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抵达山脊的时候，天气似乎渐渐转好了，于是我们开始朝着“猪峰”前进，那里是攀登顶峰之前的最后一个前哨站。爬到一半的时候，克莱斯说：“我想我们可能会成功。”当我们到达猪峰的时候，山顶看起来已经很近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整个登山过程中最艰巨的一部分才刚要开始──“主峰脊”。山脊只有两尺宽，一边深达一千尺，另一边深达九千尺。往好的方面想，不管我们从哪一边摔下去，结果都是一样的。克莱斯说：“伙伴们，如果你从这里摔下去，你会把所有的人都拖到山脚下去。”
我很紧张，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跨出每一步。我知道，无情的山峰不会容许我们犯任何错误。我是如此的全神贯注，所以，当我听到队友的叫喊时我吓了一跳。有人迎着风高喊：“恭喜你！你现在站在整个北美洲最高的地方。”所有的人围成一圈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们站在麦金利山二万三千尺高的顶峰上。当我们把美国盲人协会的旗帜展开，插在山顶上的时候，我心里想，一年多以前，这趟不平凡的冒险之旅还只是一个梦想。如今，梦想实现了。在我们攀顶之前一小时，我们用无线电通知基地营区的安妮。安妮用无线电通知附近的一个小机场，告诉在那里等待的我的家人，可以起飞了。此刻，我站在山顶上，我爸爸、两个弟弟和我的女朋友伊莲坐着小飞机在我的头上盘旋，分享我的喜悦。
当飞机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的时候，我们挥舞着手上的滑雪杖，大声欢呼。我问山姆，我的家人是否分辨得出哪一个是我，因为我们都穿戴着同样的外套和帽子。“我想他们看得出来吧，”他笑了笑，“只有你挥舞手杖的方向和全队的人不一样。”
空出点时间看流星
马克·克劳福
玛莉对着我微笑。我们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我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会花时间去欣赏生命中的惊奇与美丽，我们很高兴看到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要。安迪已经花很多时间在经历团体运动中那令人窒息的压力以及“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赢”的心态了。谢天谢地，他仍然保有赤子之心。我则是有些懊恼自己居然也曾被卷进同样的漩涡里。
这是一场重要的比赛。露天看台上挤满了家长和小孩。炽热的阳光照在棒球场上，给人“职业棒球联盟赛”的感觉。待在球员休息室的男孩们既紧张又兴奋。球赛已经进行到第五局的下半场了，我儿子的球队目前以一分领先。儿子安迪在右外野，在他的身后，灯光所到之处的边缘是一片漆黑，我们可以看到远方山脉的黑影一直上升到群星之中。
这是个月光皎洁的寒冷夜晚，安迪的“小联赛球队”奋战了一整年，还是没有在最后的排名中挤进前500名，可是却在这次的球赛中打败了两个厉害的球队，而得以进入冠军赛。此刻的气氛非常紧张。
再有一个人出局，这一局就结束了。敌队的左撇子强力打击手站了起来，这个身材高大的孩子总是击出很远的球，而且他走路的样子像是刚打出全垒打般地大摇大摆。他站稳在本垒上，像条危险的响尾蛇一般准备袭击。
我紧张地朝安迪的方向望去。他在外野的表现一向不是很好。我很震惊地发现，安迪居然抬头看着夜空！很显然，他并没有在注意球赛的进行。我很担心那个打击手把球打到安迪的方向，而安迪却还不晓得，这样就会让对手连续得好几分而结束球赛。
“他在那里干什么？”我不满地对我太太玛莉说。
“什么意思？”她回答道。
“你看他──他注意力不集中，他快把事情搞砸了！那个家伙要把球往他的方向打过去了！”我发牢骚地说。
“放轻松。”太太说，“他不会有问题的。这只是一场球赛而已。”
“加油，安迪，醒醒吧！”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我太太说的，不如说是对我自己说的。
我几乎不敢看，我全身紧张。投手已经把球投出去了。一个缓慢而迷人的漂浮物出现在打击区的中央。我瞥向安迪的方向，他居然还在凝视着天空。也许他正在祷告，我心想。我听到球棒的“噼啪”声。“天啊，千万不可以。”我说。
我最担心的是安迪会觉得很尴尬，因为他把自己的表现看得很重要，也很在意队友对他的看法。可是我也发现，那就是我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我怕自己会觉得很尴尬。我向来以自己是个支持儿子、不固执己见的父亲为荣。我们会一起到外面去玩一对一的球赛，并且练习接高飞球。我总是试着让练习变得有趣，也会适度地鞭策安迪，好让他可以进步。我总是跟他说：“来个漂亮的接杀。”所以如果安迪跟着球跑，可是漏接的话——要知道，如果他将手套伸出去，可能会跌个狗吃屎，或是往后跌到篱笆外——这还不打紧。可是如果他漏接是因为心不在焉的话──那可就太难为情了。“把事情完全搞砸了。”“不够狠。”“让大家的分数落后对方。”这些运动员通常会有的大男人主义批评在我的胃里翻腾搅动。
