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桐城派的兴起与当时大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清王朝入主中原，统治全国二百多年，长期的征服战争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同时它也创造了空前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总结、大繁荣、大成熟的时期。
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实施了严密的控制，其间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残暴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又千方百计笼络人才为其服务，表现出了对各方面人才颇为宽松的包容性。同时，统治者为了表明其治国策略与汉族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达到收服人心的目的，也力推程朱理学，同时也非常注重实用和言行一致，反对空谈义理，这为桐城派的发展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清王朝的文化政策最根本的是强调文章要为政治服务，而桐城派则坚持文学家和文学本身的主体性，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这是桐城派之所以兴盛、发展的最根本性因素。
其次，桐城派的兴起也与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文气息有着直接的关联。
秀丽的风景、宜人的生态环境，熏陶净化了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他们一改文坛“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之陋习，把古文引向了自然淳朴、清正雅洁的正途。戴名世曾说：“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他认为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又说：“窃以谓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从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桐城具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和淳朴的社会风气，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独特性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对桐城派作家形成清正雅洁的文风产生了积极影响。
桐城是一个文化气息浓重的地方，有着“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风俗，《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也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桐城在明清两代有进士265人，举人589人，比同属安庆府的怀、潜、太、宿、望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数倍以上。“宋画第一”李公麟、明代进步政治家左光斗、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以及清代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都出自桐城，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才的辈出，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再次，桐城派内在血缘、姻亲和师生关系的特殊纽结，促进了桐城文派的兴起。
桐城文派作为中国古文第一流派，绵延二百余年，名作家达一千二百余人，留下传世之作两千多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文派。近代国学大家马厚文有诗为赞：“黄舒山水古今奇，释氏衰微儒士追。何意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细观之下，桐城文派有别于其他文派的一个重要的非文学因素就是它建立在血缘、姻亲和师生等亲密关系之上，这种特殊纽结使其内部结构十分稳定。
由于桐城“成学治古文者综千百计”，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例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就喜欢同乡里的学子“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常同开山祖师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最后成为桐城派创始人；刘大櫆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又离不开方苞的赏识和帮助；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又直接得力于刘大櫆的谆谆教诲。这种名师出高徒、代代相传的连锁效应，使得桐城派人才辈出，群英荟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