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容易呢？进北京难，咱出北京也难吗？”我很爽快地喝着啤酒。
徐颖说：“唉，你们在大城市长大的不知道。”她点燃一根烟，重新描述了一遍她的家乡。于是那令她魂牵梦绕的江南水乡变成了这副模样：青山绿水间林立着乡镇企业的土烟囱，滚滚黑烟熏得日月无光，河里的鱼大批被毒死；淳朴民风不再，没本事的男人们沉迷于麻将、打老婆，有本事的男人全国各地去行骗（“我在北京碰到好几个老家来的骗子。”徐颖说），女人们或忍气吞声，或流落南方沿海城市堕落为青楼女子，腐败的官僚与恶霸沆瀣一气，作威作福，鱼肉乡里……县长的儿子是个镶着金牙横着膀子走哪吃哪的黑胖子，身后跟着群恶奴，良家妇女躲得慢点非遭殃不可……
“你说的是解放前的伪县长吧？”我说。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徐颖正色道。
“那你回回做的美梦，梦见的是哪呢？你刚才说的只能是噩梦呀。”
“我梦见的是我小时候的家乡！唉，现在没了！”徐颖仰身倒在床上，眼望天花板，一副故园被毁、游子无家可归的失落和惆怅……
32
楚洁约我出来坐坐，我答应得很爽快。我们约在宣武门十字路口，此地位于我和她单位之间的中点。
我们俩都瘦了。我们俩都心事重重。我们俩在傍晚的人流中沿街找着酒馆。我们俩找了个露天的位子坐下来对饮。我们将冰镇啤酒注入软软的塑料杯，我们捏着两团软软的啤酒对视着碰了一下，我一饮而尽，楚洁尽力喝了一大口。人都说两个人生活久了会越长越像，我发现楚洁的眉眼间确有些我的气息。
楚洁与我一样，与现任男友处得很不快活。她还不知道我认识了徐颖，她开始一味地诉说她自己的不快。她的不快主要集中在一些具体事上，比如对某件衣服的审美观两人截然相反，比如她看不惯她男友对上级领导溜须拍马的嘴脸。我心说只要不是疯子就怎么都好办。
我对她说起了徐颖。她停止了诉说，认真地听。我轻描淡写，只说“谈着看吧”，我不想多说。
夏日傍晚的街边依然燠热难当，行人车辆扬起灰尘和喧嚣，不远处一个烤羊肉串的小摊冒着滚滚浓烟。我们闷头喝着啤酒，倒很安静。
过了会儿楚洁开始断断续续地询问，伴随着不断地喝酒。她像间谍般漫不经心又紧扣主题地刺探着徐颖的情报。我不愿多说，只敷衍着，“还可以”，“就那么回事”，“嗨，混呗”。我看着楚洁渐渐显出的醉态，心想我们离“纯洁的友谊”大约还有一段距离。
后来我们都喝多了。我们手拉手在马路上走。我们回忆着往事，一度我真有些旧情重生的温暖，但也就一闪而过。想到我们之间一年多来分分合合的拉锯战，我仍备感疲劳。大约楚洁也没有完全缓过劲来。那天我们控制得很好。分手时我对楚洁说：“我们各自回去把家务事处理好吧。”
33
这之后的两三个月，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
我妄图跟徐颖和平分手，数次谈判，均告无效。
我历数我们之间的种种不合适，包括生理上。钱钟书说婚姻如同穿鞋子，夹不夹脚只有自己知道，此话若单指婚姻的某一方面，比如性关系，也很恰当。跟徐颖在一块我时常想要是能有双毛袜子穿穿就好了。
有一次我仗着酒劲对她说起毛片上的老外，我说：“你该找个那样的。”回答我的是，一把茶壶向我飞来，得亏我一歪头，茶壶擦着我的耳朵飞过，在我身后的墙上爆炸。
我本来还想说“我是四○的脚若穿四二的鞋有点大”。
34
我从我的住处搬了出来，在朋友处借宿。
当时我曾自比为毛泽东撤离延安，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勇于打破坛坛罐罐，与敌人打运动战、游击战，将延安这座空城留给蒋介石胡宗南吧——让徐颖独守空房吧。
当然那房子是我父母的。对此我和徐颖都心知肚明，这样看来我和徐颖的举动又有些过家家的意味。
为什么是空房呢？因为我的逃亡分好几次，每次都能带出点东西来，包括书、录音机、磁带、手稿，也就这些。
为什么要逃亡好几次呢？因为后来又回“延安”去谈判了几次，软硬兼施劝敌人撤离，每次都谈判不成反被扣为人质。
我先后住过盛立国在羊坊店的房子，李泉在翠微路的房子。再有就是刘明在三里河的那座塔楼十六层的一室一厅。刘明老婆崔霞每周上两到三天夜班，夜班时我可以去住，我同时在刘明家洗衣服，那一阵儿我对崔霞的上班时间表记得倍儿准，无论她怎么倒班，我都记不乱，有时比刘明都明白。
