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爷除了担任栋长，还被选为村议事会成员。从2009年起，成都市和郫县财政每年给村里拨21万元（2011年已增加到25万元），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建设和需要。老百姓要求议事会进行监督，做到“专款专用”。经大家讨论，2010年这笔钱用来修路、修水渠。动工前做了预算，动工时又跟踪检查，完工后还要大家验收合格签了字才能付款。
正说话时，刘大爷的老伴儿散步后回来了，一进门便说：“咋把灯开得这么亮？”看见有客人便不说话了。60多岁的她烫了发，穿着花上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
◆去掉“农”字搞规划
唐昌镇是古蜀人进入成都平原的必经之地，在唐高宗时为唐昌县，取唐朝繁荣昌盛之意，故名唐昌，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唐昌原是崇宁县治的所在地，民间流传的成都市上五县“温郫崇新灌”中的“崇”就指的是唐昌镇。取消县治后部分划归彭州，部分划归郫县。
战旗村地处郫县西北角的柏条河畔，郫县、彭州和都江堰“三交界”地区，没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地区优势。当地人告诉我，这里是龙门山脉的尾部，地质构造特殊，是个缓冲断层，能像海绵一样把地震的能量释放，因此在“五？一二”大地震中，都江堰和彭州许多地方山崩地裂，遭受重创，而这里连瓦片都没有动一动，难怪当年西汉的道家名人、在成都卖卜的严君平，会把自己的墓址选在附近的横山上（一说严君平墓在邛崃的童家桥）。
柏条河是都江堰内江的四大干渠之一，在唐昌镇的四周都有柏条河的分支流过，“竹林夜雨”，流水潺潺，让唐昌镇平添了一股灵动之气。
战旗村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但如今却已经“蜕变”成一个小集镇，整齐美丽的别墅式建筑，带着川西民居特有的风格掩映在红花绿树中，平坦宽阔的村道两旁种植着行道树，有超市、商店、餐馆、医疗站和学校，汽车和摩托车来往穿梭。2009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了8848元。
在上世纪60年代，战旗村是全省著名的学大寨先进单位，曾发动民兵大改条田，“横山脚下春意浓，改天换地战旗红”这两句话便源自那个时代。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战旗村也先后办起了酒厂、砖厂、机面厂、铸造厂、预制厂、树脂厂等12个集体企业。当时，战旗村的集体资产保持在千万元以上。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战旗村的集体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由于经营者采用各种手段侵吞集体资产，包括使用扩大成本、收入不上账等“虚亏”的手法，使集体资产大量流失，集体企业逐渐萎缩。名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实际上却是“四不像”，打上了浓浓的“家族制”烙印。
2002年下半年，村里的工作陷入了困境，眼看再过两三年，上千万元的集体资产就会全部流入私人的腰包。就在这个时候，个子不高、瘦瘦的、皮肤黝黑、鬓边已现出白发的李世立临危受命，当选为村支部书记了。
当时有人曾好心地劝阻他：“你是‘瓜’（傻）的？这个烂摊子不好整，是‘脱死人衣裳给你穿’，这个书记没得当头。”但李世立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而是立即全力投入了工作。
选谁来当自己的搭档——担任村主任呢？李世立很动了一番脑筋，最后选中了精明强干、办事公道的高德敏。高德敏是村里的能人，成功地经营了自己的企业，在“竞选会”上他发表的“施政演讲”讲的是以后如何发展战旗村的经济，让村民们受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最后便高票当选了。
为了防止集体资产继续流失，李世立和高德敏首先对全村的集体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弄清资产的归属关系，然后便邀请了大学教授和省政府参事室的专家到村里讲课，讲解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什么是股份制，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健全企业的内部运行机制。
当时，一些厂长、经理想不通。特别是专家们说“经营者也是打工仔，也是放牛娃儿”时，他们更想不通，认为厂长、经理既然是企业的领导，就应该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大事、小事都应该自己说了算。针对这种现象，李世立和高德敏一方面以村委会的名义收购了大量散股，让村集体重新成为最大的股东，并完善了企业的股份制，另一方面又以“重奖”的形式安抚了过去的经营者。
最初一些经营者对他们的做法曾强烈反对，声称：“随便把股份卖给哪个，都不得卖回村里！”有人还上门威胁李世立：“你再不收手，要把你家的人放倒两个！”上级领导表示“支持”他们的做法，但一些干部对这种做法抱怀疑态度，认为经营者们有权有势、极有能量，不好惹……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李世立和高德敏没有退缩。李世立大义凛然地对持反对态度的经营者说：“按合同规定，已经连续亏损两年或两年以上的企业，应该由村上收回，你们有什么理由反对？”
