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楚国的物产不断丰富。家养自种的畜禽五谷，渔猎捕捉的山珍野味均进入了人们的“餐桌”。由于烹饪器具的改进，可以采用锋利的刀将原料切割得精细，均匀；咸、甜、酸、辛香等调料的广泛采用，可使菜肴风味增强；厨师可以用煎、炒、蒸、煮、焖、烧、烤等多种烹调方法，把肴馔做得丰富多彩。那里，人们的饮食已有主食、副食之分，饭、菜、汤、点、酒之别，筵席上也开始讲究口味、菜点的搭配。楚贵族的饮食十分讲究，从口味上追求酸甜苦咸门五味俱全；从食物类型追求，有菜肴，有点心，有主食，还有冷饮。不仅有浓郁的鱼米之乡的情韵，而且注意到了主副食的相应搭配、作料的协调使用和上菜顺序的衔接。同时饮食风俗具有鲜明的楚乡情韵。楚人有独特的饮食嗜好，喜欢芳香饮料，尤爱饮酒，爱吃鱼和稻米饭、菰米饭。楚人的口味趋向甜，亦爱生冷。楚人烹调所用的调料已相当齐备，酸甜苦咸辛俱全。咸味调料有食盐、肉酱、豆豉等，甜味调料有饴、蜂蜜、蔗浆等，酸味调料有梅和酢，辛香味调料的花椒、襄荷、桂、酒、蓼、姜等。长江中游饮食文化经过约800年的积累，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饭稻羹鱼”
长江中游水田广布，稻谷自然成为人们的主粮。又因河湖密布，鱼鲜产品随处皆有，得自天然，既多且贱，所以鱼虾成为人们的重要副食品，形成“饭稻羹鱼”特色。
二、炉灶改进引起饮食变革
由于炼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刀具的使用，给屠宰和烹调切割提供了锋利的工具。铁釜和铁镬能耐高温，给煮炖和爆炒食物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多火眼灶的使用，既节省能源、节省烹调时间，又可一灶多用，使用方便。烟囱的改进，可以提高灶的火力和温度，为提高烹调速度和菜肴质量创造了条件。工具的改进，导致了烹饪技艺的进步，使煎、炸等油烹法得到普及，也使菜肴向精细美观、质感多样、味感丰富方向发展。
三、食物种类繁多，一批荆楚名肴脱颖而出
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了一大批食物实物和记载着食物名称的10个木牌。汇总起来相当于现在的食单或菜谱。一号墓48个竹笥中就有30个盛有食品。荆楚菜品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西汉时枚乘《七发》赞美楚食馔为“天下之至美”。“武昌鱼”、“槎头鳊”、“镂鸡子”等名食脱颖而出。
四、茶文化与名士饮食文化的形成
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饮茶之风盛行，种茶也作为不少人谋生的职业。自湖北竟陵人陆羽将儒、释、道三家文化精髓与饮茶融为一体，首创中国茶道精神，著就《茶经》后，不仅饮茶之风风靡大江南北，而且确立了中华茶文化的基本格局和文化精神。也使得士大夫饮食文化兴起。唐以前的菜肴多讲究肥厚，制作上也较粗放。直至唐代，士大夫的饮食生活仍有古风，比较注重大鱼大肉，狂吃滥饮。他们十分关心外部世界，梦想建功立业，不太注重设计日常生活艺术。宋代以后，壮志难酬的苦闷文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注重关注自已内心世界的谐调。由于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条件讲究吃喝而又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敏锐的审美感受，并对丰富的精神生活有所追求。这反映在饮食生活中，势必能提高饮食的艺术性、文化品位和格调，令饮食显得清新雅致，质朴宜人，显示出具浓厚文化色彩的美感。
唐宋时期，本地区文化名流辈出，孟浩然、杜甫、陆羽、皮日休、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朱熹、曾巩、黄庭坚、周敦颐等均为本区籍人士，而张九龄、李白、杜牧、苏轼、柳宗元、范仲淹、陆九渊等众多名士也在本区为官或客居。特别是江西，学风大盛。既有博学多才的文坛大家乃至领袖，又有众多有志于学的普通文人，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观的士大夫阶层。反映在饮食文化方面，由于苏轼、黄庭坚、朱熹等人的饮食实践与倡导，士人饮食渐成独物风格。于是有了“东坡菜”等佳肴。
五、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与饮食市场的形成
这一时期本区制糖业、酿酒业、制茶业等发展较快。随着城市的兴起，餐饮市场也逐渐形成。
这一地区的粮食生产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明末至清中叶，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同时区域内风味流派迅速发展，名菜、名点、名酒、名茶、名师、名店、名筵席层出不穷，饮食的技艺不断改进，产生了饮食文化的大融合与食俗的嬗变，人们的饮食观念从追求温饱转变到追求营养、新潮风味及美食享受。
长江中游平原饮食文化亚区稻米占绝对优势，擅烹淡水鱼鲜、猪肉菜，米制小吃闻名于世；擅长蒸菜制作；煨汤技术别具一格；口味重咸鲜、咸鲜回甜、软嫩、清鲜，具水乡灵气；与国内外饮食文化有广泛交流，菜品的商业气息较浓。
§§§第八节长江下游饮食文化区
长江下游饮食文化区大致范围包括今长江下游两岸的苏、浙、皖大部、沪，赣局部等地区。
长江下游地区史前人类的食物除稻谷之外，其他丰富的食物原料有植物的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毛桃、酸枣、葫芦等，动物的猪（饲养）、鸟类、鱼蛤类。
