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本鲁史而作
在赵汸看来，《春秋》所以有上述两大内容是由其书的性质决定的。经学家以六经皆圣人之书，赵汸也肯定六经出于孔子。但是，他又认为六经有作、述之分：
昔者，圣人既作六经，以成教于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独与五经不同，所谓属辞比事是也。盖《诗》、《书》、《礼》、《乐》者，帝王威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观阴阳消息，以见吉凶，圣人皆述而传之而已；《春秋》断裁鲁史，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春秋属辞序》，《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篇》。）
六经中的《易经》等五经仅仅是述而传之，唯《春秋》有述有作。因此，六经中只有《春秋》为孔子制作之书，而《礼记·经解》说的“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郑玄注：“属，犹合也。《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罪辩之事。失谓不能节其教者也。……《春秋》习战争之事近乱。”孔颖达疏：“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春秋》习战争之事，若不能节制，失在于乱。”），就是对孔子制作《春秋》的最好说明。对《春秋》应当从“属辞比事”来领会，才能够抓住其特点。赵汸自己多次说道，他对《春秋》的真正体悟就是从此而来的，而《春秋属辞》之名也取自于此。以“属辞比事”来论说《春秋》，是赵汸《春秋》学的基本点。
所谓“属辞比事”，主要是指孔子著作《春秋》的特点，即孔颖达所说的“聚合会同之辞”，“比次褒贬之事”。属辞比事就得有属、比之例，辞之属、事之比合于例，才能使所属之辞、所比之事不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此语也被赵汸在《春秋属辞》等书中一再引用申说。深于《春秋》在属辞比事而不乱，则《经解》所谓“《春秋》之失乱”，当指属辞比事之失，即辞不相属，事不相比，而非郑玄、孔颖达注疏所说的是指《春秋》习战争之事。）。蒋伯潜先生说：“于文字中求《春秋》之义，则必属辞比事，以寻绎《春秋》书法之异同，而发现其所以异同之点，此即所谓例也。《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曰：‘比，以例相况也。’就《春秋》经文书法之大同小异者，或事似相同而书法则有异者，以相比况，而发现《春秋》之义，于是得其书法之凡例，此治《春秋》者所谓例也。”（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62页。）用所谓例来分析《春秋》之辞与事，就是属辞比事。这是对属辞比事的正确说明。赵汸以“属辞比事”为治《春秋》的根本，由此决定了他的《春秋》学主要在于用所谓例来分析归纳《春秋》的文辞与事件，这与杜预治《左传》重视发凡明例是一致的。其中虽有对孔子所寓之义的论说，但是，与《公羊》、《穀梁》的专求微言大义是有所不同的。由例来判定并一一论说《春秋》，则缺少变通，而《公羊》学的讲求微言大义重视的则是变的精神，即董仲舒所说的《春秋》无达辞。
在赵汸看来，孔子制作《春秋》并不是凭空编造，而是据鲁国史记而成。他说：
乃即鲁史成文，断自隐公，加之笔削，列伯者功过，以明尊天王、内中国之义；贬诸侯、讨大夫、诛其乱臣贼子，以正人心、示王法，盖天之所命也。……故曰圣人经世之书也。（《春秋集传序》。）
孔子制作《春秋》是根据鲁史加以笔削，通过对伯主功过的列举寄寓圣人所要表达的“义”与“法”，故《春秋》为圣人经世之书（赵汸此说本于庄周，他在《春秋属辞序》中明确说：“善乎，庄周氏之言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弗辩’，此圣人制作之本意也。”）。此说既承认《春秋》与鲁史的联系，又认为《春秋》非史书可比，而是可以用来治国经世的法典。这既不同于《公羊》、《穀梁》的专求微言大义，也与《左传》仅仅从史实的角度来认识《春秋》是不同的。
孔子是如何本于鲁史并加以笔削来制作《春秋》的呢？赵汸说：
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一国之事。《春秋》，鲁史策书也，事之得书不得书，有周公之遗法焉，太史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议也。吾，鲁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职而修之，鲁之君臣其能无惑志欤，然则将如之何？凡史之所书有笔有削，史所不书，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则史，史主实录而已。《春秋》志存拨乱，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学者即是而求之，思过半矣。（《春秋集传序》。）
