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华朝他一白眼：“你就是个疯子！我不跟你说了。”转身回厨房间。
罗想农想了想：“我有个学生，刚考上省质监局的厅干，晚上我给他家里打个电话，看这事该怎么处理。”
袁清白的情绪上得快，下得也快，一听这话马上咧了嘴：“那好那好，无论如何你得找到他，这事也就是质监局的一句话。”
罗想农心里说，怕是没这么容易。他试探着问袁清白，还有没有心思遛遛腿，带他们到杨云的墓穴地去看看？袁清白说，有哇，怎么没有？生意上的事都有大哥帮忙解决了，杨姨的事他还不该多跑腿？他当即要发动那辆车门都关不严实的桑塔纳。罗想农摆手说，不必，就走着去，走着才能认下路。
一九九九年，罗家园去世时，罗想农在南京青龙山公墓给他的父母买了个“双穴”。讲迷信的人说，那是南京的一块风水宝地，前靠湖，后倚山，成排的花岗岩墓碑沿山坡逶迤而上，中间是一行行栽种整齐的苍松翠柏，附近有方便扫墓的停车场，有专业出售鲜花香烛的小摊点，还有偷着卖纸钱祭品的游荡商贩。逢到清明节，公墓周围的几条马路上人山车海，人们带着一家老小，带着干粮水果，甚至带着小孩子玩的风筝和抖嗡，神情不像是扫墓，倒像是春游。
罗想农对杨云说，你看，爸爸住这儿，左邻右舍的多热闹！他的意思是：将来你也不必怕冷清。
当时母亲扬了扬眉毛，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罗想农就以为母亲是没有意见的。杨云对罗想农的态度就是这样：当她心里同意时，她嘴里不会把“同意”两个字说出来，她要熬着他，熬到他心里发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产生疑问，自信全无。
几乎是从一条游动的精虫开始，母亲对儿子的怨怼从无止息。
出了镇，袁清白没有往北边的大路走，而是拐上了一条芦苇丛生的砂石路。路面想是许久不走人了，被杂草蚕食得东露一块西露一块，大坑套着小坑，时而还有拇指粗的芦根裸出路面，蟒蛇般盘虬着，稍不留神会绊人一个大跟头。罗想农依稀记得，七十年代，这是良种场里通往育种试验田的路，有一年乔六月偷偷在试验田边种了几窝“华东26号”花皮瓜，那种西瓜的皮特别薄，成熟后几乎是一碰就爆裂，所以乔麦子经常把罗家两兄弟带到田边去，酷暑中摘片瓜叶顶在脑袋上，蹲在瓜地里，挑那瓜纹深重的，一拳砸开，每人捧一块，呼哧呼哧地啃。
罗想农问袁清白：“镇上这些年走了不少老人吧？怎么往公墓的路也不修一修？”
袁清白回答：“我们不是去公墓。”
走在路边、随手折了两根芦苇叶在手里甩打着的罗卫星停住脚：“拜托别弄得神神秘秘好不好？”
袁清白一摊手：“就冲我身上这堆肉，我走路容易吗？我会陪你们走着玩？杨姨她老人家就是喜欢个僻静处。当初买地时我也劝过她，她不听，我能怎么办？”
罗想农拉了罗卫星一把：“走过去再说。”
走到路尽头，才发现是一片废弃多日的荒滩地，诺大的地场上零零星星竖着一些坟包，有的做成简易的水泥墓，栽有刻了字的石碑，沿坟边还有三两棵小树苗，坟前有残破的花圈供奉，有的就只见一堆黄土，至多坟顶上垒个倒三角形的泥坟帽。顽强的芦苇棵子从一切可以露头的地面上拱出来，这里一株，那里一簇，细瘦萎黄，东歪西伏。活泼的麻雀们在远处飞来飞去，钻进稀稀拉拉的草丛里仔细地寻找食物，叽叽喳喳地招呼同伴。有什么东西从他们脚下嗖嗖地钻过去，把草丛冲出一条浅浅的浪，罗卫星夸张地跳起来，坚持说他看见了一条蛇。袁清白笑话他说，他又不是大帅哥，美女蛇也犯不着大白天的为他冒险出来逛荡。袁清白猜测八成是田鼠，也有可能是野兔。往前倒数二十年，有小水貂的可能性还很大，江边嘛。现在是不可能有了，绝迹了。
