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杂志对作品的推广，引起了专门文学研究机构及人员的重视。1972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扬州师院、开封师院中文系等高校的读书小组组织关于《艳阳天》的讨论会，并发表评论文章。《金光大道》发表后，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也纷纷组织工农兵学员发表文艺评论，大学教授文学课程的老师也撰文评论。这些评论文章均按照阶级话语分析作品的内容和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评论》上范之麟的《试谈〈艳阳天〉的思想艺术特色》。此文第一次较为详细、有文学批评色彩地分析作品在塑造萧长春这一正面形象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指出正面人物的刻画主要是从"忠于社会主义思想品质"和"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出发，进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塑造，举小说细节为例说明作品对各类人物刻画细致且语言生动，弥补了之前的评论文章对萧长春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典型性意义评论不足的缺陷，进一步在小说经典化过程中铺叙重要话语。相对关于《艳阳天》的评论推动其经典化过程，《金光大道》的操作方式更为成熟。
在可以索引到的当时47篇公开发表的有关《金光大道》的评论文章中，笔者认为是由三篇重量级的评论文章一步步把小说推到无产阶级文学经典地位：1972年8月鲍定文的《向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前进--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72年10月金枚的《农村斗争的画卷--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72年12月麓山草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读长篇小说〈金光大道〉》。选择此三篇评论文章，不仅仅是发表的报刊级别具有影响性，更重要的是在评论内容和程度上，三篇文章逐步升华《金光大道》的政治地位和文学意义，不断深化小说作为经典之作的评定。
鲍定文在文中确立"《金光大道》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中值得重视的新成果"。金枚首次分析高大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确立小说塑造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典型人物形象的功劳。麓山草更进一步明确《金光大道》在当时的文学意义："《金光大道》在展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风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等方面，已经显示出'文化大革命'以后文艺创作的许多特点。"该文把《金光大道》树立为"文化大革命"中"三突出"、"多侧面"创作方法的典范。直到1976年，关于《金光大道》的评论皆在此定论下进行衍生。学术机构对作品的评论，有力论证并不断推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走向经典地位。
(三)经典的读者认同
如果说十七年文学的经典化主要是通过党政文化部门运作，那么读者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现代文学提出文学大众化开始，少有文学作品真正深入知识分子以外的农民群体，而浩然的作品做到了农民能读、爱读，这是小说经典化实现的重要一环。
《艳阳天》出版后，为适宜农民阅读习惯，浩然压缩篇幅，简化情节。196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艳阳天》第一卷的农村版。作者提到，在《艳阳天》发表后收到多达万件的读者来信。书出版十年间，发行五百多万册，并且翻译为朝鲜文、日文由延边人民出版社、日本青年出版社出版。20世纪70年代，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成连环画，中央广播电台以广播剧形式在电台播讲，使更多不识字、不读书的人和偏远山乡的人知晓。甚至这部小说成为当时农村合作社之间表示友好的礼物，大家敲锣打鼓，把书系上红绸带，相互赠送。更能戏剧性地说明《艳阳天》在当时之经典的故事是，据扮演《西沙儿女》的男主人公陈亮的张连文回忆，他去青岛崂山一个村子，支书夫妇请他吃饭，他们说，就因为浩然的《艳阳天》这本书，他们才结成夫妇。
吃饭时，书记念了第一句，媳妇就能接下第二句。不仅如此，许多活跃在文坛的知识分子也承认，在文艺萧条的年少时期，阅读浩然小说成为最早的文学启蒙。《金光大道》虽然在出版上几经周转，但一样拥有大量读者。笔者2010年6月采访了浩然家属，回忆了《金光大道》当时受读者欢迎程度：《金光大道》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版界恢复出版文学作品后的第一部个人署名的作品，印数500万册，数量空前绝后，作者无稿费，收入养了整个出版社一年，包括留守在社里的和下放劳动人员的工资等。据浩然女儿梁春水回忆，曾听父亲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后院盖起一座小楼，用的就是《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发行收入。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浩然小说在当时的发行量之大，读者之众多。同时说明浩然小说经典地位的确立并非仅因其政治因素。浩然小说深入广大农村，在文学"大众化"的轴脉上，是完全有权利称为"经典"的。
(四)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
《艳阳天》从出版到引起广大评论关注，直到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跨越了整个十七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正以政治权威话语形式确立浩然小说"经典化"地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74年5月5日，以初澜署名，《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章以"《艳阳天》是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定性，确定了浩然小说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熟悉这段历史，翻阅过那个时期国家报刊的人都知道"初澜"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写作班子的笔名之一。
