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漱溟等。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出生于北京。
梁漱溟祖先是元朝宗室后裔。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灭，末代皇帝顺帝携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今蒙古），其祖先家族未走，留在河南汝阳，地属大梁（开封），故改汉姓梁。至第十九代梁垕由河南迁徙广西桂林居住。梁垕的儿子即梁漱溟的曾祖父梁宝书，应乡试中举人后，又进京会试中进士，历任直隶、正定等地知县和遵化知州。此后，全家住在北京，未再回桂林。梁漱溟的祖父梁承光在北京即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后在山西离石县（当时叫永宁州）做官。
粱漱溟父亲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在京城贵族那苏图家中任教（塾师），课其子女，后官拜内阁中书等职。梁济秉性笃实，为清室忠臣，但思想比较开明。他认为：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平时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其一贯的主张。
生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但事实上梁家生活却并不富裕。因为梁济的祖父做外官卸任时，无钱而负债；父亲为祖父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逝世时年36岁。当时梁济只有七八岁，靠着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梁济19岁，便在“义学”中教书，生活仍然清苦。“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官宦之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他还愁娶一个不能过苦日子的媳妇不好办，竟因之拖延了数年才成婚。”
自清末至民初，梁济大都是在民政部门负责一些慈善事业，如慈幼堂和罪犯教养所等，其中有几年在皇史晟（清皇家档案馆）工作。清廷腐败，外患频仍，身为文官的梁济深知自己没有机会效命疆场，但他读起兵书来却手不释卷，喜爱有加。遇到风雨天别人多躲进屋，他却顶风冒雨在外面跑。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闻中国军队不经严加整顿即开拔东调，便“顿足挫胸，谬矣谬矣！”光绪下诏要实行变法，他建言“欲革弊政必先革弊风弊俗”。
梁漱溟后来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亦与其父梁济大有关系。青年时期的梁济悲天悯人，却对中国的政治、民情无可奈何，常常把自己的愤懑和忧虑写进日记里。此处仅举其1893年至1894年的几则日记。
1893年六月初六日记：
连年以来，天灾流行，气象惨沮，知天心即可知国运矣。真令人焦愁无计，而热闹场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是诚可为痛哭也。若看今年局面又与前有异，自春间即多雨，似南方黄梅天气，而入夏以来时复连绵。农人欣欣望岁，已春雨贵如油，得此当必丰收。忽五月十三大雨竟日，其势甚猛。麦已收而未干者达十之六，熟而未割者尚居其四，原是极好收成，忽经此暴雨漂没，骤折一半。
吾君吾相曾不预思善计，每次皆必待奏报到后，一纸空言颁帑发粟，竞成循例套头，并无真实忧勤之意行乎其间。诏旨虽下，依旧嬉戏，不知敬惧。
半夜补记：
大雨彻旦，子丑时更猛。中夜起坐，心如箭攒。旁注：初九亥刻对雨悲愤。
六月十一日记：
天竟有收不住之势。当国诸君何竟无一人为民请命者！历观史鉴，水患多盛于末年。真怪衮衮诸公乃有心宴乐，耽乐忘危，时事难问。旁注：是时演戏之风方盛，有以小孩弥月而演戏者。
再看1894年日记：
自六月与日本接仗，始闻互有胜败，实则并无胜仗，只是一味望风溃退。官军虚冒粉饰，习气太坏。……论兵势则败势已成，论国势则尚未至于覆亡，断无因此遂摇本根之理。而吾观士大夫奔走相告者，交头接耳惊疑变色，纷纷流言，鄙俚不经，全不知揆察情势，其迂酸浅陋胆小无识之态异常可笑，真正不可与言。
