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绛（公元1008—1083年）元绛因为王安石的举荐做了参知政事，神宗对他关怀备至。他的生平政绩都非常优秀，《宋史》本传也不能进行诬蔑和诋毁，只是在传的末尾说：“元绛到哪里都有很大的名声，但没有独特的操守，也少了一些规矩，对王安石和他的子弟谄媚逢迎，受到当时舆论的鄙薄。”在他的传后有论述说：“王安石为政的时候，一些士大夫中平素很有名气的人，都改变了自己所坚持的，追随王安石去了，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元绛在他的职位上，都有很独特的成绩，然而他也逢迎王安石，沾染了这种陋习。”如果是这样的话，凡是不肯攻击王安石的人，虽然有千百种美德，都可以用一个“谄”字给抹杀了，于是成了没有独特操守的人。凡是被王安石任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是小人呢？史书中的《韩绛传》也说他是个贤人，但在最后加了两句话：“终于因为与王安石为同党，得以从政，好的议论也就少了。”与《宋史》本传用的同一笔法，这种清议，这种时论，它们的价值有多大也就看得很清楚了。
吕惠卿（公元1032—1111年）吕惠卿是《宋史》列入奸臣传的人。他肯定不是个君子，这没的说。然而，王安石知道吕惠卿，其实是欧阳修介绍的，书信见于欧阳修的文集。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欧阳修又有《举惠卿充馆职札子》，其中写道：“吕惠卿的才干和见识都很不一般，文章写得也很好，喜欢用古代的礼法约束自己，可以说是个端庄高雅的人。欧阳修向来以善于识别人才著称，他推荐的人，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而对于吕惠卿，特别说他能够自我约束，说他端庄高雅，这个人恐怕不仅是才学很优秀而已。根据《宋史》本传所记载的罪状，大半是他奉行新法的情况。然而我以为，这些非但不应该是他的罪状，而且，可以作为他的功劳。
本传又记载他在绍圣（公元1094—1098年）中知延州，西夏人来进犯，将以全部军队围困延安，吕惠卿修建米脂各个山寨来防备。敌寇来了，想要攻城但城不能靠近，想要劫掠但野外没有什么可劫掠的，想要求战可诸位将领都按兵不动，想要绕道南方又担心腹背受敌，过了两天就退兵了。根据这个记载，看起来，吕惠卿不仅有政事方面的才干，而且，军事方面也很有办法。吕惠卿果然是奸邪的人吗？应当根据他是否曾经背叛王安石来决定。根据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苏辙弹劾他的文章，其中说到他与王安石的势力互相倾轧，变成了仇敌，私自拆看王安石的书信等，后来的史家，说这是发生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的事。今天，我们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王安石有《答吕吉甫书》，其中写道（吕惠卿在来信中称王安石特进相公，王安石恰在这一年被授予特进称号，所以推测这封信是在当年或稍后写的）：
我和您本来是一条心的，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意见，但都是因为国家的事情，没有其他的原因。整个朝廷的官员都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独自支持我，帮助我，我为什么要怨恨您呢？别人或许对您说三道四，但我却不想参与。然而，您为什么要责怪我呢？如果说，对待世事采取逢迎的态度，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而考查实际情况，那么您应该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的。您对我的开导，我很明白，看罢以后感到十分怅然。过去对我来说，既没有细微的嫌隙可以怀疑；如今对您来说，又有哪些旧恶值得念念不忘呢？（下略）
看到这里，王安石与吕惠卿开始合作而最终分手，应该是事实。然而，他们的分手是因为国事呢，还是因为私事呢，还不清楚。根据王安石在书信中的说法，是因为国事。如今我们从各种史籍中考察，也能见到蛛丝马迹。王安石刚刚辞去官职不久，吕惠卿接替他做了宰相，他创立了“手实法”和“鬻祠法”，都是残害百姓的政策，不符合王安石的意愿。所以，他恢复宰相职位之后，就把这两个法废除了。吕惠卿敢于搞乱王安石的法令，说他背叛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这还是因为他的学识有所不足，仍然是可以原谅的。但吕惠卿说自己觉得很浅薄，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意思，或者王安石大度包容不再与他计较？我认为，吕惠卿当时一定对阻挠新法改革的人特别愤恨，想要对他们进行整治，但常被王安石制止。我们看王安石罢相之后不出数月，就发生了流放郑侠的事，就可以想到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阻挠新法的人恨吕惠卿，应该超过恨王安石。又因为他与王安石有了分歧，更加给别人留下了把柄。于是史家说到他的为人，认为是猪狗不如。我认为，吕惠卿当然不是优秀的人，但我怀疑“商纣王的错误也没有他严重”这种说法。
（考异十六）
《宋史·吕惠卿传》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吕惠卿才是变法的主谋，王安石不过极力地推行新法罢了。好像一切新法都是吕惠卿提出来的，王安石不过就是一个傀儡罢了。我认为这一定不是司马光说过的话，如果真是司马光说过的话，也是头脑发昏时说的话，王安石的新法，平日就在他的心中酝酿，已经很久了，看他平时写的诗和文章，以及《上仁宗书》就很清楚了。《答吕吉甫书》说：“整个朝廷的官员都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独自支持我，帮助我。”这里说的是吕惠卿帮助王安石，怎么能说王安石帮助吕惠卿呢？
（考异十七）
《宋史》记载王安石和吕惠卿相互攻击的事情很多，他们说的话都很粗俗不堪。如果真像这里记载的那样，那么，不仅吕惠卿是奸邪之人，王安石就是更厉害的奸邪之人。在这方面蔡上翔讨论得很详尽，这里就不再引述了。但是我们看他的《答吕吉甫书》，他是多么的宽宏大量啊，以王安石这样的为人，他怎么肯做这种卑劣无耻的事呢？读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个言行一致的人，那么读这封信就够了，如果仍然不信，我在这里唠唠叨叨说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也就不再辩驳了。