文化组的写作班子主要有四个笔名：初澜、江天、宿燕、望浦。其中，"初澜"排在第一，一般用来发表被认为最重要的文章。在特殊的政治时期，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算在全国取得了著作的经典权。随即，1975年，浩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文学地位的肯定带来作者政治地位的提高。不同于正常的文学经典确立历程，《艳阳天》在十七年其他长篇小说饱受批评、命运坎坷的年代，独秀一枝地被确立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经典。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金光大道》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称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关键作品，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多的、有官方殊荣出版的文学作品，本身已取得特殊时代的文学经典地位。
(五)经典的文学史书写
按照文学经典运作模式，作品必须得进入文学史，方可以巩固经典地位。不同于《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等十七年主流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出版时间均在1962年后，浩然的长篇小说自然无缘进入五六十年代诸如1962年由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这类同时代的文学史书。1965年，浩然的长篇小说不断出版后，又恰逢"文化大革命"，文学史的编写难以继续。而当1978年拨乱反正、进入新时期之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浩然的小说遭到否定，80年代的文学史对《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评价或者是"全盘否定"，或者是"否定中的部分肯定"。
1980年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和1986年洪子诚编著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在肯定《艳阳天》的同时，基本上把《金光大道》写成浩然进入"文化大革命"后的"创作歧途"。直到90年代末期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少有对浩然小说的专节介绍。时至今日，面对"文化大革命"文学，如何评价浩然创作依然悬而未决。鉴于这些情况，我们无法从文学史书写角度，给《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做出准确定位。但值得思考的是，R·麦克法奈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一章，唯有浩然享有专节的文学创作评价。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世纪百强中文小说，《艳阳天》"以刻画农村的面貌入木三分"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四十位。1949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浩然《艳阳天》和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入选。2008年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借阅榜上，《艳阳天》名列13位，是120本上榜书中唯一的一本文学作品。
三、经典化的主体性因素
在众多的十七年主流文学里，并非每一部小说都能有幸占据人们的视线，要成为十七年文学经典，除了艺术可取、相关文艺部门支持外，作者创作主体因素至关重要。在相同的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题材下，在共同的外界政策规约下，浩然小说何以能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典？关注作家在相同的文学体制下，创作主体意识对文本经典化起到什么作用，是考察浩然小说实现经典化的必要追问。
《艳阳天》、《金光大道》为何能成为十七年到"文化大革命"小说创作的一面旗帜？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他，为何能成为赢得广大读者和政策支持的有名作家？除了作家的辛勤写作、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时代的眷顾等原因外，相比同时代其他作家，浩然创作的主体因素起到决定作用。从工农兵作家队伍脱颖而出的他，真诚地信奉党的文艺政策，一心"为农民、写农民"，抱着明确的写作信仰，浩然深信文学"是宣传党的政策、配合党的政治运动的武器，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武器"，文学工具论的信念扎根于浩然心底。相比同时代作家，浩然在对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是轻装上阵的，作家的主体创作信念为小说的经典化提供了可能。
根据这样的创作信念，《艳阳天》、《金光大道》由始至终均明确地依据政治需求、党的政策进行写作。以《艳阳天》为例。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再次高度重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作家浩然有着一种敏感的政治识别力，熟知政策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此时的他豁然开朗，把反映"阶级斗争"作为开拓自己创作新天地的依据，立志在长期积累农村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写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和《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农村小说不同，浩然有更明确的政治定位，为配合阶级斗争政策，作家明确表示《艳阳天》的写作动机是要打退"城市里的一些牛鬼蛇神"、农村"那些被打倒的阶级"对党的进攻。随着日益激化的斗争形势，作家对小说的构思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