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种子撒在她伸开的掌心里时，初次感受到爷爷花的一番苦心。他在那个八月下午偷偷回到镇上去，买下市场上最大的西瓜。那天夜晚我熟睡后，他动作不便地把西瓜取下，忍痛弯腰，把它恰好地放在我的种子上面。
“种好了，爸爸，”克莉尔打断了我的回想。我打开洗涤槽上方的窗子，她把花盆放在窗台上，把它挪来挪去，直至找到最好的地点。“好，快生长！”她命令说。
两三天后，一阵“它们在长了”的大叫声把我们吵醒了，克莉尔领我们到厨房去看一盆小绿芽。“妈妈，”她得意地说，“我是个农夫了！”
我一直以为午夜奇迹只是爷爷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我明白那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之一。他拒绝让残废妨碍他，他种下了时间或距离都不能够拔掉的一种东西：全面接受生命给你的幸福，蔑视途中一切障碍。
克莉尔满意得眉开眼笑，我看到我爷爷的喜悦在她生命中种下了新的根，这就是最大的奇迹。
沃尔曼试金石
我把这句话叫做沃尔曼试金石。生命充满块块的障碍，但燕麦片粥里的小块、哽咽时喉咙里的小块和乳房里的肿块，都是不相同的，我们应知道其中的分别。晚安，老薛。
感到愤怒？在做蠢事之前，请试用……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夏天。我在一家度假旅馆里找到一份差事，在旅舍当夜班服务台值勤员，兼在马厩协助看管马匹。旅馆老板兼经理是瑞士人，他对待员工的做法是欧洲式的。我和他合不来，觉得他是一个***主义者，只想雇用安分守己的农民。我当时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有一个星期，员工每天午膳都吃同样的东西：两条维也纳小香肠、一堆泡菜和不新鲜的面包卷。我们受侮辱之余，还得破财，因为伙食费是要从薪金中扣除的，我非常愤慨。
整个星期都很难过，到了星期五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我在服务台当值，上夜班的查账员刚来上班。我走进厨房，看到一张便条，是写给厨房的，告诉他员工还要多吃两天小香肠及泡菜。
我勃然大怒。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更佳的听众，我就把所有不满一股脑儿地向夜班查账员薛格门·沃尔曼宣泄。
我说我忍无可忍了，要去拿一碟小香肠及泡菜，吵醒老板，用那碟东西掷他。什么人也没有权要我整个星期吃小香肠和泡菜，而且要我付账。老天，我非常讨厌吃香肠和泡菜，要我吃一天也难受。整家旅馆都糟透了，我要卷铺盖不干，然后去蒙坦拿，那里的人连听也没听过小香肠和泡菜，喂猪也不会用那些东西。我这样痛骂了二十分钟，整段独白都是放声大喊出来的，还不时用蝇拍打在桌子上，脚踢椅子，不停诅咒。
我大吵大闹时，沃尔曼一直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用受伤的眼睛看着我，他这样受伤不是没道理的。他曾在奥斯威辛**德国的集中营待过三年，最后死里逃生。他是个德国犹太人，身材瘦小，经常咳嗽。他喜欢上夜班，因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既可沉思默想，又可享受安静和宁谧，更可以随时走进厨房吃点东西——他要吃多少维也纳小香肠和泡菜都有，这些对他来说是很珍贵。此外，又没有人命令他做这做那。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一直梦想过这样的日子。他上班时唯一见到的人就是我——每晚破坏他美梦的人。我们值班的时间有一个钟头重叠。
“听着，富尔钦，听我说，听我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不是小香肠和泡菜，不是老板，不是厨师，也不是这份工作。”
“那么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
“富尔钦，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你不晓得不便和困难的分别。若你弄折了颈骨，或者没东西吃，或者你的房子起火，那么你就的确有困难。其他的都只是不便。生命就是不便，生命充满块块的障碍。
“学习把不便和真正的困难分开，你就会活得长久些，而且不会再惹像我这样的人烦恼。晚安。”
他挥手叫我去睡觉，那手势既像打发我，又像祝福我。
我有生以来很少这样给人当头棒喝。那天深夜，沃尔曼既踢了我一脚，又使我茅塞顿开。
此后三十年来，每逢我遇到压力，被人逼得无路可退、快要因愤怒而做出蠢事时，我脑海中就会浮现一张受伤的脸孔，问我：“富尔钦，这是困难还是不便？”