曾布（公元1036—1107年）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辅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劳和吕惠卿是一样的。《宋史》也把他列入奸臣传，我根据本传的文字进行考辨，实在不知道它所谓的奸表现在哪里。当时，各种新法虽然都是由王安石提出大纲，但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多半是由曾布完成的。朝廷上的大臣对新法提出质疑，也由曾布一一进行解答。《文献通考》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事，其中说到他的文思缜密，逻辑性强，以及知识渊博，善于雄辩，一定有超过别人的地方。本传记载他初次被神宗召见时，就上疏请神宗推诚置腹，振奋精神，让所有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皇上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新法是不可侮辱的，这些话都说到了根本上，可以弥补王安石的不足。他对于新法，每件事都是赞许支持的，只有在吕嘉问施行市易法造成恶劣后果的时候，严厉地弹劾了他，认为官府不应该参与施行兼并，最终因此得罪了吕惠卿，被出知饶州。
我们经常说和而不同，难道不对吗？司马光执政的时候，命令他对募役法进行修订，他拒绝了，说：“免除劳役这件事，法令制定得非常详细具体，都是从我的手上出去的，现在让我来改变，我没有理由这么做。”他可真是不会变通，太倔犟了。后来在崇宁（公元1102—1106年）年间又得罪了蔡京，蔡京诬陷他收了贿赂，让吕嘉问逮捕他的几个儿子，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诱使他们诬陷自己，也是因为不肯依附于蔡京罢了。《宋史》对于曾布丑化得很厉害，以至于列入奸臣传中。
但是，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却是这样，其中很多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被删除了，没有记载下来，真是数不胜数。他们指责他为奸臣的原因，不过是绍圣（公元1094—1098年）和建中靖国（公元1101年）期间两次倡导继承熙宁（公元1068—1077年）变法的成果而已。如果这就说是“奸”，那么，为什么不把王安石也并入奸臣传呢？在我看来，曾布是千古以来正直的人，他的才学，完全可以辅佐王安石。曾巩可以说有个很好的弟弟，王安石也得到一位忠实的助手，就像得到夔一样，是很知足的。王安石的冤屈，数百年来为他平反昭雪的，还有十余个人，而曾布的冤屈，千古以来却像是在漫漫长夜之中，我怎么能不为他澄清呢？
章惇（公元1035—1105年）章惇也是奸臣传中的一个人物。王安石最初任用章惇，让他做的是编修三司条例官，后来派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蛮族，开辟湖南四个州府的土地，有功还是有罪，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拜为参知政事，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过了不久，因为他的父亲冒占民田而被罢免，出知蔡州。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驳斥司马光更改后的役法，滔滔不绝说了数千言。司马光的役法依然施行，他在朝廷之上激愤地与司马光争辩，史书上说，他的言辞非常不客气，甚至很荒谬，大臣们都上奏攻击他。他随之被罢了官。而元祐（公元1086—1094年）的七八年间，他还有几次言论被人弹劾。哲宗亲政之后，起用他为宰相，专门把恢复继承熙宁（公元1068—1077年）间的法令作为国家大事，凡是元祐时被废除的，都要恢复起来，大兴党狱，并且想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去世以后，皇太后与大臣们商议立谁为国君，章惇说：“根据礼法律条来说，他的同母弟弟简王应当册立。”太后说：“我没有儿子，每个王都是神宗庶出的儿子。
”章惇又说：“如此应以长幼为序，申王应该册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册立。”最后立了端王，就是宋徽宗。章惇因此被贬到越州，不久又贬到潭州，再贬流放到雷州，最后迁徙到睦州，死在那里。章惇不肯用官爵照顾自己的亲友，四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都被录取，只有三儿子章援曾被授予校书郎，其余的都按部就班地走程序，在州县里工作，至今没有特别显赫的。《宋史》本传的记载大致就是这样。就根据这些来判断，果然足以称他为奸臣吗？就以他不肯用官爵来照顾亲属这一件事说，他的正直孤傲，洁身自好已经可以使世俗之人感到是一种鞭策了。哲宗去世以后，和太后争册封谁做皇帝，就因为这件事遭到贬谪和流放终于死在那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主张立的简王、申王究竟如何，不过，宋徽宗的荒淫无道，最后使得宋朝灭亡，是从古到今大家都能看到的。怎么知道章惇不是平时观察宋徽宗这个人不适合做皇帝，故意出来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没有理由指责章惇有罪，如果只是因为他延续了熙宁、元丰的改革，就说他是奸人，那么，他也只是奸其所奸而已。
他最为世人诟病的，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二是请求废除宣仁太后的名号。请求废除皇太后的名号确实是有罪的，至于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也还是以元祐时人对待熙宁、元丰时人的办法对待他们而已。元祐各位大臣做得对，章惇也做得对；章惇做得不对，元祐各位大臣也做得不对。有人一定会说：元祐那些人都是君子，君子是可以放逐小人的；章惇是小人，小人是不能放逐君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