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片。转到一监不到一个月主席逝世，接着就是“四人帮”垮台。本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该刹车了，但北京的运动并未停止。那时旧电影（1966年以前拍摄的）大多没有解放，社会上放的电影也多是1975、1976年间拍摄的。经过文革，文艺政治化搞到极端，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因此这时的影片内容就是谎言的汇聚，是对观众智力的侮辱，也不妨说是一种测验。有个片子的名字记不清了，但它的第一个镜头，即使过了30年仍然记忆如新：一个革命派的姑娘，风风火火，怒气冲天，从岸边跳上一只小船，一把抓住船上一男人的肩头，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布来。这是一个大特写。
原来这位女革命派阻拦其男朋友进城做小买卖，“搞资本主义”。这位女士的形象就是当时极其时髦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角色。另一个就是《欢腾的小凉河》，这是个针对性很强的政治片。影片中有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一出场就是要“整顿”，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要搞“四个现代化”等等一类大多数民众听着合理，却被主流舆论狠批的口号。这个副主任在外在造型上都模仿邓小平，留着小平头（“四五”之后，“小平头”就成为一种“反动”的政治意象），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并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争论时，引“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邓氏名言。虽然影片把这个副主任当做反面人物来塑造，但他颇具气势，言辞尖锐，与造反派辩论时侃侃而谈，影片想贬损这个人物，反而增加了我们普通观众对他的好感。
印象最深的影片是1975年中国新闻纪录影片厂拍摄的访问“民主柬埔寨”的纪录片。这个片子很长，分上下集，大约有三个小时。我很佩服拍摄者的毅力，这样一个没有色彩、没有欢笑的空间，他们居然能够专心致志地审视那么长时间。当时柬埔寨内，人们穿的一律是黑色（仿佛是秦始皇时代的“尚黑”），无论男女，女的只比男的多一条黑围巾。不过这让一监犯人（犯人服装都是黑色）感到亲切，看看银幕，再瞅瞅衣裤，真有“天下同此一色”之感。
歌舞团的演出也一律着黑装，其歌唱如诵佛经，不知是佛诵取法于柬地民歌，还是柬埔寨人由于深信释迦惯用佛音梵呗以表达情怀呢？舞蹈只是顿足扬臂，颇具古风。女舞者持镰刀，男扬斧头，两者携手，就是工农团结；举枪展臂，昂首扬眉，便是消灭敌人。一看就懂，非常大众化。
影片中的首都金边，更令人惊讶，宽阔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军用卡车往来疾驰，扬起阵阵沙尘，大约革命政府的车子在执行任务。这个片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是一位十来岁的小革命军人。这个孩子大约也就一米三四高，穿一身工作服，面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在车床上加工机器零件。因为个子矮，只得站在一个肥皂箱上工作，车床旁边还竖着一支冲锋枪。旁白说，这个孩子六七岁时父母被美帝国主义者杀死，为了报仇，他参加了红色高棉革命部队，用枪打击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为革命建立了功勋。现在革命胜利了，他放下武器，拿起工具为柬埔寨的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再立新功。当时还不知道柬埔寨发生了人间浩劫，但我想这样小的孩子，如果在革命战火中没有条件上学的话，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不让他们读书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根本没有学校了，因为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地方，统统被取缔了。