我把这句话叫做沃尔曼试金石。生命充满块块的障碍，但燕麦片粥里的小块、哽咽时喉咙里的小块和乳房里的肿块，都是不相同的，我们应知道其中的分别。晚安，老薛。
芳邻
从不浇水
吉布斯医生看上去跟我所认识的其他医生完全不同。每次见到他，他总是穿工装裤，戴顶旧草帽。他的笑容和那帽子很相配：满是皱纹，饱经风霜。吉布斯医生要不是在救人命，就是在种树。他的家园占地一点六公顷，他的目标是让这块地渐渐变成树林。
这位内心仁厚的医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派信徒，但是从不给新植的树浇水。我问他原因，他说浇水会令植物的根长不深；不给树浇水，树就必须长出深根去寻找水分。
他植了棵梁树，不但不浇水，还每天早上都用报纸卷成棍子拍树干，发出“砰”、“啪”、“砰”的声音。他说目的是要让那树打起精神来。
吉布斯医生如今已跨鹤西游。我漫步经过他的家园，望着他二十五年前栽种的树，见到那些树都健壮又稳固。
我两三年前也种了些树。我天天拎水给树浇水，给方圆八米内所有的树浇水。现在，这些树都要我细心周到地服侍、呵护。每当冷风吹来，这些树必定不断摇晃，树枝沙沙作响。
吉布斯医生种的树可不会这样。它们从艰苦和匮乏所得到好处，似乎是不可能从舒适和安逸中得到的。
我每晚就寝前必定去看看两个儿子。我看着他们小小的身躯，感到生命就在那里面起伏。我常常为他们祈祷，求上天保佑他们一生顺利。但最近我一直在想：“是应该改变祷文的时候了。”在人生旅途中，无可避免会遇到风霜。
我知道自己孩子一定会遭遇困苦，因为人生总是荆棘满途。我要祈求上天让我儿子的根长得够深，什么狂风暴雨都打他们不倒。
殷切期望
一天早上，我正在老家探望父母，雷蒙上门来向我父亲借车。雷蒙在维修下水道的部门工作，是出名的百事通，假如你需要有个人替你办好某件事，例如把闯进屋顶阁楼的浣熊赶走，或者找寻种蘑菇最好的地点，认识他肯定有好处。雷蒙是名副其实的万能泰斗。
他高中毕业不久就加入市政府工作。他不升读大学是因为负担不起学费。后来他跟高中时代就已相恋的女友结婚，迁到城外一幢小房子去住。
他们夫妇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上学之后，像旋风一样震惊全校。她每一科的成绩都是甲等，到毕业时获推选代表全体毕业生致告别辞。她没钱进一流大学深造，幸而俄亥俄州有家大学渴望吸收优秀学生，不但录取她，还为她解决了学费的问题。
雷蒙每个月都向我父亲借车一次，开去探望他极引以为荣的女儿。常有邻居在街上截停雷蒙，向他询问女儿的近况。许多人都很关心她，鼓励她。有些人面对如此殷切期望，也许会受不了压力而崩溃，她却更奋发向上。
她早就领悟了一件事，而这件事是一般人往往要活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家对你期望殷殷，实在是求之不得，那代表人家对你有心。期望是祝福，而不是诅咒。
许多伟人都是因期望而产生的。
荒漠甘泉
春天某日，我在父母家附近散步，经过某个邻居的院子，看见他正在清理地上的枯叶枯枝。他朝我走过来想跟我聊天，我忐忑不安，因为二十年前我们已反目成仇，不相往来。
这位邻居以前很尖酸刻薄。老实说，是个卑鄙小人。有一次我走过他的草地，他竟然拿起铁铲向我扔过来。第二天，我用装满水的气球掷中了他。
他向警察摩洛克投诉。摩洛克贴出公告列举我的罪状，然后在我家的前院找到我。他停了巡逻车，下车朝我走过来，伸出又大又厚的手搭在我肩上，望着我的眼睛说：“掷得好，”原来他也不喜欢那位邻居。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跟那位邻居交谈。但是现在他向我走过来，并且把手伸出。我们谈起藏红花，以及其他报春植物。二十年前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现在却温文有礼，简直是脱胎换骨。
我跟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说，那邻居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发觉自己孤单寂寞，从此对人和蔼可亲。他醒悟到不应该向孩子扔铁铲，而应该邀请他们进屋去喝牛奶、吃饼干。如今他的院子也许有些地方稍微破败，却比从前可爱得多了。
我从某本书看到，人的性格在五岁就大致形成。某个人长大到五岁，你细察他的行为，往往能预知他长大后会成市井之徒，还是发明治癌新法的专家。所以，必须在孩子五岁前就纠正他的行为，否则你最好马上开始储钱作为保释金。那本书是这样说的。
我没有照那本书所说的去做。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要杞人忧天。况且，据我所知，曾在人生之旅中半途改弦易辙的人，比比皆是。