赵汸自己曾明确地表示，他这一论说本于孟子。《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借孔子之口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事，则主会者主之；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与孟子之说大略相近。但是，孔子说“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与孟子述孔子“其义则丘窃取之”，两者是不同的，一从“词”上说，一从“义”上说。而赵汸是明确反对从文辞上说“丘有罪”的。《春秋属辞》卷一五《辞从主人》说：“至公羊氏乃曰：其辞则丘有罪焉尔。又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不知己之有罪焉而。又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其意以为，《春秋》制言之体，皆出圣人，而不得其所以为言者，故曲为之说。夫策书之法，内恶讳之，而外事从告，与史氏杂志以讦为直者不同。韩宣子，晋卿也，观书而大史氏不隐者，以其文辞犹存成周旧典，非史氏私书比也。孔子非史官，亦非现大夫也，请修国史，而时君时相不以为疑者，其事其文皆乃鲁史之旧，虽有笔削，而无所增加也，则其辞何罪之云？定哀之际书事与隐桓以后不殊，而亦何微之有？盖孔子尝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非辞之谓也。其言之所自出，与孟子同，与口传失真，则去之远矣。”）因此，孔子制作《春秋》可以用“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来概括：就史而言是对鲁史有笔无削的实录，就义而言是通过孔子的笔削来体现的。因此，《春秋》就包含着史与义两大方面的内容。
这两大内容中，史是基础，孔子之义就是在史的基础上，通过对史的笔削来体现的。故要明孔子笔削之义，首先必须先明其史。而史有官修的正史与一般的史氏私书之分，正史载于策书之上，而史氏私书载于简牍之中。赵汸说：“策书者，国之正史也。”“古者非大事不登于策，小事则简牍载之，故曰国之正史也。”（《春秋属辞》卷一。）“夫策书之法，内恶讳之，而外事从告，与史氏杂志以讦为直者不同。韩宣子，晋卿也，观书而大史氏不隐者，以其文辞犹存成周旧典，非史氏私书比也。”（《春秋属辞》卷一五。）赵汸在其著作中所言之史一般是指国之正史。而史有史例，明史则必须知晓史例。所以，赵汸说：“故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词说经者，其刻深辨急之说皆不攻而自破。”（《春秋集传序》。）以明策书之例为治《春秋》之始，是赵汸《春秋》学的特色，这实际上是一种偏重于《左传》的治学方法，因而，赵汸此说受到编纂《四库全书》的汉学家的称许，被许为“可谓得说经之要领矣”（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提要）。赵汸在《春秋属辞》中以经例来属、比《春秋》所记之事，就是由此而来的。
赵汸认为，策书之例是历代太史官所掌，并为史官所一直遵循而不改。策书之例是规定史官记载一国之史所书的对象、事件，包括哪些当书、哪些不当书的不同凡例。赵汸在《春秋集传序》中归纳出来的策书之例有十五例，而这十五例又可以分为三大类。
其一，从第一例到第七例，是史官记载本国历史所必须遵守的史法：
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逆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弑，则讳而书其薨；五曰，适子生，则书之，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归，来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七曰，时祀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之，军赋改作逾制，亦书于策：此史实之录乎内者也。
其二，从第八例到第十一例，是史官记载本国以外的历史所必须遵守的史法：
八曰，诸侯有命，告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九曰，虽伯主之役令，不及于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适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录乎外者也。
其三，从第十二例到第十五例，是史官记载国内外历史都必须遵守的史法：
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为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名书名徽者，名氏不书，书其事而已，外徽者书人；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之：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
赵汸是据《左传》来说策书之例的，因此，他所说的“录乎内者”是指记录鲁国历史的史例；“录乎外者”是指记录鲁国以外的诸侯国历史的史例；“通录乎内外者”是指记录通用于鲁国内外包括天王、天变在内的史例。赵汸认为，策书之例是史官在进行历史记录时所必须遵守的法则，鲁国的史记《春秋》就是完全按照策书之例来著作的。
二《春秋》存策书之大体