电影这种有刺激的娱乐往往会引起犯人的遐想，特别是1977年下半年，旧电影开放了，许多电影的放映都能带来点震撼。例如“政治犯” （当时不承认有政治犯，因为刑法中有“反革命罪”，“反革命”也是刑事犯罪）对影片的政治含义很敏感。改革开放前，中国文艺、学术都是政治信号，开放旧电影简直就是发布政治信号。荧屏播放了写海瑞的湘剧影片《生死牌》是一声春雷，大家议论，文革中第一个倒霉者吴晗要平反了，文革有点儿站不住脚了，彭总也要重新评价了；放《林家铺子》知道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又快成为文艺红线了……政治是个谜，时时放出些微信息让大家“猜一猜，谁来吃晚餐”。这真是一种益智活动，连监狱的犯人也能半公开地参加。
文革中拍的“革命电影”特别适合监狱中放映，因为影片中一律孤男寡女，不食人间烟火，不会引起犯人的遐想，有利于思想改造。因此，我想，当时积极提倡的“为工农兵服务”，似乎也没忘了犯人，也是为犯人服务。可是文革前的影片中还一些是有点爱情内容的，尽管这已经是“革命＋爱情”，或“劳动＋爱情”了，最不济也是爱情不忘革命，爱情不忘劳动，与现在拍的爱情片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就剂量甚微的爱情也有副作用，足以使一些定力不足者心动。
有一次放完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是一个歌颂大跃进农民改天换地的影片。其中女主人公孔淑贞，很是抢眼。第二天一早在三角院洗脸时，碰到大老黑，他拿着一块新的花毛巾擦他那张黑脸，因为对比鲜明，我不禁赞叹“真花啊”！大老黑用手拍着毛巾说“知道吗？孔淑贞给的”！我笑了说“你真是至死不悟啊”！他案子在北京很有名。老黑本是某工厂的书记，当过兵，去过朝鲜，为人嘻嘻哈哈，很豪爽，很有人缘。家在河北农村，独居北京，平时与工人打成一片，没大没小，偶尔失足，与食堂女炊事员发生关系。
70年代的北京“备战备荒”，挖了许多地道，这位女炊事员常值夜班，卖完夜宵后，常常从地道溜进老黑的办公室，宵入晨出，“来非空言去绝踪”，很是秘密，真是“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后来，终于被女炊事员的男友知道了，气愤异常，要去捉奸。老黑厂里的朋友、耳目多，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老黑把电灯的火线接到门把上，想电来人一下。没想到那天恰好下雨，电工怕穿胶鞋出声，光着脚板，提着鞋去捉奸，一拉门把，陡然中电，因无防备，猝然摔倒。老黑知道出事，抱着电工抢救，不治而死。最后老黑被判“死缓”，老黑劳动表现好，乐于助人，又由于当时判得有些重，缓刑期满直接改为18年（一般是改为无期），不久又减两年。是不是女炊事员就是他的孔淑贞呢？没有探究过。
娱乐记往录
各个龄段的人们都有娱乐，但只有青少年时的娱乐才会在生命上留下深刻痕迹。我是个过早地结束了青年时代的人，一轮轮的政治运动、厄运都没有忘了关照我，要是买奖券能碰到这样运气多好（我也没买过奖券）。1964年被批判、定为反动学生，1965年发配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当时曾有诗云“此生二十三回秋，唯有此秋偏淹留”。23岁就开始了生命的秋天，还谈什么娱乐？年近不惑，摆脱厄运之后，又为谋生而奔忙，失去了静下心来欣赏艺术的耐力，逐渐也就失去了欣赏艺术能力。
80年代，我供职于文学所《文学遗产》期刊。有一天中午正在编辑部看稿子，所里科研处打电话叫我马上去到首都剧场去看日本能乐演出。我不想去，科研处同志说：“这是文化部发的票，我们所里十几张票，没人去，上头要批评的。”于是只好奉命前往。
过去我都没有听说过“能乐”这个词，懵懵懂懂到了剧场，演出正好刚开始，偌大的剧场没有多少人，显得空空荡荡。我脑子里还回荡着第二天《文学遗产》的发稿问题，有几篇还没有“齐、清、定”（这是对送交印刷厂之前对稿件三项要求）呢。此时根本没有放松看戏的心情，只见舞台上几位穿浅色和服的演员像鬼魂一样飘动。“能乐”是日本的国粹，但我真的没有能力欣赏，演员戴着面具，动作缓慢，一招一式，仿佛是电影的慢镜头；伴奏尤其令人烦闷。三只鼓（大中小），节奏单调，还有一只短笛，但音似乎走调，有点沙哑，这情景要写在诗中很好，唐人有“短笛无腔信口吹”的名句。可是到了现实中，耳朵是受了很大委屈的。