罗想农双手插在夹克衫的口袋里，耸着肩膀，抵挡从脖子里嗖嗖灌进去的江滩上的风。他的心里也像不小心吞进肚的冷空气一样凉。母亲放弃南京的标准化公墓，不愿意跟父亲合葬，他基本上猜得出原因：父母结婚五十多年，压根儿就是一对同床异梦的人。可是母亲居然把墓地选在这样的荒滩野地，在这块芦苇杂生、野鼠乱窜的僻静处，他弄不明白为什么。
是母亲存心要跟她的儿孙绝离，要迫使他们忘记她、疏远她、恼恨她？
又或者说，是母亲逼着身为长子的罗想农不能在她身后及时行孝，而永远地负疚和不安着？
母亲是一个心机如此深重的人吗？不是啊，她也许不宽容，但是绝对不阴毒，她从来都不习惯事后惩罚人。
罗想农慢慢地迈步，在漫过脚背的野草丛里没有目标地走，左左右右地蛇行，重点选择那些有石碑做标记的坟墓，走拢去，弯了腰，看那石碑上的字。有的碑材年代久了，字迹漫漶不清了，他几乎要把眼睛贴上去辨认，还有时候要拿手掌把碑上的浮尘鸟粪拂干净，让隐隐约约的字迹露出来。
罗卫星和袁清白一声不响地跟着。一时间野地里只有三个人脚步的刷刷声，和远处麻雀热闹的叽喳声。天依然是阴着的，霾很重，因为江边不远处有多家大型化工厂和造船厂，环境污染得很厉害。乌蒙蒙的天空和野草萋萋的荒滩，这一切都让人心里沉闷得要炸开来。
“你走来走去找什么，说出来听听好不好？”罗卫星开始抱怨。
“我知道大哥要找什么。”袁清白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揶揄。“大哥想在这附近找到乔六月的墓。”
罗想农猛回头，准确地撞上了袁清白一双要笑不笑的眼睛。这双眼睛浑浊，浮肿，眼皮周遭长一圈重重叠叠的赘肉和针眼大小的疣子，猛一看蠢笨和憨厚，实际上却是机敏和智慧。
罗想农想，什么都瞒不过他，这小子确实聪明，要不然他也不可能白手起家弄出这么一个乡村肉食品加工托拉斯。
“没用。”袁清白说，“跟你想的不一样，乔六月根本就没有墓，杨姨和乔麦子那年回来，把他的骨灰撒到江里了，还是我帮她们雇的船。”
罗想农张了张嘴，瞥一眼身边的罗卫星，心里痛恨自己的肮脏和卑俗。人性的弱点，他想。人总是会本能地把他人往卑劣处想，无论这个人跟自己有多少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无论对方是否是自己的生养者。
母亲真不是一个注重情调的人，生离死别对她只有现实意义，不存在意念或者空间上的相合。如果活着不能在一起，死后还谈什么相守不相守？
但是，这样一来，母亲为自己选择墓地的动机更加模糊，成为罗想农无法解开的谜。
吃过晚饭，看完了电视里有关冰岛火山灰的最新报道，估摸着城里的机关干部们也都已经应酬完毕回到家中，罗想农便坐到堂屋沙发上，给他的学生打电话。
罗想农的这个学生，曾经是他欣赏备至、着力培养的对象，读博期间，家庭困难，女朋友似乎还生过一场什么大病，罗想农每月固定从自己的研究经费中拿出五百元，作为学生的生活补贴。后来学生毕业了，罗想农也千辛万苦为他争取到留校指标了，可是一年之后对方却报考了公务员，离开学校，津津有味地过起了朝九晚五的机关生活。不久之前参加厅干的竞聘选拔，又是一举夺魁。
是金子总会闪光，罗想农庆幸自己看人的眼光没有发生差错。
但是他又想，一个官员的位置，和教书做学问相比，真的就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吗？一个人在享受着呼风唤雨的权力生活时，他心理上的满足是否压过了一切？