顶着沉重的压力，经过两年的努力，村委会用70来万元资金，陆续回购了经营者和职工所占的散股。经过一番整顿，终于救活了企业，并让集体资产不再流失，也稳定了企业的就业人员。以后便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选择了企业的经营者。两年中，战旗村回收到了420万元资金，然后又把这笔资金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以此壮大了集体经济，为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打下了物质基础。
村领导的做法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过去一些抱怀疑态度的人纷纷向李世立伸出了大拇指，称赞道：“李伯儿，你们这一步棋走得太好了！”
担任村干部后，李世立和高德敏都放弃了自己原本经营得不错的企业，他们新的梦想是，一定要让战旗村在全国“挂上名”，让大家都知道战旗村这个地方。这是他们人生价值的追求和体现。
集体经济富了，2005年战旗村村集体已经拥有自有资金1280万元（其中现金460万元）。从这年开始，便给每个村民每年发放40元“以工补农”款，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可以领160元养老补助，全村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费用全部由村集体负担。
战旗村更大的发展是在成都市推行城乡统筹之后。
2005年成都市大规模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三个集中”。最初郫县确定的试点地中并没有战旗村。李世立在一个会议上得知郫县将要按照省、市的部署开展土地整理、拆院并院等试点工作后，立即向镇政府借来文件连夜研读。
“这个政策太好了、太适合我们了！”李世立兴奋地对高德敏说，“我们不是参观过华西村和一些示范村吗？哪一个经济发展得很好的地方还在一家一户地自己种植一小块土地？哪一个不在搞规模化经营？如果战旗村也能实行拆院并院，让农民集中居住，腾出多余的宅基地和城市建设用地项目挂钩，并且搞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岂不是会进一步改变战旗村的落后面貌，是又一次发展的机遇。”
和村干部们商量后，他们一面征求村民们的意见，一面向镇党委、镇政府申请试点。在上面还没有批准的时候，村上就主动花两万元请来了成都市的一家测绘公司，对全村每家每户的承包地、宅基地等进行测绘。以后村集体又出资上百万元，改造和整治了道路、沟渠、管网等等，并且请规划设计单位对集中居住点进行规划设计。
当时有的村民同意集中，有的反对（约占40%）。最大的阻力是观念的制约，“穷家难舍，热土难离”，不愿意告别传统的老房屋、老习惯，舍不得丢弃原先祖祖辈辈传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战旗村采用了“高校＋支部＋农户”的办法，让大学生住进农家，让学校资源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终于让村民逐渐接受了新的观念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赞成集中居住的人逐渐增加。
2007年成都市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市委书记李春城到战旗村考察，听了村干部们的汇报后高兴地说：“这个村很有想法，我看应该支持！”于是，战旗村成为全市首家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示范点。这一年村委会再一次就愿不愿意集中居住对村民们进行调查，结果颇出大家意料之外，全村501户中，竟有496户同意拆院并院集中居住，只有5户表示“要再考虑一下”了。
为了把集中居住区建成有特色的、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小区，战旗村郑重聘请成都市村镇设计院对新型社区进行设计。设计院最初提供了两种户型，都很单调，并且有猪圈和鸡舍，胸怀大志的李世立和村委会否定了这些规划，李世立诚恳地要求设计人员们“转变观念，去掉‘农’字搞规划”，强调当时战旗村的村民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养猪、养鸡的人很少，完全可以按照城市的生活方式进行设计，他明确要求：“按成都市的小区规划设计，中等偏上，上等偏下，户型按连体别墅户型，而且家家有车库，每户都有一到两个带卫生间的卧室，便于老人们居住。”强调“要做到设计20年不落后”。
“去掉农字搞规划”，“按城市的生活方式进行设计”，这对于川西坝子农村的居住环境来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啊！农村人祖祖辈辈谁敢有这种想法呢？这正是成都市推行城乡一体化希望达到的目标！
改变观念后，设计图纸进行了修改，小区不再是单调的、一览无遗、四四方方的“火柴盒”式房子，别墅式的住房中有花园，有弯弯曲曲的小径，有湖泊、小溪和绿化带，群众看了后表示满意，稍稍进行调整后便按图施工了。
关于卫生间，还出现过一些趣事。