剧情要比昆曲和京剧还慢，剧中人拖着长腔对话，一句述说很紧迫的事情的句子也要拉长腔，真是对性情的折磨。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悄悄地弯着腰离开座位，趁人不注意时溜号。不料到了门口，发现门被反锁了起来。旁边的剧场工作人员低声但颇有点严厉地说：“对外宾要有礼貌，遵守外事纪律！”这居然是外事活动！鲁迅曾说到他家乡的戏班——“群玉班”，名实不符，没有人要看。乡民们编过一支歌：“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庙门，两边墙壁都爬塌。连忙扯得牢，只剩下一担馄饨担。”这场演出，幸亏早早地关了大门，否则连馄饨摊也没有。当然这不是说人家演得不好，而是说这种艺术形式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太陌生了。
从这件事上，也感觉到工作紧张已经使我失去了欣赏艺术的心境，对于一时难以进入其境界的艺术缺少耐心。其实上大学时不是这样的。有一年纪念肖邦，在音乐厅听波兰女钢琴家的演奏，也完全不懂，但静心听下来，还是有些感悟的。困难时期，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每星期日都有音乐会，一毛钱一张票，有时是整场的交响乐，我不懂也去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就是在那里听的。那时是学生，困难时期的政策也稍稍宽松（文艺界尤松），没有烦心事，听戏、看电影、听音乐既是娱乐身心，也是增长知识和提高审美能力。在有压力的生活的情况下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几十年了，几乎没有进过电影院、剧场、音乐厅，而且逐渐失去了涉足娱乐场所的兴趣，不想去了。不用说花上几百元买门票，就是白送票也要顾虑重重，天冷、天热、散戏后如何回家都成了不想去的理由。
前几年写过一组文章叫做《看电影的记忆》，文中曾说看电影是北京人最普通、也最普及的娱乐活动，但这只限定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包括文革），至于建国前则不是这样。那时最大众化的娱乐活动则是听戏和看“玩意（儿）”（指曲艺与杂技，这个称呼对艺人有污辱性，逐渐被淘汰）。看电影则是新派人物和青年学生的营生，为老派人物以及社会普通人所不取。四十年前，有次向电影导演的郭宝昌请教有关电影的问题，他家是旧式家庭出身，不赞成子弟们看电影，可是他却阴错阳差干了电影这一行，干得还挺起劲。他说：“有一次几个青年人商量看某个片子，老太爷病卧床榻听到了，颤颤巍巍地高声制止：‘不要去看电影，那里面有kiss！’”其他的老北京虽然不一定会说这样的话，但总觉得看电影的都是轻浮子弟，甚至是洋场恶少的嗜好，庄重的人、老实人不应该涉足那个男女混杂而又黑洞洞的神秘世界。至于听戏、捧角、戏迷的紧跟不舍地跟踪盯梢当红“角”都发生在光明正大的世界，谁也不觉得那么下作，还被看做是风流。
“听戏”主要指听京剧；昆曲虽然也有听，但其主要观众是从江浙一带来的文人；梆子（主要是河北梆子）还有一定的叫座率，但主要是周遭进京的农民欣赏；评剧则是没文化的家庭妇女和老太太陪着戏里的主人公一起去掉泪（评戏多是苦戏，如《烧骨记》《杨三姐告状》《杀子报》等）；而京剧则是雅俗共赏的，全体北京人都喜欢，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为什么不叫“看戏”而称“听戏”？北京的老戏园子最初都是酒楼茶肆兼营的，既然是茶楼酒肆，方桌必不可少。茶酒吃食都摆放在桌子上，客人围在方桌的四周一边吃喝、一边聊天、一边听戏。他们大都不是面对舞台的，只是闷头听，遇到精彩处，抬起头来，抻着脖子叫一声“好”！以说明他们是知音的。因此早期的京剧（京剧这个词是建国后发明的。起初有“乱弹”“皮黄”“二黄”“国剧”“平剧”等名称）注重唱、不太注重表演。小时候，要是说“我去看戏”还要受人讥笑呢！
建国前关于听戏我印象特深的有两件事，一是程砚秋先生重返舞台，程先生重新登台唱的什么记不清了，但“满城尽说程砚秋”的氛围至今想起，尚很鲜活。日本占领北平期间，程告别舞台，隐居京郊青龙桥务农，抗日胜利后重出，受到北京人热烈欢迎，称赞他“耪了八年地”。不只是赞许程砚秋的民族气节，还是对追星一族更有刺激力的新花样。就记得常来家串门的女眷们说“他耪了八年大地，手怎么还那么细嫩，真不容易”。另一件是梅兰芳先生抗战胜利后回北平在长安大戏院（西单）登台演出，我们家买了一个包厢。那时长安大戏院包厢很简陋，在二楼前二排围个圈，圈中有四把木头椅子。演的是梅派名剧《生死恨》，全剧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韩玉娘抱着其丈夫程鹏举靴子哭诉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