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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投奔的这个朋友叫郑光明，大学时代，我们曾一块办文学杂志或鼓捣校园电视剧，他是中央工艺美院的，那时候，美术这摊子活儿，都由他张罗。
毕业后，郑光明在广州混了一阵，后到深圳攒了家文化传播公司，我在电视台的时候，经常用公家电话跟他通长途，有两次他曾让我冒充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的记者，在电话里对某广东佬大包大揽，说一些诸如“播出没问题”之类的话。
他早就让我南下，说他那儿非常缺人，并对我历数南方的种种声色犬马。
现在正好用上了。我想，即便为喝酒，也该换换牌子了，别老燕京了，我要喝珠江。
在深圳，人们管郑光明叫阿明，几年不见，他已发福成一个小胖子，捏着手机，挺着个肚子，白衬衫，西裤，黑皮鞋。这副形象在深圳随处可见，比在美术学院里见着留长发的、在科学院里见着戴眼镜的都多。
夜幕初降，我跟阿明立在酒店门口。台风刚过，空气凉爽，天空中云很低，且夹带着大量太平洋的水汽剧烈翻滚着，酒店大厦的霓虹灯在云间隐约闪烁。浓妆艳抹的姑娘们从宾馆酒店背后的脏街陋巷里钻出来香喷喷地上班了。
我对阿明说：“到家了到家了，我真该早来。”
阿明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公司最近业务不错，‘炮费’充足，只要你的‘子弹’够。”
我说：“‘子弹’肯定够，就是不知我这‘枪栓’是否还能拉得开。”
阿明说：“在北京就那么惨？”
我说：“惨透了，一夫一妻害死人，别提了。”
坐在我床上的这个姑娘还算漂亮，她一边问着我“先生从哪里来？做什么买卖？”之类，一边动手动脚，我吸着烟喝着酒任她摆布，但奇怪的是我毫无反应，我的头脑好像完全在另一个世界，完全指挥不动我此时此地的躯壳……姑娘脱光了，也将我扒光。她身材还算姣好，至少是非常年轻的那种饱满，她俯在我身上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劲，我依然不灵。我像一台死机了的电脑，脑子里乱糟糟的，我将郁达夫柳永一类想了一遍，力求“热启动”，但没用。
姑娘说，我还就不信了……
她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身体的局部开始有反应，但这反应还来不及弥漫，一股热流勉强涌出……我想起中学上生物课，老师电击扒了皮的青蛙时青蛙腿的那种抖动。
我的业务除了帮公司拍点一个呆女走来走去的那种卡拉OK，更多的是跟着阿明行骗。碰着农民企业家，便说是北京来的青年导演，与张艺谋同班；碰着“儒商”，便扮演被埋没的天才诗人，及与“儒商”大碗喝酒，有仇一般火并到底。
这家宾馆是深圳有名的鸡窝，也是阿明的老巢。
宾馆大堂的沙发上坐着几个浓妆艳抹的姑娘，她们穿着鲜艳的露脐背心、超短裙什么的。远远看去，她们像几株浓丽的热带植物，仿佛被粗心的园丁连根拔起，随意扔在大堂的一隅，横七竖八，散发着最后的香艳，她们貌似轻松，实则内心焦虑，像在说：我们就要死了，你们看不见我们正在枯萎吗？快来人浇点水吧！
于是阿明领了一个姑娘到楼上浇水去了。我说我在楼下等你。那天阿明有些急不可耐，也就没多跟我废话，搂着姑娘上楼了。平常他总是耐心做我的思想工作，或摆事实讲道理，或讽刺挖苦使出激将法，跟他在酒桌上劝酒用的招差不多。有几次我禁不住劝，但尝试的结果每每令我垂头丧气，我近乎绝望了，如果说“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一条真理，那么嫖妓之于我就分明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简直他妈太难了！
大堂的角落里隔出一片天地作为酒吧，我坐在这里独自喝酒。
我的前后左右坐的满是穿黑衣的妙龄少女，我一个独身男人坐在她们中间正好对应那句成语——鹤立鸡群，又一想别是鸡群里卧着一只鸭吧？不，也不对，鸭哪有我这样的！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一听接一听地喝着不同品牌的啤酒，从青岛皇妹到喜力生力嘉士伯……我算了算我将这儿的各种听啤喝一遍差不多就是一“炮儿”的价钱，我认为这样更值。