在《圣经》中，先知以赛亚曾讲述上帝怎样在荒漠中创造甘泉，加入种种前所未见的事物例如以爱心取代原有的憎恨。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世上真有这种甘泉，有一年，开春藏红花开放之时，我就踏进过一个甘泉。
父亲的戒指
我十六岁生日那天知道了父亲的一些事，从此我们的父女情不一样了。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当时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卡尼克斯堡，爸妈和我刚举行过平淡的家庭庆生会。
父亲从餐桌旁起身，叫我跟他进入他的书房，对我说：“坐下，你已到可以驾车的年龄，有些事应该让你知道了。”接着他递给我几张纸，我看到上面满是他写的字。“我要你看看这个，这样你就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了。你要继承的东西不一定样样都通过血统遗传。”他在我对面坐下，等我看下去。
我很快就知道，那七页手稿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回来后不久写的。关于他战时的经历，这些年来我点点滴滴听过一些，但他从不多谈，在我面前尤其少提。我只知道我父亲阿瑟·安东尼·布雷西一九四〇年从军，一九四二年在科雷吉多尔岛被日军俘虏，在日本战俘集中营关了四十个月。他在那段日子里受尽我想象不到的苦难，当年戕害他健康的那些疾病，例如痢疾、疟疾、脚气病、糙皮病、坏血病等，到如今还在折磨他。他依然常做噩梦，但他可以放下过去的伤痛，而且以倡导争取退伍军人权益而知名。
他是我的英雄，但到那时为止他没跟我说过什么他战时的遭遇，我在无比欢乐的金色童年时代更根本听不到这些事，因此我没有心理准备会看到他记述的这件事。
故事开始就说：“斯金纳可以说是个死人了。我站在吕宋岛日军战俘营的有刺铁丝栅栏前，看着我少年时代的好友蹒跚向我走来，他脏得要命，看得出为多种疾病所苦。他其实已死，只是爱闹的天性尚未离开他的躯体。我真想转过脸去，但我不能。他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住我不放。”
我爸爸和斯金纳叔叔霍华德·威廉·艾尔斯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好朋友，一起逃学，一起去附近山上游荡，一起约会女孩子。毕业后他们应募入伍，乘同一条运兵船去菲律宾。斯金纳是在巴丹半岛沦陷时落入日军之手的。爸爸一个月后被俘。
皮包骨头
爸爸从战俘传闻中听说了恶名昭彰的巴丹死亡行军。有个集中营里每天有将近四百个来自巴丹的战俘丧生，爸爸心想再也见不到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了。后来有一天，他获悉斯金纳在附近一个集中营的“病区”里。
向日军请求去另一集中营探望朋友简直是找死，因此爸爸志愿做勤工，希望他那组有一天会经过斯金纳的集中营。果然如愿以偿。他问日本看守：“我能不能去病区看一个人？”他们给了他一面插在竹竿上的白旗和一张通行证，告诉他：“走慢些，把旗举高，不然会被开枪打死的。另一只手高举通行证，否则要挨棍子。”
病区分两部分：一区和零区。有望康复者进一区，等死的进零区。斯金纳在零区。
爸爸靠在围绕病区的有刺铁丝栅栏上，呼唤他朋友的名字。他等着其他战俘以接力方式传送这个名字。然后，从病区里有个像残骸般的人体慢慢地、痛苦地走出来。爸爸起初认不出他。
那憔悴人体用刺耳的声音说：“阿蒂·斯金纳倒在栅栏上双手抓住铁丝以免倒下。”
他们上次见面时，斯金纳的体重达九十七公斤，如今他皮包骨头，只有三十六公斤，患了疟疾、阿米巴痢疾、糙皮病、坏血病和脚气病，苦不堪言。有一段时间营卒给他吃烧焦的米饭和木炭止泻，但没效。眼下他又因口腔和咽喉疼痛，不能吃喝。他不能自己洗澡，营卒又不愿替他洗，他浑身疥疮。
痛苦岁月
那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静悄悄的，碧空万里，骄阳似火。我父亲只获准和斯金纳待五分钟，而五分钟快到了。爸爸用手指摸摸围在脖子上的颈巾大结。大结里藏着他最喜爱的珍品──一枚小小的中学毕业纪念戒指。爸爸念高三那年打了几个月零工，赚了八元七角五分美金，就买了那戒指。毕业那天，他把戒指拿出来给斯金纳看，为那戒指十分自豪，誓称永不割爱。被俘后他冒着重罚的危险，把戒指藏在颈巾内。这是爸爸可以联想好时光和出头之日的东西，支撑着他渡过难关。
他站在栅栏旁，心怦怦跳，飞快往四周瞥了一眼，没有望见营卒，便迅速解开大结，把戒指递过栅栏，说：“这是你的了，斯金纳。说不定你能用这个换点东西。”
“阿蒂，”斯金纳说，准备把戒指推回去，“你应该自己留着，可能有一天你自己用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