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会议之后，河南近千万人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建起各种冶炼炉22万多座，这样的规模堪称全国之最。更让人惊叹的是声势：男女老少齐上阵，漫山遍野“小土群”（“小炼炉”、“土炼炉”、群众运动）。
那个时期，信阳地区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学校停课、学生上阵；不仅把家家的铁锅、铁盆、铁勺、铁锹、铁锁、家具上的铁钉都收去炼铁，就连正在使用的铁犁、铁耙、锄头、镰刀等铁制生产工具也搜罗一空；山区大量林木被砍伐，平原地区的果园被毁掉，连茶树也未能幸免，以确保大炼钢铁所需燃料。这一切都是为了超额完成“日产万吨”的任务，然而冶炼炉日夜冒烟，却炼不出多少铁，更多的是铁渣。
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结果是劳民伤财，对于农民来说，更直接、更可怕的危害是“误了一年好收成”。1958年河南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喜人。但由于劳力全部投入大炼钢铁，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敢收，农民们炼着钢铁流汗水，看着庄稼流泪水。丰收年变成了“无收年”，对庄稼人绝对不是好兆头。
信阳地区的固始县当时有近百万人口，吃饭是个大问题。秋收季节，几个公社请示县委，是否从大炼钢铁队伍中抽出部分人员组织秋收。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回答说：先做好准备，等待县委通知。
杨守绩，1920年出生，山西黎城县人，路宪文的同乡和战友，也是路宪文麾下的得力干将，两人私交甚深。
杨守绩随即打电话请示地委，地委答复他：钢铁和粮食，你看哪个重要就干哪个。
杨守绩一时摸不着头脑，反复掂量，最终决定：民以食为天，当然是粮食重要，各公社安排一半劳力搞秋收。
但杨守绩没有掂量对，县委的通知上午下传，下午便接到地委的通知：大炼钢铁的劲头不能下降，大炼钢铁的任务不能减少，大炼钢铁的力量不能削弱。
杨守绩自语道：什么意思？让我“看哪个重要就干哪个”，怎么我一说粮食重要地委就强调“大炼钢铁的力量不能削弱”？
县委办公室主任提醒说：书记啊，明摆的事，大炼钢铁压倒一切，你强调粮食和上面不对撇子，咱拗不过上头。
杨守绩沉思良久，尽管内心一百个不情愿，还是通知各公社：集中精力炼钢铁，秋收的事忍忍再说。
无奈季节不等人，眼看着地里的粮食一天天烂掉，各公社要求抢收的呼声不绝于耳，甚至骂人的话都被逼了出来。杨守绩忍无可忍，请示电话直接打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再拖下去，地里的粮食就全烂了，农民已经心疼得掉眼泪了！
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态度非常坚决地说：现在全国都在搞“钢铁大跃进”，省委指示，一切工作都要为钢铁生产让路，粮食和钢铁哪个重，你分不清楚吗？
杨守绩说：可是，我们要对老百姓的生活负责啊。
路宪文大吼道：杨守绩你听清楚，省委吴书记对中央负责，我要对省委负责，你要对地委负责！
路宪文不等部下再说什么，便把电话挂掉。在杨守绩的印象中，路宪文还是比较能够听取下面意见的领导干部，怎么突然变得如此“霸气”？杨守绩判断，肯定是上面有什么精神，路书记才这样强硬。他叹口气，摇下头，无可奈何地对县委办公室主任说：路书记是个执行上级指示不走样的人，要说服他根本不可能。通知各公社，就说地委指示，一切服从大炼钢铁。
整个信阳地区放弃秋收，不是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个人主张，他的确是在执行省委的指示。据行署专员张树藩事后透露，关于秋收之事当时各县都请示过地委，张树藩力主尽快安排，路宪文原则上同意，随即请示省委，却得到意外的答复：确保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再说其他。
张树藩向路宪文建议，先组织力量抢收多少算多少，上面发现了再停下，大不了挨顿批。
路宪文不同意，并批评张树藩“组织观念不强”。作为搭档，张树藩也是第一次受到路宪文的批评，而这种批评让张树藩感到没有多少道理，并因此觉察到路宪文讲话和行事的作风不同于以往了，显露些许“一把手”的威风。
信阳地区的秋粮全烂在地里，河南全省的情况和信阳一样，秋粮基本无收，只有极少数地方壮着胆子偷偷摸摸抢收一点糊口的粮食。
1958年12月，国家财政部向中央报告：土法炼铁高额亏损。统计表明，全国土法炼铁平均成本为每吨250～300元，而生铁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在每吨150元，全年生铁产量1000万吨，总计亏损15亿元。
国家财政部对中央的报告只显示大炼钢铁的直接损失，而间接的损失——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大量砍伐林木造成的一系列生态灾难等，如何计算？尤其是生态方面的严重后果直到今天我们仍在承受。
河南和全国一样，在“大办钢铁”运动中的确做到了全力以赴，然而功夫下得大，造成的损失也大。河南的损失完全可以用“大伤元气”来形容，这里所说的“元气”不仅仅是财和物，最重要的还是干部作风、地域形象。
1958年，河南疯狂了，吴芝圃疯狂了。一次会议上，吴芝圃把他“河南要在几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吹出来，不料一向欣赏他的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淡。吴芝圃哪知道，毛泽东已经发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中全国普遍存在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靠农民打天下、一向对农民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决不允许伤害农民，而眼前出现的问题恰恰造成了诸多民怨，这让他无法忍受。
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召开郑州会议，会议主题正是广泛讨论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王任重、吴芝圃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几年就过渡了，我就不相信。