“好啊！”这一场球赛结束时，我大叫道。强棒小子击出一垒的滚地球而出局。我们(安迪和我)逃过了一劫，不过对方还是领先我们一分。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安迪在最后一局里回过神来。我们坐在靠近本垒的篱笆后面，孩子们从外野走进来的时候，安迪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们跑来。我刚要开始说“你在搞什么？”之类的言论时，安迪就大叫：“你们有没有看到那颗流星？好美哟！好大哟！它的尾巴好长呢，我还以为它会撞到山。可是它后来就不见了，好像有人把它里面的灯光关掉了似的。不知道这颗流星是从哪里来的，真的好漂亮哦！我真希望你们也会看到！”
安迪的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说来，这和我也有关系，我们在练习打棒球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找流星）。我犹豫了一下。“我也希望你看到了。”我说，“只剩一局了。你们队让他们占不了优势。打出一棒全垒打吧！”
“好！”安迪说完后，就跑回球员休息室去找他的队友了。
玛莉对着我微笑。我们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我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会花时间去欣赏生命中的惊奇与美丽，我们很高兴看到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要。安迪已经花很多时间在经历团体运动中那令人窒息的压力以及“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赢”的心态了。谢天谢地，他仍然保有赤子之心。我则是有些懊恼自己居然也曾被卷进同样的漩涡里。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仿佛愈来愈没有时间去寻求生命中的惊奇与美丽了。长大之后，这些事情变得愈来愈不重要。大多数人为了不落人后，已经花去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很遗憾地，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闲情逸致来看流星了。所以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停下手边的工作来看看周围的事物，尽管我觉得手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很可能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为周围美丽的事物所惊艳──在路上、天空中或是在会议室里──这些事物会让我们的一天变得更为美好。那一天晚上，安迪在最后一局里打出了三垒打，可是我还是很遗憾没有看到那颗流星。
我们种植希望那天
我一直以为午夜奇迹只是爷爷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我明白那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之一。他拒绝让残废妨碍他，他种下了时间或距离都不能够拔掉的一种东西：全面接受生命给你的幸福，蔑视途中一切障碍。
我们种植希望那天，我把五颗种子埋在泥土里，然后坐下来等西瓜出现。
我们刚迁居法国，妻南丝和我在一个宁谧的八月下午把东西从箱子里取出来，忙碌地把租来的公寓布置好，成为我们这个背井离乡的家庭的居所。我们的三岁孩子克莉尔坐在我们脚下，翻着图书。亲友都在万里之外，她对摒挡箱子的生活显已厌倦。
“请读这个给我听，”她一面说，一面把一本薄薄的蓝色书籍朝我推过来，褪色封面的书脊上印着“讲法语乐趣多”。这本书是我小时候说法语长大的爷爷的，我父母不知从哪儿把它找了出来，让我们带来。
克莉尔指着一页，在一首古老法国儿歌“你知道怎样种卷心菜吗”的乐谱底下有些线条画。有人用蓝墨水笔把卷心菜三个字划掉，写上“西瓜”！
“爸爸！是你干的吗？”克莉尔问，头抬起来，一脸惊骇神色。我们最近才说服她不要在书上写字，然而她却找到了父母说一套做一套的证据。我告诉她那是我爷爷写的。
“爸爸！”这可真的把她搞糊涂了，“你爷爷为什么那样做？”我坐下来把故事讲给她听，心思沿着一条破旧路回到内布拉斯加州。