我之所以喜欢去刘明那儿，主要是因为他那儿设施比较齐全，彩电冰箱什么的，厨房走廊飘着庸俗甜蜜的饭菜香味，充满人间烟火的温暖。而另几位朋友的房子，要么是新分的空房，要么是堆放杂物（大多是舍不得卖的破烂家具）的储藏室，我住在其中，有点苦行僧的意味，我不是不喜欢苦行僧生活，但不能老那样。
我骨子里对世俗的向往每每就在崔霞上夜班的时刻强烈起来，于是我便从地铺或行军床上爬起来，绕过堆满破桌子烂椅子的门厅，出门直奔刘明的十六楼，天长日久，刘明的十六楼和崔霞的夜班这二者砰唧一结合，立马就唤起了我的世俗欲望及对生活的热爱。
35
我主要是住李泉他姐夫的房子，在翠微路。
李泉他姐夫两口子新分到一站地之外的三室一厅，原来住的这一室一厅只堆了些旧家具及几盆耐旱植物。李泉他们家属于财政部，而且级别颇高，副部级，可以说，房子是海了去了。
前面说了，李泉一直跟他父母住一块，四室两厅，两个卫生间。每逢他父母外出度假（一般是夏季及春节期间），李泉便呼朋唤友，大宴群雄，大搓麻将，他们家的冰箱冰柜总是塞得满满的快要爆裂一般，鸡鸭鱼肉均冻了半年以上硬得像石头，不过按李泉的说法均是地方特产，比如成坨的牛羊肉均来自内蒙新疆，绝对无污染更不可能是注水肉。当然这些地方特产硬货粗货居多，绝对符合干体力活的胃口，像大虾大闸蟹就比较少，偶尔有的话仅够哥儿几个吃半顿的。
我有时候怀疑李泉他父母半年出游一次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李泉招一帮如狼似虎的哥们来为他们家腾冰箱。
我想象：李部长偕他的胖老伴仰靠在三亚海滩上的躺椅中，头上鲜艳的太阳伞，碧浪迎面，海风徐徐，时不时吮口天然椰汁什么的，他的脑子里或许也会闪过：在那个阴霾蔽日、空气中饱含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脏北京，他们的大儿子李泉正与一帮狐朋狗友如饕餮之徒一般消耗着他们家那些高脂肪高胆固醇的动物尸体……
不过我的这个想象肯定是过分了，李泉的父母一直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虽然这些年好些了，但倘若他能想象并能确定我们这帮混混正在他们家造，这老夫妇八成会直奔机场飞回北京杀我们个回马枪，起码不可能那么安然地吹海风喝椰汁了。
我估计李副部长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就是为免心烦干脆不去想，自欺欺人他应该拿手，回京后看着空了一半的冰箱和冰柜，对于李泉的说辞——单位同事来吃过两次饭——也就信了吧。虽然李部长知道他儿子在单位根本没朋友，李泉的顶头上司就是李部长亲手提拔的爪牙，多次向李部长汇报：您儿子性格有点孤僻吧？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同志们想帮他呢又跟他搭不上话，不像您，太不像您了！
李部长对此大约也只有苦笑，对于李泉，他已经有点懒得操心了，好在他女儿李晨随他，能干、争气，在单位里混得人五人六的，已然是处级，正奔副司努力，还给他生了个外孙子，如及时雨般润泽了他离休之后的寂寞空虚。女婿也不错，也在奔副司，而且似乎比女儿有戏，而且女婿跟他一样也是苦出身，山沟里蹦出来的大学生，不易呀。
总之李泉他爹对于李泉肯定是越想越发愁、乃至生气，那就想李晨，这会让他越想越舒心、越顺气，以至会陷入遐想，半天回不过神来。
分配在这两个孩子身上的目光也很不同。
对于李泉，中学时代李部长（那时还是局长）对李泉是瞪大双眼死盯不放，且使出各种卑鄙的间谍手段——跟踪、偷看日记、去学校教室后窗口窥视、向老师秘密调查、跟李泉的狐朋狗友刘明狗子盛立国等人的家长开秘密会议共商对策……后来的目光渐渐变得失望无奈，渐渐变得睁只眼闭只眼，我看现在是眯只眼闭只眼了，若不是老伴的时时提醒，李部长大约已视李泉为无物了……就当住进来个房客吧！
对于李晨，中学时代老李对她是看也不看，一方面是李晨年年三好，不用操心，一方面那时老李的目光全被李泉吸引过去了。现在离了休，对李泉彻底绝望之后，老李的目光渐渐全照在了李晨一家子上。