看来，毛泽东开始清醒了。从严厉批评周恩来总理等人的“反冒进”，到全国兴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运动，毛泽东看到的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利益严重受损，干部作风严重虚假等等，这无疑都是“狂热”的代价。眼下几乎失控的局面让毛泽东担心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当面批评也使得毛泽东顿时清醒。
李达校长对毛泽东说：眼前的乱局，与您头脑发热有很大关系。您发热39℃，下面人可能发烧40℃、41℃、42℃。一个人发烧是小事，一个国家发烧就是大问题了……
11月21日，毛泽东又召开武昌会议，继续郑州会议的主题。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整与农民的关系，再次批评高指标、浮夸风问题。毛泽东说：水利任务，今冬明春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这样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毛泽东的目光又直盯吴芝圃，说：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不少人，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既然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就不会垮？人民公社需要整顿四个月，有十分之一搞好就算成功。
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各路诸侯“压缩空气”，把高指标降下来，并提醒道：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相信假话；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
毛泽东终于想到了“科学”，也想到了“实际”。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又发表《党内通信》，要求发至“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告诫人们：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能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该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还写道：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毛泽东提到的“密植”，是指许多地方播种、育苗时一味追求“多撒种子密植苗”，期望以此获得粮食高产。殊不知这是违背科学的做法，定然不会获得“高产”的回报，其结果是大片田地收获的粮食没有撒下的粮种多。在毛泽东眼里，下“密植命令”岂止是头脑发热，简直是“发昏”，和“讲假话”一样“害人不浅”，故难以容忍。
人们突然意识到，最高统帅的几次讲话实际上又回到了“反冒进”的主题，尽管不见“反冒进”字眼。的确，中国这艘巨轮迫切需要回归“科学发展”的航道，国人急切需要为狂热的头脑退烧。毛泽东开始清醒了，许多人也跟着清醒了。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包括恢复农民自留地，允许农民饲养家禽等，使“大跃进”的狂热有所减退，收效甚为明显。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势头如果保持下去，“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局面就会大大扭转，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大饥饿悲剧。自然，也没有信阳事件。
然而，“纠偏”八个月后局势突变，狂热的局面再次出现，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继续发展，全国如是，河南如是，信阳如是。
一艘巨轮再次偏离“科学发展”的航道，迎着灾难继续前进。
后来有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对毛泽东未能扭转局面作如下分析：一是中国太大了，正所谓“船大难掉头”，要纠正什么的确费劲；二是狂热过度，指望一下子降温不容易；三是上层仅认为是工作方法有问题，未能认识到指导思想有误，正所谓“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急于求成的问题。
不无道理。但问题的关键仅在于此吗？以上研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本人的作用。以“一人挥手撼动天下”的威望和魄力，毛泽东完全能够扭转局面，而1959年7、8月份召开的庐山会议，让毛泽东改变了“纠偏”的态度，也改变了一段本该美好的历史。
把“万岁”献给科学
狂热是什么？它是理性的紊乱，它是行为的失控，它是妄想的坐骑。狂热的代价是科学卧地呻吟，一个科学无力站立的时代，“乱象丛生”定成必然。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的金字招牌，然而直到今天执政者仍不得不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说明我们脱离科学观念实在太久了。好在我们终于醒悟，向科学张开了双臂。“科学发展观”是对科学的尊重和拥抱，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我们这个习惯山呼“万岁”的民族的确该把这种虔诚奉献给科学了。
然而，尊重科学更需要科学机制的拱卫，否则科学仍会跌入主观意志的漩涡，仍会大跳摇摆舞。诚然，科学机制的建立与健全是对权力的挑战，执政者不应惧怕这种挑战，因为这种挑战有利于民族利益，同样有利于执政党“强身健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