“就快到了，是不是？”我妹妹维姬在我家那辆一九五四年福特旅行车的后座上问。这是我们开车西行到我们爷爷奶奶家去的旅程中最后、也是最颠簸的一天。每年夏天，一连几个星期，维姬和我都玩个尽兴──扳弄旧水泵看看有什么虫子从水里爬出来；在后院设计放烟火；把帆布搭在两条晾衣绳上，藏身下面躲避正午的太阳。
我们才把车开进他们的车道，奶奶就从后门奔出来迎接，爷爷一瘸一拐地走过草坪，然后用强壮的双臂搂抱我们。
爷爷年轻时是个有为青年，当过农夫、教师、牧场主人，二十六岁成为参议员。他青云直上，但四十四岁时严重中风，从此终生行动不便。中风后，他在我还在享受童年时学会了乐天知命，并没有因为险些丧命而觉得生命多么可怕，反而因此深信生命是多么宝贵。他充满生趣，维姬和我争着跟他玩。
每天早上，我们挤进爷爷的车，驶到邮局去。一路上他不断唱着胡闹的儿歌逗乐我们：“哈罗，布朗妈妈，你进城去干吗？”最好玩的是到“八十”去，那是爷爷勉力才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点儿农地，其余的不是卖掉了就是被人收回，以支付他养病那几年的账款。维姬和我爬上谷仓里的干草棚，爷爷在下面的旧牛栏发出呼呼声，令我们捧腹大笑。
“我将来也要做农夫，”有天下午爷爷坐在桌前玩单人纸牌游戏，我神气地宣布。
他把纸牌一张放在一张之上，问道：“你会种些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许多人喜欢的消遣──把西瓜子用力吐出，越远越好。“种西瓜好吗？”我问。
“啊，那是我从来没有种过的作物！”他褐色的眼睛顿时发亮，他把纸牌放在一旁，“我们得赶快下种。”
那是八月中旬，白昼已越来越短。不久我们便收拾行装，驶回维基尼亚上学去。
“那咱们现在就去，”我从坐位上跃下，说道，“咱们要怎么做？”
“首先，”爷爷说，“我们需要种子。”我记得曾经在玛丽姑姑的冰箱里看到过一片西瓜，连忙跑出门外，穿过院子到她家去。转瞬间我便回来了，手里拿着五颗黑瓜子。
爷爷提议在房子后面阳光充足的一处地方下种，要种在一处我可以很容易看得到西瓜苗向上长的地方。
我们走出屋外，走到一棵大橡树的荫下。“种在这儿，爷爷，”我说，“西瓜长的时候，我可以背靠着树看漫画书。那再好也没有了。”
“到车房去拿锄头，”这是爷爷唯一的反应。他然后向我示范怎样把泥土翻好，把种子排成半圆形种下。“不要太挤，”他轻声说，“让它们有宽敞的地方生长。”
“现在该做什么？爷爷。”
“现在是最困难的部分了，”他说，“你必须等待。”整个下午我都在等，差不多每个钟头我都去查看我的西瓜，每次都再给瓜子浇水。实在难以相信，到了晚饭时间，它们仍没发芽，可是那块地已是泥泞一片。吃晚饭时，我问爷爷它要多久才长出来。
“也许下个月，”他哈哈大笑道，“也许会早一些。”
第二天早上，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漫画书，突然，我想起了那些种子。我迅速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
“那是什么？”我细看橡树下，心里很奇怪。然后我才认出是个“西瓜”！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躺在清凉的泥土里。我很得意。“哇！我是个农夫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西瓜，而且是我种的。
我刚恍然那不是我种的，爷爷就从屋里走出来。“你挑得一个好地方，康拉德，”他轻笑着说。
“哦，爷爷！”我说。然后我们马上串谋拿这西瓜去捉弄别人。早餐后，我们把西瓜放进爷爷汽车的行李厢，到镇里去给他的老友看看，他孙子一夜之间种出来的奇迹——他的朋友都让我相信他们深信不疑。
那个月稍后，维姬和我爬上旅行车后座，闷闷不乐地回东部去。爷爷从车窗外递给我一本书。“上学用的，”他一本正经地说。几小时后，我把书翻到他写下“西瓜”两字的那一页，爷爷的另一个玩笑逗得我哈哈大笑。
克莉尔拿着许久以前那天爷爷给我的书，静听我说这故事，然后问道：“爸爸，我也能种种子吗？”
南丝望着我，我们一起打量了那些等待我们把东西取出、堆积如山的纸箱。我正要说“咱们明天就去种”，却顿然省悟我从没听过爷爷说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出发到市场去。在一家小商店里，金属架上放满种子包，克莉尔拣了一包保证会开鲜艳红花的种子，我又买了一袋盆栽土。
走回家的途中，我想到我所种的那些种子。我这才明白到，爷爷本可以用一连串令我失望的事实来回应我童年的勃勃兴致：西瓜在内布拉斯加很难长得好；不管怎样，那时才下种已经太晚；在浓荫下种植西瓜会白费心机。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却只是要确保我会发出那声“哇”，初次体验到那份惊喜。
克莉尔飞奔上三段楼梯，回到我们的公寓。几分钟后，她就已经在厨房洗涤槽前，站在椅子上给一个小白瓷花盆装上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