我喝着喝着一个瘦小男人在我桌前坐下，他说先生怎么一个人喝酒，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要不要小姐陪一陪？
我说多少钱？
他说那要看怎么陪的啦。
我说只喝酒。
他说那好商量啦，一两杯酒的事啦。他摸出盒三五，递给我一支，我们点上烟。他说，老板看中哪一个啦，我去说。
我抽着他的三五，东张西望了一番，我挑了个姿色出众的，说：那个。
“那个”具体长什么样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是长发，瘦，有些林青霞的风韵。
“林青霞”大大方方坐到了我的对面，从她披肩的长发望过去是笼罩在蓝色淡粉色荧光中的吧台，吧台与我们之间是一簇簇围桌而坐的青年女郎，从这一簇簇的黑影中有香烟袅袅升起，仿佛海底世界奇怪的水生植物，侍者和皮条客偶尔穿梭，他们的动作也像鱼儿一般纯熟、安静，突然拐个直角什么的。
“林青霞”颇有些酒量，以至于我根本记不住都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她身上我没感到风尘女子的轻佻，她给我的印象是：沉稳持重，开朗热情，有点像个高级白领。
总之那天喝多了，阿明何时到来，怎么给了“林青霞”一百块钱，怎么把我送回公司，我全记不清了，这应该是我在深圳醉得最厉害的一次吧。
几天之后我和阿明再次来到这里，一个长得像“胡慧中”的女孩告诉我们，“林青霞”回西安了，“胡慧中”说那是“林青霞”的老家。
我们便跟“胡慧中”喝酒，阿明对“胡慧中”兴趣颇浓，他对女人的兴趣与我相反，他喜欢“胡慧中”这种圆头圆脑乐观清纯型的，我则喜欢林青霞那种尖嘴猴腮面露狡黠的智慧型，阿明将我说成京城著名导演（我一贯的破衣拉撒，肯定不像个商人），说到兴起拉出张艺谋陈凯歌说“都是狗子的同学”。胡慧中大呼张艺谋她知道却不知陈凯歌为何人，我只告诉她陈凯歌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其实在徐颖之前，我也喜欢“胡慧中”这种类型的姑娘，甚至可以说，我对这种浓眉大眼五官端庄的姑娘迷恋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差不多有十年，直到我碰到徐颖，这个浓眉大眼漂亮的女疯子差点把我毁了，从此我对这种型彻底失去了兴趣。
我想我们的时代也对这种型彻底失去了兴趣，我们的时代正在推崇某种妖、媚、冷、邪乃至淫，端庄领导女人相貌潮流的时间也真是太长了点。我想男性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看看吧，现在真是长得什么样的都有。乃至那些端庄男女有时竟会自卑。据说唐国强就曾为自己怎么长成“那（nè）样”而苦恼。
中学的时候，我也曾为我的相貌而苦恼。我倒不至于那（nà）样，但凭我的相貌，绝对不足以引起女生的注意。我认为我属于中等偏下。下等的男生便被人起外号，像什么“猪头小队长”“噶西么多”（《悲惨世界》中的敲钟人，后我们简称其“么多”），黑嘣筋，老呆，老鼎（其头像个鼎，且在足球场上经常用那只鼎笨笨地顶球，他顶球绝对得用脑瓜顶对准来球，来球便也如炮弹一般直直地被顶回去，否则打在鼎的侧面，老鼎便被闷趴下了）。当然有此类外号的男生除了相貌因素，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肯定是个心地善良的窝囊废。
在深圳的一条小巷里，一个叫老泽的东北小子开了家酒吧。酒吧无名，只用几根破玻璃管弯成一个“BAR”字，灌了些劣质霓虹，夜晚亮起来一段一段的，颜色也浑浊暗淡，像将要报废的日光灯管。据阿明说这里是深圳艺术青年的一个据点，不过阿明对此种场合颇瞧不起。
阿明自认是个坚定的商人，一提起曾浸润了他多年的美术、文学，尤其是还在从事着这些行当的“艺术家”，他总是嗤之以鼻甚至破口大骂：“！”或用生硬的普通话“傻逼！”他认为这些“艺术家”无聊透顶，一个个蓬头垢面服饰夸张，画的画写的诗让阿明看不懂还不敢说看不懂，远没有那些暴富起来的农民相处得愉快，这些农民衣冠整洁（白衬衫料子裤），腰里别着厚厚的人民币，张口闭口均是挣钱嫖妓，句句都对阿明的路子，对于他们身上的一些习气阿明还可以进行善意的调侃，诸如“你手上带戴么多金疙瘩不怕被人剁了？”或伸手到人家的领子里摆弄那条金链子：“有半斤吧？”阿明跟他们在一起轻松随意，浑身的优越感、幸福感。
