
重创之后的马长生更客观、更理性了。这时候他真正懂得思考了。他发现“中日”给予自己的待遇和情谊是温厚的。但同时他发现自己的真实需要并不是这些。那是什么？他不断地问自己：是需要更多的手术机会？是需要房颤消融技术释放和拓展的空间？是需要……如果从1%的发病率推算，中国的房颤病人有上千万，可眼下能够独立进行导管消融房颤的医生几乎还没有，这一点他比谁都更清楚。按照他的设想这支专业队伍的人数至少要达到上千人……他真正需要的东西茫茫然然，好大好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觉得“中日”确实无法给予他下一步发展所必须的支撑条件。
终于在2000年的一天，马长生拨通了北京安贞医院张兆光院长的电话。张兆光何许人？惜才如命呀！而且极具眼力和魄力。挂了电话不到两周时间，“安贞”人事处通知马长生赶紧上班。会看门道的人心照不宣，“张兆光那是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后来碍于“中日”的挽留，马长生一直等到2001年3月，时隔八年半之后重返“安贞”上班。
九年下来，答案非常明确：马长生的归属本该是心脏专科医院。是“安贞”的平台孕育出了新一代国内心房颤动导管消融的专家，同时培养出一支能征善战的专业队伍，并且在国际顶级心脏电生理杂志上终于见到第一篇署名中国大陆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