李世立要求，3人住的套房要有3个卫生间，5人住的套房要有4个卫生间，村民们绝大多数都觉得卫生间太多，楼上有一个卫生间、楼下有一个卫生间就够了，搞那么多有啥必要呢？但见过世面的李世立说服他们：“你们要考虑啥叫20年不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要求都在不断提高，过去厕所不进楼房，后来全家一个厕所，把厕所放在楼梯间，现在则发展到楼上一个楼下一个了。以后呢？会有主卧、次卧之分，主卧要求更加方便，现在城里人已经接受了这种设计，我们也要适应，以后还可能每间房都有卫生间哩……”
是的，有人说，厕所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战旗村的变化也是如此。
至于绿化呢，小区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总的要求是要实现住房在花园中、住房在森林中，公共场所由村集体负责绿化，房前房后则由住户自己种花种树。
2009年8月，占地200多亩、投资9500万元的社区新居竣工，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商业、文体等公共服务配套完善，每户村民平均只掏了1.4万元就住进了楼上楼下宽敞漂亮的别墅式新居。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战旗村居民小区移栽和新栽的树木花草都已经成气候了，许多村民还养了画眉、八哥和别的小鸟，漫步在小区的花径中，到处都可以听到小鸟清脆悦耳的鸣叫声。
村民集中居住后，原来的宅基地进行了复耕，仅此一项全村便增加了耕地300多亩。其中新增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230亩，由郫县统筹安排“挂钩”到郫县郫筒城镇规划区出让，战旗村回收了建设新社区所需的资金。
◆采访札记
让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内涵。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实质，就是要建立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所指出的：“成都实践是一场以人为本的历史性变革。”
为贯彻“农民向城镇集中”，7年多来，成都市上百万农民有序地进入了城镇、农村新型社区，进入了第二、第三产业。与此同时，为适应农民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的迫切要求，成都市实施了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村村通水泥路（或柏油路），城乡居民用电同网同价、自来水和天然气覆盖农村、村（社区）垃圾集中处置、村村通固定电话和广播电视、移动信号覆盖率100%……总之，成都的农民已经享受到了现代化的福泽，他们居住的地方已经不是“村社”，而是城里人一样的“社区”，他们不被称作“村民”而被称作“居民”。一些新型社区和城市的“别墅区”相比，毫不逊色。于是许多农民说，“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
截至2011年8月，成都已经交付使用的新型农村集中居住区已达1726个，56万多户农民搬进了现代化的新居，与此同时，农民也交出了原有的宅基地，或进行复耕，或变成集体建设用地。新型社区漂亮的房子外面有宽敞的绿地，清新的空气、姹紫嫣红的花草和蓬勃生长的蔬果，构成了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总是让城里人和前来参观者艳羡不已，甚至有城里人希望出重资“购”得一个农村户口，但基层干部和农民笑着摇头，坚决回答：“不行！”
让上百万农民离开祖祖辈辈世代居住的老屋，搬迁到新的地方，不但涉及许多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涉及许多观念上、文化上甚至感情上的问题。而让农民放弃原有宽敞的宅基地搬进狭窄的楼房，就更加复杂，绝不是一件小事了。成都为什么能做到？为什么农民不但没有闹事反而得到了他们的衷心拥护，让改革实现了“软着陆”？
深层次地进行审视，原因之一是市财政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每年把城市较大部分的土地收益用于支持农村，近7年累计投入近800亿元，仅2010年市县两级财政对“三农”便投入了229亿元，较2002年增长31倍，集中居住的农民不交钱或只交少量的钱便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原因之二便是成都市自城乡一体化启动开始，就以“三个集中”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又大刀阔斧地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系统、配套地推进“六个一体化”和农村“四大基础工程”，资源配置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让广大农民和城里人一样能够平等地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因而得到了他们的广泛拥护。
这就是成都模式的精髓和实质。
当然，农民集中居住后，腾出的宅基地能否真正地复耕，如何复耕，让它们不只是“统计上的数字”而重新变成良田，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贯彻和落实。而农民集中居住后，如何继续提高他们的素质，如何继续发展家庭副业、庭院经济等等，也是一些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