孔子制作《春秋》，是对鲁史加以笔削来完成的，而不是像史官那样固守策书之例来著作。所以，孔子的《春秋》虽然不同于鲁史，却又以鲁史《春秋》为蓝本，存有策书之大体。赵汸认为，存策书之大体乃是孔子笔削之义的首要之义，故他的“笔削之义有八”，列“存策书之大体”为第一，而发明“属辞比事”的“《春秋》教”的《春秋属辞》也首明“存策书之大体”。他说：
笔削之义有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凡策书之大体，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孙，曰夫人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会，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礼，军夫改作逾制，外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类，其书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鲁史也，策书之大体，吾不与易焉，以为犹鲁《春秋》也。（《春秋集传序》。）
策书之例是史官之法，而存策书之大体是孔子《春秋》对鲁史的大略保存。前者属于史官之史的范围，后者属于圣人之经的范围。所以，赵汸以策书之例为史官之法，而以存策书之大体为孔子笔削之首义，二者是有所区别的（赵汸多次明确说，存策书之大体是孔子笔削之义，策书之例才是史官之法。有学者论述说：“在《春秋属辞》中，赵氏以‘存策书之大体’为史官之法，以‘假笔削以行权’、‘变文以示义’、‘辨名实之际’等为笔削之旨。”（见《孔子研究》2003年第5期《论庄存与的公羊学》）将二者混而为一，不合赵汸之义。）。但是，存策书之大体又是对史的保存，故虽不等于鲁史，却存有鲁史，这就是赵汸说的“以为犹鲁《春秋》也”。
《春秋》中存有策书之大体，是通过对鲁史的有笔无削来实现的，赵汸说：
夫子作《春秋》有笔焉，有削焉，策书之大体，义有无待于笔削者，吾无加损焉。《春秋》，鲁史也。凡策书之大体，天事二，曰时序，曰灾祥；王事二，曰天子之命，曰天王崩葬；内事二十，曰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孙，曰夫人大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出疆，曰大夫出疆，曰会盟，曰出师，曰用民力，曰时田祀时越礼，曰军赋改作逾制，曰取国邑，曰国受兵；外事八：曰诸侯来朝，曰大夫来，曰诸侯卒葬，曰相执，曰出奔，曰弑君，曰杀大夫，曰灭国。其书于策者，皆存而不削。而一国之本末具焉，以为鲁《春秋》也。（《春秋集传》卷一。）
这里所列举的策书之大体分为天之事、王之事、鲁国之事、诸侯国之事四个方面，并且都是以君主为中心的重要历史事件，故所谓策书之大体主要指以君主为中心的历史记叙。赵汸说：“史之所记，皆君事也，行其礼则书，不行则不书，策书之大体也。”（《春秋集传》卷一。）所以，存策书之大体是赵汸对《春秋》“其文则史，其史则齐桓、晋文”的具体论说。
在《春秋集传》中，发明“存策书之大体”是赵汸的主要任务。如他释“元年春王正月”如下：
元年者，公之始年也；春，周时也；王正月，周月也。王者受命，必改易正朔，以统一诸侯。《春秋》侯国之史，故加王于正也，《春秋》编年以记事，事以日决者系日，淹日者系月，逾月者系时，此无事则何以书正月？公虽不以礼即位，犹朝庙告朔，与人更始，故史书其正月。《穀梁传》曰：“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左氏传》曰：“摄也。”（同上。）
其后赵汸更是完全用史实解释“元年春王正月”。全书对所谓存策书之大体，都是从史实的角度来加以论说的，因此，所谓存策书之大体实际上是对《春秋》所存之史的肯定。这就是赵汸所说的“皆有笔无削，使不失鲁国正史之常”（《春秋属辞》卷一。）。
就是《春秋属辞》一书，也以明存策书之大体为其主要内容。其书分为十五卷，从第一卷到第七卷全为存策书之大体，篇幅占全书的二分之一。书中所列存策书之大体的条目达131条。而赵汸用来解说这131条策书大体的事件，有的记叙多达百余次，有的仅有一次，多寡不同，相去悬殊。但是，赵汸却几乎将《春秋》所有的史事记叙，全部用到了他的存策书之大体的论说中，这就是所谓“大抵史法相承而一定，故虽详密而可尽”（《春秋属辞叙》。）。对存策书之大体，赵汸的确做到了详密而尽，这是赵汸的《春秋》学受到极高推许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赵汸《春秋》学受到批评的所在，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而目多者失之纠纷，目少者失之强配，其病亦略相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三》上册。）而赵汸对存策书之大体的论说，总是先列出策书大体的条例，然后一一列举《春秋》所记同类之事，以说明该条例根据（《论庄存与的公羊学》（载《孔子研究》2003年第5期）一文说：赵汸的《春秋属辞》论存策书之大体，“其具体的研究步骤是通过列举同类叙述，然后归纳出相应的例则，如‘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礼不书即位，告朔朝正书王正月’之类即是。”此说与本书观点正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