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张恨水同时有六部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分别是《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六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度各不相同，张却能应付裕如。他采用轮流写作的方法，先将一部小说写出若干章回，估计足够连载一段时间，再写另一部小说。他每天要写五六千字，案头放着四五支铅笔，铅笔写钝了，磨磨笔尖，就算是休息了。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社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从不拖延。《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有女儿患猩红热夭亡，伤痛之余停稿一天，且二十四小时后即补上。
《金粉世家》中的人物有一百多个，张恨水同时还在创作《春明外史》《天上人间》《京尘幻影录》等长篇，儿子张伍实在搞不清父亲是怎么安排的，难道不会乱吗？这个疑问一直憋在他心里，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父亲，张恨水回答说：“自己的小说怎么会乱呢？谁也不会把自己家里人搞错吧？再说，几部小说我是分开写，今天写这部，明天就写那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要天天写，我就把《金粉世家》列了一张人物表，写上这些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贴在书桌前的窗子上，写之前先看一遍，就不会错了。”据张伍所知，张恨水的小说有人物表的，就只有《金粉世家》，别的书都没有用过。
张恨水的儿媳妇也曾问过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张恨水反问道：“你自己的孩子，会乱吗？”
当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在张家门口等候，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
1932年，张恨水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金粉世家》的同时，在北平的《新晨报》连载《满城风雨》，在上海《红玫瑰》杂志连载《别有天地》，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太平花》，在上海《晶报》连载《锦绣前程》，在上海《旅行杂志》连载《似水流年》。此外，他还在世界书局出版《满江红》，同时又在报刊上发表了《弯弓集》的各个短篇。
张恨水每日写作时，除了吃饭如厕，几乎所有时间都不停笔。有时他上厕所也在构思，想到一个理想的情节，急于记下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自言自语。他写字速度很快，但字迹工整端正，从不写草书，且极少涂改。弟妹们学习之余常帮他抄写稿件，往往他写好两页，弟妹们才抄好一页。
无论是在嘈杂的环境中，还是偶患小疾，或者抱着孩子，张恨水都保持着高效的创作。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八年间，张恨水累计写了八百多万字的作品。据说张曾在26天内，完成了三篇宣传抗战的小说，一个剧本，一组笔记和两组诗。
在南京时，张恨水除了主编《南京人报》的副刊《南华经》外，还为南京、上海的六家报社写《燕归来》等七部小说。好友张友鸾回忆：“有人认为，写长篇小说要几经修改，初稿、再稿、定稿，总之要有时间仔细推敲；还有，搞文字工作，撰写稿件，也应有个安静环境。可是恨水先生却不然，他的小说是每天晚上要发稿时才写，写好后，与《南华经》副刊稿一并交付排字房，第二天再来看大样。他写稿时不怕噪音干扰，尽管临街窗户传来卖馄饨的小锣叮当声、五香茶叶蛋的叫卖声、汽车喇叭声、马车嘚嘚声，但他闹中取静，埋头振笔疾书。他写小说稿，估计已是心中有数，写到发排够用了，就把它裁剪下来，然后又在下面的稿纸上写上三四行，以便第二天有个依据继续写下去。”
张恨水善于写杂文，在他30多年的报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每天除了小说外，他还有大量的杂文见报，多为针砭时弊之作，文字犀利老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生涯长达五十余年，写下了三千万言的作品，中长篇小说多达一百一十余部，堪称著作等身。
(25)义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芜湖也掀起了查禁外货、罢市罢课的学生运动。群众把日本草席钉在电线杆上，上写“若用日货，男盗女娼”。那年农历五月初四，有一个卖艺人在芜湖街面上大放媚日言论，在群众的反对下，此人逃进日本人办的丸山药店中。五月初五，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借口芜湖人仇日排外，派日本兵一队，荷枪实弹，到芜湖向人民群众挑衅。下午，张恨水用屈原爱国精神激励工友，率众高呼口号，在丸山药店前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被芜湖人民称为“爱国义举”。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张恨水与《世界日报》的同仁一起，报道了惨案的经过，声援学生运动，指责段祺瑞政府，要求段辞职以谢天下。邵飘萍遇害后，张恨水又以“邵飘萍以身殉职”为题，在《世界日报》头版报道事件真相，为报界同仁伸张正义。
张恨水因反对日本在华北的扩张，被迫离开北平，来到南京，与张友鸾等人办了《南京人报》。因张的巨大号召力，《南京人报》一炮打响，在不足100万人的南京市，第一天就销售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的“破纪录”新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恨水正在上海的《快活林》连载小说《太平花》，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张对日本人也极为气愤，想在自己的小说中表达，但《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当时有两个方法，一是将小说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是放弃，重新写一部。张恨水决定采用第一个方法，他整整思考一个礼拜后，开始动笔修改。