九月初五日记：
日本兵尚在高丽境内，中国全境晏然，而京官挈眷迁徙出京早避者一二百家。旬日之间，各省京官聚其所亲商议行走，江、浙、广、楚、汴之人尤多。或将衣箱书籍等物先运回南，或仓皇逃走，官不要，轻举妄动，种种不一。……似此胆小无识，唯知全身加保妻子，国家要此负重名之大臣究有何毫末之益耶？
梁济一生从事的工作，自己认为最满意的是1906年出任民政部教养总局的总办委员，在那里，如《清史·忠义·梁济传》记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他在《留属袁、冯、林、周、彭五兄书》里有夹行细注，说他“在教养局以撙出余财三百金，不以入已，而盖小房六间。总厅不肯上达，故堂官不知”。1913年5月，梁济写信给当时做内务总长的赵秉钧，说明他上一年辞职不就内务部的高薪间职，同时希望赵派他重回教养局，未果。
梁济一向最佩服的是梁启超，认为“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第一人”；最好的朋友是新闻界著名报人彭翼仲，曾屡次资助彭办报。
1911年，梁济见官场腐败，“慨然欲挂冠去”，乃写奏章分别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陈述自己规劝性的意见。翌年，前两部写完，官德部分尚未动笔，武昌起义成功。梁济抱着观望的态度希望国家能够逐步好起来。但不久他便感到失望，在其给赵秉钧的信中说：“但为一官，则待遇与百姓判若天渊，而民国以民为主体之义，则相率而忘之。革命以后之气象，与革命以前，毫无殊异，且更黑暗加甚；此济所以心有不宁。”
清末民初的梁济，有一最大的特点，就是经常和人民接触，特别是和北京下层阶级的人们熟悉、亲近，并把与挑夫、小贩、人力车夫相熟视为得意的事情。经常是走在路上，遇见衣衫褴褛者，迎面打招呼：“梁老爷！你好么？”梁济很惊诧，不知是什么时候认识的。1895年10月，逢李若农先生丧事，梁济和汪伯棠（即汪大燮）从绳匠胡同出来，步行去拜访沈蓉圃（即京剧“同光十三绝”画像作者），准备请沈为李若农画遗像。这时，一位赶骡车者向他们打招呼：“梁老爷，您二位坐我的车吧！”梁济想不起车夫姓名，汪伯棠惊叹：“他居然认识您，真奇怪！”宣武门南菜市街商店一带，很多人认识梁济。有时见梁济一人路过，便问道：“既国事不好，何以退出，不在局中补救，而在局者坏人愈多，正人益少。不如有一半好在内，尚不失两相抵。”梁济欲辩不能，心里明白这中间缺少一层了解的程度，多言反而无益。
梁济喜欢看京戏，曾为金桂联写联句。其杂忆中有戏剧一门，认为戏剧是很好的民众教育，曾记：
鄙意旧戏不习屏弃，旧戏规矩万不可废。只求能鼓吹国家主义，灌输人民常识，古代之衣冠动作正为一般中下级北方质朴人所爱看爱听，可收感动之效。若上海滑头人，爱看新形式之戏，然其心但在脸子，而不问戏中事实道理，恐虚费编者之心血。乞告[杨]韵谱，新旧相兼，勿偏废为要。再者阁下（按，林墨青）对坤伶不必避嫌疑，如再有新戏本，召集鲜灵芝、宋凤、汪金荣、旋风、紫霞等，如觉不方便，或拉上[彭]翼仲帮说，再请警界旁听，则公开而非私见矣。在台上告以此戏宗旨，义理所在，勉励诸位费心费力，再细听杨韵谱指授云云，如此则可尊彼等人权，以免终身不得见正人，终身不得听道理。虽彼等未必全懂，然一月说一次，渐渐会通，或辗转相告，亦可为一线曙光也。（《留奉林墨青弟书》）
梁培恕亦曾在其著作中提到祖父梁济喜欢看戏和与戏曲界的交往：“祖父也编过几个新剧，例如《女子爱国》《暗室青天》等等。1947年我曾买到一张唱片，荀慧生唱的《庚娘传》，上面写着梁济编剧，才知道祖父竟然会编剧。不过据父亲说，只写唱词和道白，不懂京剧曲牌。”
清朝覆亡，民国依旧腐败，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沦丧而民不聊生，这使梁济内心非常痛苦，而且很矛盾，于是产生了以自杀唤醒世人的念头。
促使梁济下必死决心的是1917年张勋复辟一事。《梁漱溟访谈录》中记载：
父亲投水自杀，有《敬告世人书》、拜托5位仁兄的信，有愤慨的意见。愤慨什么呢？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同段不合，于是有府院之争。黎曹吴轻信江西人的话，郭同很快把张勋找来，想用张的力量抵制段祺瑞。张勋是顽固人，他到北京，在宣武门江西会馆演戏，请客正在热闹，抽身出来，进宫行复辟礼，把宣统抬出，挂起龙袍来了。这时，黎才知道上当了。他不理黎元洪这套。这是民国7年（应为6年）的事。这时，被免职的总理段祺瑞在天津拉了梁任公一起，就在北京、天津之间的马厂誓师要进攻北京。当时马厂驻一师北洋军，师长叫李长泰。段、梁二人直入师部，抓住这一师人从马厂向北京进攻。张勋就完了。可笑的是挂了两天的龙旗，出现红顶官服。最糟糕的是谁？是康有为。他跑来北京，还要忠于清，宣统上谕康有为为弼德院长。这时段、梁进京，康、梁原是师徒关系，现二人政治上成了敌对了。张勋既忠于清，失败了可以死节吗！（梁老说上面这话时，语气很重，也很愤慨！）也跑了，溜到东交民巷躲起来。复辟一幕，6天就完了。