那天我、阿明，还有一个叫范学锋的农民兄弟（阿明的客户），在一家排档里喝多了酒，已是半夜，三人勾肩搭背醉醺醺地乱走，阿明与范学锋争论着哪家酒店的鸡既便宜又好，双方各执一词，一时没个准主意，走着走着便到了“BAR”。范学锋指着那三个半明不暗的英文字母：“这里是哪里？发廊？”
阿明：“你个发廊，东北佬开的酒馆。”又对我说，“无聊文人的据点，进去坐坐？”
于是三人浑身是酒目中无人地钻了进去。只有正中央的一张破桌子空着，我们坐下来，置身于一堆破桌子烂椅子的包围中，四周是影影绰绰烛光中的人影，头上悬着些破渔网、摔成两半的破吉他、空易拉罐、空烟盒，墙上挂着破轮胎、破胶木唱片、老式破挂钟、老式破电扇……我说：“开店这哥们是破烂王出身吧？”阿明会心地一笑，大概以为我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范学锋东张西望地招呼小姐。
一个女大学生模样的小姐给我们点上蜡，范学锋用夸张的眼神盯着姑娘的一举一动。这儿有二锅头，五十块钱一瓶，是北京市场上的十倍还多。我们要了三扎啤酒，一瓶二锅头，一堆花生豆鱿鱼卷，一路喝下去。阿明由二锅头谈起工艺美院，谈起我跟他的交情，谈起那时候如何贫穷、如何开心、如何才华横溢……
喝着喝着，那个叫老泽的破烂王诗人也坐到了我们这桌，阿明大概与他有过一两面之交，此刻喝多了将老泽的肩膀“啪啪”拍得山响，一副亲兄弟的架势。老泽是典型的东北人那种结实的精瘦，穿着件黑色大号圆领衫，蓄着黑而浓的鲁迅式小胡子，戴一个大方框的黑边眼镜，留一个方方正正的黑色板寸，仿佛刚从碳素墨水里捞出来的一幅人物速写，倒也符合这里的黑暗气氛。倒是阿明和范学锋雪亮的白衬衫在这里显得有些扎眼，不过白衬衫有钱啊。
老泽一边与我们对饮，一边虚心听取对面那个叫阿明的胖子的谆谆教诲，什么酒吧的地理位置太偏僻啦，名字不响亮啦，啤酒牌子太少啦，一直到诗歌，阿明肯定是被老泽给灌晕了，他开始大骂现在的诗如何不灵，“那叫诗吗？你说！”他点着老泽的鼻子问。
“不叫。”老泽吸着烟，笑眯眯地回答。
阿明又说：“这帮诗人，不是疯子就是弱智……”他顿了一下，还没全晕，“我不是说你啊，还是有好诗，就是太少……”
老泽依旧笑眯眯的：“没事没事，我早就不写诗了，傻逼才写诗！”
阿明忽而又转到古诗，他将中学里学的那点唐诗宋词能想起来的只言片语大肆夸奖，连说“这才叫诗，这才叫诗”。
老泽提议：“咱们接古诗吧，谁接不上谁喝。”众人都说好。阿明说：“让范学锋先来，他底子薄。”范学锋也喝得脸上放光，来不及计较什么“薄”和“厚”的，蹾着扎啤杯便开说：“那个，那个那个，白日依山尽！”
老泽：“黄河入海流。”
我：“欲穷千里目。”
阿明：“更上一层楼！”阿明接得畅快，自顾自一口闷了。再倒酒，二锅头见底了。阿明立起身举着空瓶子冲吧台嚷，另一只手竖起一个手指头。
我心说，这小子醉了。阿明坐下来，叼起根烟，又弓起身凑到蜡烛上点燃，阿明的胖脸蛋儿和金丝边眼镜暴露在烛光下，红扑扑泛着兴奋的傻光，香烟与火苗相碰，阿明显然是狠吸了一口，火苗霎时矮小暗淡下去，几乎熄灭，继而阿明伴随着嘴里喷出的一股浓烟，一屁股重新坐回黑暗，他坐得生硬沉重……
当阿明重新从黑暗中挣脱出来，已是第二天上午在酒店的房间里。这是我在深圳见到的唯一一次阿明的大醉。
那天夜里，我和范学锋将阿明架到了郊区的一家酒店，这儿是范学锋的地盘。进了酒店之后的事，我们通通忘了，只记得第二天醒来后，我跟范学锋一人睡一张床，阿明睡在我俩之间的地上，嘴边一摊污物，我起身将窗帘拉开，将窗子通通打开，窗外是蓝得吓人的天空，湿热黏稠的空气沉甸甸涌入室内……
阿明歪肿着胖脸一头扎进卫生间冲洗，范学锋扯下床单扔在阿明的呕吐物上。我倚在窗口，南方湿热的气流热烘烘膨胀得快要爆炸，酒醒后这片刻的安宁是最难以忍受的，似乎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安宁、安静，这鬼东西会毁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