平常李晨一家子不来的时候，老李便终日目光呆滞地看电视，或戴着架精致的老花镜瞎么糊眼地“阅报”，这两样之外的日常起居大多也是目光暗淡，目中无神，颇有点失魂落魄三心二意的架势，不了解的没准会怀疑他是不是外面有了第三者？
但这怀疑肯定错了。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李晨一家子要来的那天，从早晨一起床，老李的目光就比平时清澈，他亲自去菜场买菜，让保姆收拾屋子，然后做什么菜、怎么做，他对保姆细心交代，其中一两道主菜他要亲自露一手。这一天他显得比平常忙，比平常劲头足，话也略多，倘若正赶上“房客”李泉也在家晃悠，他不会像平常那样视之为无物或干脆出门遛弯省得闹心，他会忽然觉得李泉又是他的儿子了，李泉还是有可爱之处的，比如小学时候他不是在区作文竞赛中得过奖吗，他毕竟没进公安局没吸毒贩毒没沾黑社会，否则他若是在青海农场或者像某某的儿子戴着手铐脚镣地出现在电视新闻中……难道这不正是儿子给我面子算是一份孝心吗？老李抱着此种糊涂心态会跟李泉没话找话地搭讪两句，问问工作什么的（李泉的工作是他给找的），李泉大多会支吾过去，略带一丝不耐烦，老李也并不往心里去，这搁平常，又要冒火了！
待到下午或傍晚，李晨一家子呼呼啦啦进了门，老李彼时往往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安坐在真皮沙发里，慢慢放下那张看了半天纯粹是瞎看的过期晚报，缓缓摘下金丝边老花镜——暗淡了一周的老花眼这回目光如炬！笑纹也在他的强力控制下洋溢开来，这个时刻，整座豪宅的灯仿佛全部打开，室内比平时亮了许多——就仿佛那些平常的日子里总是电压不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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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混到大约九月，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
上班变得越来越艰难，每次都像去上刑一般。徐颖呢，她毕业后根本就没回原籍，踏踏实实在北京混上了。我的房子她也是踏踏实实地住，像自己家一般。
你不走，我走。
37
辞职的那天，我像平常一样去上班。当时正赶上单位里两个头头斗争白热化，大家工作也不干了，上班就是找到各自归属的宗派分析斗争形势，无所归属的或忙于表忠心，或找着了别的接收部门忙着写请调报告。此前两个头头都曾派各自的爪牙拉拢过我，但我一直摇摆不定。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辞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下班以后，人们纷纷散去，我写了份不足一百字的辞职报告，扔到主任的办公桌上，然后我敛了足有一个双肩背包的信封信纸，我打算扛到李泉处，我想这够他用一辈子的。
那一天有不小的风，虽然已进入九月，但夏天的炎热还没有过去，刮这么大的风比较少见。那天是我几个月来甚至是几年来最轻松激动的一天。
从单位出来，我直接奔火车站买了张次日到广州的硬卧车票，然后打车直奔烟摊。
烟摊的卷帘门哐啷哐啷响着，作为招牌挂在亭檐下的那一串万宝路三五红塔山的空烟纸盒被风吹得翩翩起舞，街上骑车的女孩子们皆单手扶把，另一只手须按住裙子，阳光明亮，空气燥热，从天而降的热风在这世界里左奔右突。
李泉和盛立国如两尊门神一般端坐摊前。这两个新时代的门神手中不再是刀枪剑戟，而是左手一瓶啤酒右手一支香烟。
我把背包扔在地上，自己取了啤酒，痛饮一大口，愈发感到身心愉快。
我塞给李泉一个信封，说：“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徐颖。”
李泉盯着我扔在地上的背包，又看了眼我意气风发的神态，说：“不过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