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取得的初步成绩，使我建立了对自己，对事业的信心。但另一方面，通过这两年的拼搏，也使我感到势单力薄，身心疲惫。工厂虽小，事务繁杂，生产、技术、外购、外协、业务订单、工商、税务都是一个人跳来跳去。有时候碰到困难，想找个排忧解难的人都没有。一九九一年在工厂起步的同时，我妻子利用退休的机会开了一家工具五金商场。那个年代深圳新建工厂如雨后春笋，工具五金需求大，商场生意很不错。儿子智明在大学是学经济的，毕业后在一家公司搞了一段时间的业务。不久，就去帮助他妈妈经营商场。做生意只要营销对路，就会货如轮转，赚钱来得快，而且没有工厂那么辛苦，不用购那么多的固定资产，不用背那么重的包袱。因此，家里人都主张把工厂转让出去，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但我认为：几年辛苦不寻常，点滴进步皆心血。现在刚刚上路，见到了前途和光明就戛然而止，我确实舍不得。我要继续前进，将来就是走不下去了，我也心甘情愿，这么半途而废算什么呢？！
工厂要办下去，应当找个帮手，以便分担我的压力。廖工的辞职令我大惑不解，三个月后他来信解释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感到身体不适，在胯下发现有两个硬块，怀疑是恶性肿瘤，故突然辞职，回去之后经过检查治疗现已基本痊愈，虚惊了一场。对于他的解释我仍然半信半疑。他的辞职改变了我选择助手的思路，纯粹打工、来去自由的模式是不可取的，应当寻求志同道合者来共同开拓和发展。
从自己开工厂那天起，就有一些亲属纷至沓来。里面有自己的弟弟、侄儿、外甥、堂侄，还有一些转弯抹角的亲戚朋友，根据香港人的经验教训，在本单位最好不要用自己的亲属，有一个香港朋友刘先生亲口给我谈了他的惨痛教训。他祖籍潮州，孩提时代就跟父母去了香港，在香港受教育成长并在七十年代就有了自己的工厂。在内地改革开放的鼓舞下，一九八二年他将工厂从香港迁到了惠州。他的亲属、朋友从四面八方奔他而来。这里面一类是他自己的亲属，另一类是他太太的亲属。他给这些人安排了一定的岗位。有些人安排了比较重要的岗位。
开始一段时间大家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工厂的生产也红红火火，运作正常。大约一年以后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有些与老板关系近的人，认为自己应受到特殊的待遇，如果当一般的打工仔对待，老板就是不仁不义，六亲不认；还有些人认为老板不公平、不公正，对这一伙亲了，对那一伙疏了；就是亲属们自己也搞小圈子、小山头，互相勾心斗角，最后发展到打架斗殴，把工厂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工厂已到了不能正常运转的地步。一九八五年刘先生一气之下，把工厂关掉，员工遣散，将工厂搬到了深圳。刘先生认为这次教训太深刻、太惨重了，他总结出一个用人的戒律—千万不要用自己的亲属。
我认为刘先生的看法有些偏激和片面。家乡来的这些子弟兵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是少数，关键是老板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我在大会、小会上都多次声明：“公司利益高于一切，不管你来自什么地方，不管你是我的什么人，干得好的，照样提拔和重用；触犯了公司利益的，照样给予批评或处分。”我同时强调：“与老板关系越是亲近的人，越是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求大家做的；你们首先要带头做到，要求大家不做的，你们要首先带头禁止。你们要做工作的模范，做团结的模范，做遵守纪律执行命令的模范。”有几次我的亲属与一般员工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只处分了我的亲属，与此有关的其他人很受教育和震动。所以有些人说：王老板用人唯贤，惩人唯亲。正因如此，公司维持了“五湖四海，安定团结”的局面，不管是来自桑梓的子弟兵还是他乡的员工，都能心情舒畅地在这里工作。
经过几年的锻炼成长，这些祖祖辈辈庄稼汉的后代们，凭着他们的忠厚、朴实和聪明实干，大都成了有一技之长的技工，有的甚至成了生产技术骨干。但也有一些人偷奸耍滑，做事浮躁，朝秦暮楚，这山望着那山高，在工厂困难的时候离我而去，在工厂兴旺的时候又奔我而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这样的人，我仍以宽厚大度之心接纳了他们。但我，自里明白，对这样的人，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不能寄予 厚望，委以重任。一个集体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是正常现象。
一方面我为工厂涌现一批生产技术骨干而感到十分高兴，他们是工厂的基石，是工厂的未来和希望；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时代成长环境的贫困和落后，他们读书太少，学历太低，缺少一定的文化理论，更没有现代企业的知识和理念。我曾多次想过，从工厂内部，特别是从表现好的亲属中挑选自己的事业，不能马虎草率，不能用人唯亲，否则会毁了自己的事业。
这两年来，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本厂设备条件的限制，
有的零件需外协加工。主要的外协单位是“好百年”公司。该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老板龙先生是吉林工业大学一九五七年毕业生。在“文革”前他去到香港。经过一番拼搏，他创建了自己的公司。一九八七年他与母校合作成立了中外合资企业，将工厂由香港搬到了深圳。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一部分来自香港，另一部分是由吉林工大派过来的。与我直接打交道的熊克先生是该公司负责人之一，他来自吉林工大，主管生产和技术。我委托加工的模具和零件是由他安排加工的。这些外协件在交货期和质量上都是比较满意的。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我们成了朋友。有一次我看见他为了准时交货亲自动手干活，累得满头大汗。原来，他以前是工人，在长春钟表厂一和吉林工大实习工厂做过模具，并在业余学校学过一些机械理论知识。
一九八七年来到深圳后，开始两年当工人，主要是搞模具修理、制造和冲压加工。后来香港管理人员撤走之后，他才由工人提拔为管理人员。是年才三十多岁，谈吐举止都不俗套，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有一天下午，我在他那里办完事正是下班的时候，我请他一同晚餐，他欣然同意了。在酒过三巡，喝得脸红耳热的时候，话匣子便打开了。他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候他才十来岁，根本没读多少书，整个少年时代是在动乱中度过的，他是完完全全被耽误的一代，但知识青年的桂冠还是给他戴在头上。他下过乡、扛过枪（当过兵），退伍后当过工人。一九八七年吉林工大实习工厂与香港“好百年”公司合资办厂，他被派到深圳来。他们一起来的有十几个。刚来的时候，生活不习惯，气候不习惯，对紧张的工作节奏更不习惯。大部分人都吃不了这份苦，闹着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