1944年初，张恨水家中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一身戎装，风尘仆仆。知道他们是前段时间死守常德的将士后，张让儿子去买来两包好些的烟招待。二人说明此次来意，是为保卫常德阵亡的57师将士请命，希望张能将常德保卫战记录下来，永垂青史。张恨水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写下《虎贲万岁》一书，歌颂了代号“虎贲”的74军57师八千余人在六万日军包围中，誓死保卫常德的悲壮之举。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发表了上千篇诗文，宣传抗日，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犀利泼辣。“最后关头”在创办一年后，由于触怒国民党政府，被勒令停刊。张恨水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张恨水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完了《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为早日与读者见面，《弯弓集》由张恨水自费出版，这也是张一生出版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次自掏腰包。
东北沦陷后，张恨水痛感国土沦丧，他呼吁开发西北，作为抗日的基地。1934年5月，张恨水带着一名工友前往西北考察。张一共考察了20多个县。在考察中，他亲眼目睹了当时西北的生活：深秋里浑身上下只穿羊毛毡背心的孩子；刚泡的茶几分钟后便沉淀出一分厚的细泥；全家找不到一片木头；没有被子只能将沙子烧热了当被子，隆德县的县长告诉他，一些很小的孩子在干沙里被烤死；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只能围着沙草过冬……张亲眼目睹，一个人快要饿死，有人把食物给他，但被其他人阻止，因为这点食物已经救不了他，只能延长他的痛苦。所以，在1934年之后，张恨水更加关注现实，接连写了《燕归来》、《小西天》等爱国作品。
张恨水参加北平人民抗日动员集会时，被闻讯赶来的反动军警抓上囚车。张的同乡、汉奸侯少福见后，忙将张从车上拽下，打了张两个耳光，斥道：“他妈的，你这个迂夫子，也来瞎凑热闹，滚回去！”侯此举虽救了张，但张却并不感激侯，反而对其甘于下水深为厌恶。抗战爆发后，张回到家乡潜山，在应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之请作的宣传抗日的演讲中，谈及此事，痛斥侯卖国求荣的行为。不久之后，侯带着夫人衣锦还乡，一时民怨沸腾，县政府碍于舆论，拘捕了侯，结果发现侯此次返乡实际是受伪政府指派到潜山组织维持会的。县政府当即处决了侯，没收其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由于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日，上了日寇的黑名单，日寇还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提出抗议。张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南京沦陷后，张恨水一家返回安徽潜山。当时有许多潜山青年希望回到大别山，组织抗日游击队。43岁的张亦决定加入，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下一篇呈文，交给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表明他们不要资金，也不要枪弹，只是希望政府能承认这支队伍是合法组织。呈文递上去，却如石沉大海。张恨水的两名孪生弟弟牧野、朴野等不及，便自行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就在他们士气高涨、四处打击日军之时，却被认定为非法组织，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朴野逃走，牧野被俘，张恨水四处托人，才将弟弟救出。
张恨水对此极为气愤，入川后，他立即写了长篇小说《疯狂》，表达自己的愤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张不便畅所欲言，写完时发现已不是初衷，沦为一部失败之作。之后，张恨水又根据三弟的事迹，写了小说《巷战之夜》。
张恨水住在重庆南温泉的三间茅寮，四壁是竹片糊泥，上盖茅草，用手拍墙壁，全屋颤抖不已；大风一起，茅草随风而去；一下大雨，屋内便下起小雨，这时一家人马上用各种器皿接漏，屋内一片淙淙铮铮。张恨水笑言：“一室之内，雅乐齐鸣。”他为茅寮取名“北望斋”，取自陆游诗句“北望中原泪满襟”。
张恨水的《热血之花》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抗日小说，《大江东去》是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所犯暴行的中国作品，《虎贲万岁》则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向一千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列。
曾任冯玉祥秘书长的何其巩，在抗战前担任过北平市市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何其巩为驻北平的代表，于中南海勤政殿成立了八大处。何是安徽人，便打起了安徽会馆的主意。
安徽会馆建于民国初期，由于段祺瑞、李鸿章都是安徽人，兴办会馆引起多方关注，建设规模很大，内有庭院，书房也多。为安徽籍的文人提供了写作场所，在会馆吃住都是免费的。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就是在安徽会馆里写的。
何其巩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把安徽会馆私自变卖了。1945年10月，何向在北平各界的安徽人士发出通知，在他北池子的家里宴请同乡。
那天，来宾中有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参谋长兼兵站总监张知行；有十一战区的咨询委员会顾问余心清；有十一战区秘书长、军法总监徐惟烈；有十一战区党政处长周范文；有北平市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吴觉先；还有著名剧作家马彦祥；新民报北平版经理张恨水及其弟新民报采访主任张濮野。宴会进行中，张恨水突然走到何其巩面前，大声地质问：“何其巩，我不客气了。这个安徽会馆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清楚。”何其巩一下子没闹明白，慢悠悠地回答：“当然是公家的。”张恨水目光紧逼何其巩：“那私人有没有权力出卖公家的房子。”
经过这一场舌战，酒席也就不欢而散。毕竟张恨水是有影响的人物，此事一传开，何其巩从此销声匿迹。
(26)情事张恨水的妻子徐文淑，原名徐大毛，其父为私塾先生，但徐并不识字。1912年，张父去世后，母亲戴氏带着子女们回到老家安徽潜山，为了拴住儿子的心，戴氏决定给18岁的张恨水找个媳妇。
媒婆介绍徐家长女后，戴氏趁着徐家牌楼戏台唱戏，前去相儿媳。这日，戴氏在媒婆的陪同下，来到徐家牌楼，媒婆一指，戴氏只见两个姑娘并肩而坐，其中一个眉清目秀，模样可爱。戴氏很是满意，于是两家很快定下婚期。但戴氏和张恨水万万没有想到，媒婆指给戴氏的其实是徐家的小女儿，另一个相貌平常的姑娘才是徐家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