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成长进步和发展前途起决定作用的是本身的内在因素、主观努力，但客观条件和所生活的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遗传因素对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起着基本的作用，但是周围的环境以及对其实施的教育却起着主要的作用，所谓“择善而从”指的就是为孩子选择一个良好的环境，交正确的朋友，选择好的老师；就是为孩子选择好的方面，选择有利于孩子发展的方面。
《荀子·劝学》中说：“蓬生麻中，不扶则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大夫晏婴出使楚国，楚王设宴招待，席间，两名武士押着一个犯人进来，说是“齐国人，盗贼”。楚王以此挖苦晏婴，说你们齐国出盗贼。晏婴回答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于齐则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意思讲得很明白，同样的一棵橘树，因为生长在不同气候和水土的地方，就结出不同的果实，同样一个人在我们齐国是好人，到了你们楚国却成了盗贼，恐怕也是你们这里的社会风气有问题吧。墨子也讲过类似的道理，他以染丝打比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这些观点虽然带有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为许多事实所证明。司马迁能够写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固然是靠他的勤学苦钻精神和独特的才华智慧，可也不能忽视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一是他有个具有丰富史学知识，曾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二是他本人后来也身为史官，有接触大量史料的方便条件。在历史上，类似的“史学世家”“父子科学家”“祖孙三代文人”等情况还是不少的，都可以说明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尤其是人在孩童时代，心地纯洁，接受能力强，判断能力弱，最富于模仿性，“往往跟上好人学好人，跟上巫婆学跳神”。小孩就好比一张白纸，能画上最美的图画，也容易染上污秽的颜色。正因为如此，古代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为了使孩子受到较好的教育，除言传身教外，还十分强调“择善而从”，注意为子女选择和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择善而从的一个方面是“择邻而处”，注意为孩子选择能够接受良好教育的住所。环境对于一个孩子的成功与否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所以为孩子选择一个良好的住所也就至关重要了。孟子讲：“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大概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观点。“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及其重要性。生于战国时鲁国邹（今山东邹县）的孟轲，是继大教育家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历来被人们尊为“亚圣”。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和孔子合称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尊奉为统治思想，孔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虽然他出身贵族，但实际上他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并没有享受到贵族子弟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特权生活，孟子的父亲死得很早，其抚养和教育完全依靠他的母亲，孟母是一位勤劳而善于教育孩子的母亲，她在中国教育史上享有盛誉，尤其是“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尽人皆知。起初，这母子俩的居舍在墓地旁边。孟子自幼是个天性活泼的孩子，喜欢玩游戏，每天在坟墓之间的土地里学筑土坟。孟母意识到这里不是让孩子待的地方，于是把家迁到了集市旁边，她以为人多热闹的地方可以使孩子见闻丰富，学到做人的本领。哪曾想到，小孩天生爱模仿大人的行为，孟子尽管不再玩筑坟游戏，却学着买卖人拉腔拉调地吆喝，活像一个小商贩。孟母很不满意，认为这里也不是教育儿子的地方，于是又把家迁到了学校旁边。从此以后，孟子的游戏改为模仿学校的师生，学习礼仪，对礼乐活动产生了兴趣。由于孟母注意环境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主动选择居处，乃至三次搬迁住所，最后孟子养成了好学的好习惯，长成之后学六艺，好儒术，成为伟大的思想家。
择善而从的另一方面是“择友而教”。因为影响儿童发展的环境，不光是一个住所以及邻居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和风气，从具体方面来讲，父母、邻居、朋友，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和交往，都会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和有利于他成长的好伙伴、好朋友一起成长的话，他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对于他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孔子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跟好人相处，久而久之，也会因受其影响而逐渐变好；跟坏人相处，也会因受其影响而逐渐变坏。因此，要十分谨慎地选择朋友，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东汉时，有个辅佐刘秀创天下、功勋卓著的将军马援，在他哥哥去世后，负责抚养两个侄子，一个叫马严，一个叫马敦。由于马援军务在身，常常出征在外，顾不上家，所以这两个孩子就结交了一些轻佻、放荡、讲哥们义气的朋友，沾上了放荡不羁的毛病。他们经常议论是非，挖苦别人。为此，马援专门写了一封《诫兄子严敦书》，告诫侄儿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信中说：“我一生最讨厌的是轻薄之人，宁死也不愿听别人说马家的子孙品行不正。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龙伯高，一个是杜季良。虽然我很看重他们，但两个人的思想性格和品行却大不一样。希望你们学龙伯高而不要仿效杜季良。为什么呢？因为龙伯高为人忠厚、诚实，说话办事谦虚谨慎，生活节俭，作风正派，秉公守法。杜季平的长处是豪侠仗义，能替朋友分忧解愁，好打抱不平，但往往比较轻浮，性情放荡。你们向龙伯高学，如果学不像，至少可以约束自己，不去胡说八道，胡作非为；如果仿效杜季良，如果学不像，就可能成为轻浮浪荡公子，就好比‘画虎不成反类犬’。”
“择善而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为孩子选择好的老师。一个人在一生中遇见一个好老师是他最大的幸运，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为孩子选择好的老师，古代是很重视老师的作用的，《礼记·学记》上讲“择师不可不慎也”。唐朝的著名学者韩愈专门写了一篇《师说》，论述从师求学的道理。他针对当时士大夫看不起老师的风气，强调“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这篇文章里他反复阐述了从师择师的重要性。不光是韩愈、柳宗元这一类的文人学者重视老师的作用，就是帝王将相、豪门贵族也把为子女选择好的老师看作是保全基业，巩固统治地位的“要事良策”。汉高祖刘邦晚年时，认为太子刘盈不成器，打算废掉另立赵王如意。张良为吕后出了一个主意，让他请出当时隐居的人称“商山四皓”的四位学者为太子刘盈老师。这一招果然生效。刘邦见到以后，觉得太子有这样的老师辅导，是“羽翼已成”，便打消了废除刘盈的念头。看来，刘盈能成为汉朝第二代皇帝（汉惠帝），还真多亏了这四位名师。
蜀主刘备在临死之前，把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他对儿子说：“父王我才疏学浅，功德不高，你不必效法，孔明丞相才智过人，治国有方，你要以他为师，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他。”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没有机会上学，他当上皇帝后为此感到遗憾，因而对后代的教育特别重视，征聘四方名儒学者，轮流给他的儿子讲学上课，并挑选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为儿子伴读。当时有个名叫宋濂的学者，“六岁能诗书”，精通古今、知识渊博，朱元璋便让他专门教育皇太子。他对宋濂和其他给自己儿子讲学的儒臣们说：“有一块精金，得找高手匠人打造；有一块美玉，也要有个好玉匠才能成器。人家有好子弟，不求名师，岂不是爱子弟反不如爱金玉？好师傅要做出好榜样，因材施教，培养出人才来。我的儿子将来是要管理国家大事的，你们一定要培养他高尚的品格。”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帝王将相和封建官吏能为孩子招用和聘请名师，广大劳动人民的孩子是无权也无钱择师的。
总之，对孩子进行教育，为其选择一个良好的环境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优良的环境对孩子的成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要让孩子交正确的朋友。选择好的老师也是必要的，俗话说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一个好的老师不但能传授给学生知识，还能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