先父就在这时很愤慨，因为搞复辟的人，拿国家大事当儿戏。复辟失败之后，先父投水自杀。有一位先父的朋友送挽联，很好，上联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不单是忠于清，世是世道）；下联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投水而死。
梁济并未于张勋复辟的当年自杀。虽然在张勋进京时，梁济写长信劝张“勿为复位迂谋”，希望张发挥作用使清室“禅让之心大明，共和之美渐能实现”。后来再劝张写两信，言：“行虚君共知，勿昧循旧制”，看到阻止不住，再劝不要恢复一姓制度、打出龙旗、封王封爵。梁济劝张勋不要干的事，张一件件都干了。复辟失败，梁又去信劝张勋“死节”，而张选择的投降条件只一条，就是活着。梁济不反对清朝逊位，更不反对共和，但他对民初几年的种种变乱和变化感到愤慨和失望，他怀抱自尽以警世的决心已五六年之久，只因认为对国家社会所负责任未了而一再推迟。
但是，人一到有离世之念时，又留恋自己的家庭、子女。梁济在《留示儿女书》里，说道自己尚未出嫁的次女谨铭，充满了父亲亲情：“真正仁考明哲之女也。凡我所需要，无纤细之遗忘。凡幼孩之前途，无防维之不至。每遇春秋佳日，必设法劝我消忧。我听夜戏，半夜归来，无一次不独自看书，煎茶守候，视我安眠而后去。虽成人而犹孺慕，尤能匡我见所不到，我心实无间然。至其屈己安贫，十年前之旧衣已小，犹著在里面，聊以御冬。……呜呼！我有如此雍雍熙熙之家庭，我何忍决然舍去哉？”
梁济自杀前与梁漱溟最后一次对话，令梁漱溟终生不忘。那时，梁家准备为梁济过生日扫除房屋，梁济告诉家人，他去彭翼仲先生家借住几天，生日那天自己会回来。临出门时，梁济看到报纸上一条国际新闻，乃自言自语道：“世界还会好吗？”梁漱溟接话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长叹一声：“能好就好啊。”
1918年农历10月10日，梁济于其生日前三日清晨，自沉于北京净业湖（积水潭）。留下《敬告世人书》，痛陈：“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死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有一位《京话日报》的编辑吴宝训闻此消息，非常感慨，随即也投湖自尽。新文化人物陈独秀、陶孟和等人，也非常关注此事，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就自杀是否个人行为、是否道德问题，有没有罪等开展讨论；著名诗人徐志摩认为：梁济的牺牲性命，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所做出的自觉行动。
彭翼仲于1914年创办的《京话日报》近80年后，台湾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济的自尽，并非单纯的为前朝殉节，而是希望透过“殉清”的字辞，唤醒世人对儒家“忠”的观念的实践。毕竟空谈共和政体的理想，是毫无用处的，唯有忠诚地为实现共和政体的理想而努力，才是当务之急。尽管梁济的终极目的十分崇高，但是他所采取的行为方式--自杀，却是令人惋惜的，因为以他这么一位人微言轻的儒者，根本无法激起社会群众的广大回响，只能留下令人欷歔的慨叹罢了。
其子梁漱溟后来说：“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书，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二字，在梁漱溟看来就是指“固有的风教”。由此可知，梁济之死，不仅为了殉清，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固有文化消灭，而去以死来唤醒世人之关注。梁漱溟后来终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这其中原因之一，可能也是受到梁济思想的一些影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