罗想农拨通电话，在对方热情而又不失分寸的问候之后，说起了乡村企业家袁清白面临的这一场商业诉讼。罗想农说，袁清白的企业不是手工业式的家庭作坊，现在的企业家们经过了一场又一场食品工业危机，都深知质量和卫生环境的重要，所以他相信香肠里的老鼠尾巴百分之一百是生意对手的陷害。罗想农问，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能让袁清白为自己洗刷冤情？或者说，能够让袁清白的损失尽可能减少？
学生在电话中沉吟一下，问了罗想农一个问题：“袁清白是老师的什么人？”
罗想农老实回答：“老乡。邻居。”
学生就轻松地笑起来：“老师你可能上当了，老师不太接触社会，不知道现在人的道德良知沦丧到什么样的地步。如果按照老师的描述，我宁愿相信老鼠尾巴就是出自你这位老乡的产品。一个加工肉食品的车间，鼠类横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老鼠不小心被卷进机器，成为肉食品的一部分，情况也是可以想像的事。老师我劝你不要卷到这件事情中，你不能相信那些人的花言巧语，乡村企业家是中国社会中最狡猾的一群人。”
学生对老师说的话，真的是推心置腹，然而罗想农听着，心里不知为何有点别扭。放下电话他才想起来，这个学生自己就是农村家庭出身的人，他的父亲是在小镇上做豆腐的。
一个努力奋斗脱离了自己社会阶层的人，恰恰是对自己曾经身处的阶层最鄙视、最不耻的人。罗想农觉得，这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忘本，或者就说人家是“于连”式的人物，不是这样的，这种不耻的背后，有一个人潜藏在心底最深处的黑暗。
袁清白还在家里眼巴巴地等着这个电话的结果呢，罗想农在心里盘算，该用何等委婉的措词，告知他的失败的斡旋。他拿起电话，直接打到袁清白的手机上。
“没有戏。”他说，“你得做好应付官司的准备。恐怕损失不会小。”
袁清白立刻急了：“哎哟大哥，我是真冤枉！别人不信我，你还不信吗？这世上还真是没有说理的地方了？连学生都不肯认老师了？”
罗想农轻轻叹口气：“清白啊，在很多事情上，真理是永远被遮蔽的。”
“我不管！”袁清白在电话里叫着，“我他妈的跟那个王八羔子拼了！他能弄老鼠尾巴，我就弄包毒药！”
“别瞎说！”罗想农喝令他：“这话让人误听了，你可就真的活到头了！”
坐在罗想农身边看一场无聊足球赛的罗江，忽然探身过来，抓过罗想农的手机。
“袁叔，我有个主意，你肯不肯听？”
罗想农皱皱眉头，试图阻拦：“罗江，你不要火上加油。”
罗江紧抓住手机：“袁叔要是信得过我，我可以负责帮你找到私家侦探，由他来替你破这个案子。你付费用就行，别的不要多管。”
“多少钱？”袁清白在电话里问。
罗江眼睛瞥着罗想农，又好气又好笑地回答袁清白：“袁叔我真是服了你，这种时候还在意这点钱。放心，跟你的企业损失比起来，湿湿碎啦！”他拖长腔调，学了一句广东土语。
袁清白不知道在电话里骂了一句什么，同意了。
罗想农埋怨罗江：“馊主意！私家侦探？你以为袁清白是你们那些时髦男女？”
罗江神情认真：“伯父你相信我，没错的。”
罗想农身子往沙发背上一靠，感觉疲惫地闭上眼睛。他深深地感觉到，在罗江这样的年轻人面前，他已经是一个不拥有发言权的老古董，他不明白很多事，也处理不了很多事。
往前回溯很多年，他像罗江这般风姿勃发的时候，罗家园和杨云的心里，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悲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