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景”式文学图景的再现
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往往按照时间顺序被分割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等断代史。在文学史叙述的对象上，常常依据进化论、启蒙论、阶级论、现代性等观念，把丰富的文学史切割为僵化、单一条块。这种文学史观支配下的文学史，缺乏全景观照，也无法反映出中国文学史自身的连贯性、统一性，无法描绘出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状况。湖北地区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努力在文学史观念上显示出了独到的匠心。和常见的拘囿于一隅的文学史观不同的是，湖北地区的学者创造了全景观念的文学史观。“全景观”的文学史力求从总体上把握文学史，注重文学史的整体性和完整性。总而言之，“全景”文学史观念追求整体再现文学史原始场景与状况。“全景”文学史是湖北地区文学史研究的总体追求。湖北地区“全景”文学史观的具体表现为：①通史的撰写；②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整体性的勾勒；③“发现”自由主义文学思潮；④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批评共存。
（一）
陈文新教授主持编写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通史著作。著作上至周秦，下迄当代，共分十八卷，每卷约80万字，总计1400万字左右，将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以编年形式加以立体呈现。该书得到了各方专家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2006年11月，北京《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上，冯其庸先生对著作的高度评价。），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中国文学编年史》整体演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著作共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08年）；第二卷：汉魏（公元前207年—公元264年）；第三卷：两晋南北朝（公元265年—589年）；第四卷：隋唐五代卷（上）（公元590年—755年）；第五卷：隋唐五代卷（中）（公元756年—840年）；第六卷：隋唐五代卷（下）（公元841年—959年）；第七卷：宋辽金卷（上）（公元960年—1067年）；第八卷：宋辽金卷（中）（公元1068年—1162年）；第九卷：宋辽金卷（下）（公元1163—1278年）；第十卷：元代卷（公元1279年—1367年）；第十一卷：明前期卷（公元1368年—1520年）；第十二卷：明中期卷（公元1521年—1600年）；第十三卷：明末清初卷（公元1601年—1700年）；第十四卷：清前中期卷（上）（公元1701年—1771年）；第十五卷：清前中期卷（下）（公元1772年—1839年）；第十六卷：晚清卷（公元1840年—1911年）；第十七卷：现代卷（公元1912年—1949年）；第十八卷：当代卷（公元1950年—2000年）。十八卷的鸿篇巨制，基本上囊括了有史以来华夏文学的全过程。这一时间脉络的打通，消泯了传统文学史叙述割裂的痕迹，使著作具备了整体上的连贯统一性。
文学通史非常少见，常见的文学史常为断代史。一般的断代史，倾向于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受到西方文学史观的影响，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文学史写作，包括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编纂，基本上以西方理论为参照。中国文学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被湮没了，也容易造成文学史阐释的偏颇。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放弃先验观念的介入，把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看做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以自然时间为序，实录中国自先秦至2000年中国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作家文学活动、文学传播接受等，显示了全景观照的整体观念。
（二）
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常常以作品为中心甚至以作品作为唯一的叙述对象，而湖北地区的“全景”文学史则不仅重视作品的阐释，也非常关注文学理论批评。《中国文学编年史》也将文学理论研究现状编入文学史。这是一种客观的学术态度，对于理解某一阶段作家创作及创作的共性很有帮助。这一点，主编陈文新教授在总序中说的很明白，“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总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2页。）文学理论，包括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文章，以及一些作品的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对于作家、流派，以及一时期文风的形成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当中，往往被忽视或一笔带过，它的价值仅仅被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所接纳。该通史注意到了这一特点，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有意义的文学理论史料，试图对这一缺憾加以转变。
注重文学理论批评，纠偏常见文学史只注重作品的病象，湖北地区的学者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不单单是《中国文学编年史》注意收录一定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以力求描绘出一定时代文学史的整体面貌，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及古远清独著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显然也是这种“全景”文学史观念的体现。
《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在文学史空间上主动将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状况置于世界文学发展的大环境中去研究，“概括地说，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性质，是在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转折、变动的条件下，在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的、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新文学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地接受了外国哲学人文思潮、文艺美学思潮、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在传统的与外来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宏大背景下形成的。”（黄曼君：《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4页。）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生成和发展而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又绝不是对西方理论方法的简单移植或复制：“中国近百年理论批评在总体上受西方近现代理论批评的影响，尤其与西方近代理论批评有较多相似之处。但在总体上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适应着新文学与时代、与民众的密切关系的要求，具有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思想启蒙服务的社会功利观，因而它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等社会变动，特别是政治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重视文学的人学内涵，与新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总的人学主题相一致。在西方近现代各种文化思潮影响下，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接受了西方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的哲学观点以及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社会思想的影响，也注意到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所揭示的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对峙和分裂，重视文学对人与外部世界、人与自身内部世界的矛盾冲突的揭示。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近百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更追求个性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等关系的和谐，这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后来的唯物史观较好地阐释了人的主体性与客观世界、个体存在与社会群体、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有关。这是与西方文化思想特别是现代文化思想的大不同之处。”（黄曼君：《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41—42页。）《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通过细心考察和小心论证，找到中西文学理论批评不同生长点，在行文过程中仔细论辩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与西方理论及文化文学之关系，从而还原和展示了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广阔的史学空间。