吴越两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崛起，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吴越文化，这一地区“鱼米之乡”的格局已初步形成。春秋时期江苏已有较大规模的养鸭场，战国时期，江苏有钱鱼炙、鳖、吴羹和讲究刀工的鱼脍等名馔。那时，酒在绍兴等地已十分流行，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酒、狗、猪成为生育子女的奖品，《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载，越王勾践出师伐吴时，父老向他献酒，他把酒倒在河的上流，与将士们一起迎流共饮，于是士卒感奋，士气百倍，历史上称为“简醪劳师”。
唐宋时期，浙江、江苏、安徽等地饮食文化发展很快。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苏轼和陆游等均有关于浙菜的诗作，增强了饮食的文化氛围。南宋时，中原厨子随宋室南渡，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交流融合，创制出一系列有自己风味特色的饮食品，成为“南食”风味的典型代表。据史料略统计，仅在临安，当时采用的主要烹调技法多达15种以上，菜品700多种，工艺菜及食品雕刻已在饮宴中普遍出现。浙江各地的菜品，也有不少相当精致。据《经筵玉音问答》介绍，南宋皇帝夜宴，就有明州（今宁波）虾脯这道特别作为优遇供用的地方名菜。宋代陈仁玉的《菌谱》、赞宁的《笋谱》，反映了当地的土特产；浦江吴氏的《吴氏中馈录》，以浙西南76种菜点的制法，体现了江南烹调风格。南宋时，浙江小吃品种繁多。据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当时的临安，经营小吃点心的，就有蒸作面行、馒头店、粉食店、菜羹店、素点心等以及兼小吃的茶肆、酒店等。
安徽菜随着徽商的发展而发展，并传播各地。随着徽商的发展，为商业交流服务的饮食业也活跃起来，可以说哪里有徽商，哪里就有徽菜馆。南宋时，京城临安的徽商想吃家乡风味，每年命人从徽州挖笋送入京城，他们用炭火沙锅在船头煮炖，船到笋熟，开锅即食，保持了鲜笋的风味，此菜已成为安微名肴“问政山笋”。安徽菜以烹制山珍野味、河鲜与讲究食补见长。徽菜之重火工是历来的传统，其独到之处集中体现在擅长烧、炖、熏、蒸等功夫菜上，基本味型是咸鲜微甜，注重原汁原味，适应面广。皖南山区的小吃具有古朴典雅的风格，以蒸、煮见长，多以糯米、籼米制粉或磨浆淀粉为主料，常用精雕细刻的木模制作，古色古香。沿江一带小吃的口味受江浙影响，咸鲜略甜，制品精细、蒸、炸、烤、煮各具特色。沿淮、淮北的小吃，以炸、烤见长，多以面粉、豆类为主，纯米制品极少，不少品种具有浓耶的乡土气息，讲究复合新鲜口味，往往一个品种的原料，多达十余种。
江苏菜品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明代韩奕的《易牙遗意》和宋诩的《宋氏养生部》、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和童岳荐的《童氏食规》等均反映了江苏菜品的丰富多彩，并起了宣传推动江苏菜发展的作用。江苏菜用料上长于水产原料的制作，注重鲜活；讲究刀工，注重火工，擅长炖、焖、焐；注重本味，清鲜平和，咸甜适中。江苏小吃是荤素兼备，口味清淡平和，咸甜适中，造型典雅清新，美观大方，乡土风味浓。扬州点心、苏州小吃颇负盛名。
浙江菜品具有醇正、鲜嫩、细腻、典雅的特色，讲究时鲜，取料广泛，多用地方特产，烹调精巧，善治河鲜海味。浙江小吃以米、面为主料，选料配实广泛而精细，造型美观，形成风味各异的糕团点心、面食、豆品等小吃系列。
上海菜具有清新秀美、温文尔雅、风味多样、富有时代气息的特点。追求的是口味清淡、讲究真味，款式新颖秀丽，刀工精细，配色和谐，滋味丰富、口感平和，形式高雅脱俗。上海小吃品味繁多，兼具南北风味，选择严谨，制作精致，应节适令，因时更变，供应方法灵活。
§§§第九节东南饮食文化区
东南饮食文化区大致包括闽、粤、台、琼以及浙、赣、湘、桂局部，以闽粤为中心地区。
该地区以稻米为主食，以丰饶的蔬果、海产、禽畜为副食。繁盛的海外贸易和便利的域外交通，以及相对长久稳定的社会环境，丰富的物产，形成了这一地区饮食文化的区域特点：喜食稻米、重鲜活、尚茶饮、嚼槟榔，蔬果与海产比重高。广东谣谚有“饥食荔枝，饱食黄皮”；“秋食食獐，春夏食羊”；“霜蟹雪螺，味不在多”；“西水漫漫，鱼蟹满盘”等。闽、粤地区因是中外交通的重要通道，故商业、手工业一向发达，且为玉米、烟草、甘薯等舶来物种最早的试种地区。
百余年来，尽管自然地理环境无重大变化，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人文诸因素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一地区深受香港、澳门等地食风的影响，最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及西方文化的碰撞，都对这一地区传统的“岭南”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业优势、商业传统和商业风气，使食文化也带有明显的商业性。
开放的文化观念也反映在饮食方面，人们常说，广州人什么都敢吃，蛇、猴、猫、鼠、禾虫等都成了席上佳肴。粤、闽、港、澳等菜肴在中国独树一帜。这里的厨师善于吸取中、西烹饪技术的精要，根据本地百姓的口味、嗜好、习惯，大胆改良，锐意创新，选料广泛而精细，刀工精致，调味有方，呈现出勃勃生机。有“食在广州”等谚语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