“全景”研究不是某一时间段的随意整合，而有着自足的理论体系。通过纵横两方面的时空建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对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最后从总体上归纳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特征：一、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和内容上，以审美的社会价值论作为评价文学的基本观念和准则，并从多种特定角度对文学的人学内涵进行审视和阐发，这是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在总体上显示的首要特征和主导倾向；二、与审美的社会价值论观念相一致，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在理论形态上注重主观情感态度和价值选择，并贯穿到以客观再现为主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两种并存的基本批评类型之中，呈现出批评研究的多向格局和多样化状态；三、在文学理论批评的文体上，从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到概念、范畴、语言等符号系统逐渐趋于科学化。至此，《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从理论和实践上树立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史的印象。
（三）
丰富文学史叙述对象成为文学史叙述最重要的目标。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常常在对象上有所偏颇，一些文学史重要的部分常常被“刻意遗忘”，湖北地区文学史的“全景”文学观念具有显著的纠偏意义。《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王先霈、於可训主编）和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都从文学史的全景图景出发，摈弃概念先行的撰史方法，恢复了文学史本身的丰富性。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常常忽略了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通俗文学，这种研究也最终无法完整地、整体地描绘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状貌。《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王先霈、於可训主编）较早填补了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研究空白，整体还原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状态。《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认为，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绝非偶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心理学等方面的因素。更直接地说，“它既是对‘文革’十年极‘左’文化禁锢政策的反对，也是对‘纯文学’的‘补偿’和‘平衡’，更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需要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到现阶段的结果。”（王先霈、於可训：《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44页。）《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对通俗文学的研究，着眼于对“纯文学”的“补偿”和“平衡”，显示了对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整体观照。
《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对象是通俗文学，对于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的自身特点、发展变化的描述自然是应有之义。《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首先区分了通俗文学的概念：一方面，通俗文学不同于民间文学、大众文学、群众文艺乃至俗文学，民间文学强调的是民间创造的形式是通俗的，大众文学和群众文艺注重受众的大众化、通俗性，而俗文学虽然在通俗性方面与通俗文学同义，但在民间形态方面，又排斥文人的通俗创作，它与通俗文学只是部分的重合或交叉；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一般与高雅文学、严肃文学、纯文学等概念是相对而存在的，高雅文学等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功能的表达，而通俗文学强调文本本身的消费功能，强调自身的娱乐性。但事实是，作家创作往往很少严格遵守二者之间的界限，存在着多种形式的重合和交叉。鉴于此，《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认为，通俗文学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它淡化创作主体及受众的身份差异，它本身具有不同于高雅文学的审美特性。《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从概念的区分入手，强调了通俗文学在审美特性上和纯文学的一致性与整体性。
《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过程，它把20世纪80年代的通俗文学发展里程大致划分为萌发期、繁荣期、渐趋成熟期三个阶段。在横向上，《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按体裁分设专章，包括小说、纪实文学，影视文学，戏剧、说唱文学，甚至港澳台地区和外国的通俗文学作品的译介等。每章之内，再按题材具体展开叙述，小说包括武侠、侦破、言情、历史演义、纪实文学、“中性文学”等类别；影视文学包括惊险、武打影视片和传奇、戏剧影视片等类别；而戏曲、说唱文学则包括戏剧、说唱和歌曲等通俗作品。同时，《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还将各时段的文学理论批评状况加入到文学史的叙述中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史学架构。
《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创作的研究实践，力图阐明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作品的区别不在于“雅”、“俗”的割裂，而在二者结合程度和角度的差异。因此，寻求雅俗文学研究方法的共融，有利于提升通俗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对于解决大量通俗及雅俗共生的作品和现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然，作者也指出，旧有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是建立在纯文学基础之上的，对于通俗文学的解读存在一定的不合榫，这种不合榫可能由于某些通俗文学作品艺术水平偏低，也可能是原有纯文学的某些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缺乏足够的普适性。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冲击，有可能促成新的文学观念的变更，这也是《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从全景观照的文学史视野出发，提供的最重要的文学启示。
刘川鄂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着眼于从“去蔽”的角度，呼应“全景”文学史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强调个人价值、理性秩序、法律公正、经济上的公平自由竞争等价值观的自由主义，重新受到青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同样表现出对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批突出的成果，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研究热潮：如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其中好几册（如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等）都以专节探讨了发生在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文学现象；《百年文潮》丛书中沈卫威的《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倪邦文的《自由者寻梦——“现代评论派”综论》、解志熙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等著作，都以自由派唯美派现代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且较多地涉及到了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命运及评价问题。不过总体而言，上述成果大多仍停留在对某些自由主义作家或流派的个案研究层面，没能将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史整体，并从学理上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的出版显得非常及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