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概述
先秦两汉文学，中国远古至秦朝以前的文学和西汉、东汉两朝文学的合称。泛指中国自有文学以来到东汉末年的文学。如从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算起，时间跨度在三四千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3个阶段。
先秦文学包括远古口头文学，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早在上万年之前，中国人的祖先在开发黄河、长江以至珠江流域的同时，就已开始了精神文明的创造。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不仅出现了独立的美术、音乐，口头文学也已产生。伴随着对自然神和祖先神观念的出现与崇拜，出现了属原始歌谣形式的赞颂与祈祷神灵的韵语和借助想象解释神的活动的神话。前者如伏羲氏时的“网罟之歌”，神农氏时的“丰年之咏”；后者如伊耆氏的《蜡辞》和《弹歌》，以及“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故事，“黄帝战蚩尤”、“舜逐三苗”、“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传说。这些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曾在先民中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
《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后世著作中，记载了这些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
夏禹传位于子启，标志着中国奴隶社会的出现。到了商、西周，出现了灿烂的奴隶社会文化。殷墟的甲骨文、殷周的青铜器铭文、《周易》繇辞和《尚书》，留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散文篇章。周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的兴盛，《诗经》中较早的诗篇主要是反映周民族发展历史的史诗和反映民间疾苦与心声的歌谣。
春秋末年，由于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社会向封建制转化。随着奴隶主贵族文化的下移，社会出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士阶层。至战国时期，形成了繁荣学术文化的百家争鸣局面，出现了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等不同学派，以及反映他们的论辩，表现他们的学说思想的《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后人统称为诸子散文。此外，这一时期还留下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它们作为历史散文著作，也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屈原是中国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生活在秦楚相争的年代，曾为在楚国实现“美政”而奔波，后被楚怀王疏远、流放。他在逆境中写下了《离骚》、《九歌》等属楚辞体的诗篇，千古流芳。屈原之后的宋玉等人，把屈原的辞令演化为赋——一种新的文体。
先秦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而且为中国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诗经》、《楚辞》开创的写实与浪漫两种创作方法与风格影响深远；诸子散文注重现实与民生的精神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告一段落，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秦代统治短暂，文学成就不高。此后的两汉文学，在辞赋、史传文学、政论文和乐府诗歌4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
西汉初年，散文和辞赋有较大发展。贾谊、晁错的政论文（如前者的《过秦论》、后者的《论贵粟疏》等）议论恢弘，切实中肯，说理酣畅，感情丰沛，文采飞扬，影响后世唐宋两代散文。继承骚体传统的辞赋，虽多模拟之作，但贾谊的《鹏鸟赋》等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形式上显示了向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的《七发》则成为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
汉武帝时代，汉朝进入全盛时期，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时期到西汉末，由于乐府机关的设立与扩展，广泛搜集民间歌谣，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有重大影响。汉赋创作也进入鼎盛时期，司马相如是最有成就的作家。此外还有东方朔、枚皋和扬雄等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座丰碑，其开创的历史传记文学，为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但其统治思想以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为代表，文学有新的变化和发展。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反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学主张。辞赋虽因袭风气盛行，但从班固开始的京都大赋，题材有所开拓。现存汉乐府民歌，多为东汉作品，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苦难生活。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在民间故事与民歌基础上产生的杰出诗篇。文人五言诗的形成，特别是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是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成就，其表现力与抒情性，影响了后世五言诗的发展与近体诗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末献帝建安年间形成的魏、蜀、吴三国鼎立，中间经历西晋短暂的统一，随即“永嘉之乱”酿成南北分裂，北方匈奴等五族入侵，南方东晋偏安一隅，最后被宋刘裕取代，而转为南北朝时期，直至隋文帝统一中国，历时近400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可分为魏晋文学和南北朝文学。
东汉末年，皇朝的统治被农民大起义摧垮，魏、蜀、吴政权相继成立，出现三国鼎立局面。这一时期由于思想比较活跃，使魏国建安文学得以兴盛。曹操父子三人（称“三曹”）和“七子”是这个文人集团的主要人物，又以曹丕、曹植为核心。曹操的诗文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壮阔胸怀和豪迈气概；曹丕的诗歌清丽隽秀；曹植的作品则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孔融、陈琳、王粲等“七子”也各标其美。但建安文学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就是“慷慨悲凉”，作者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作品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变故和人民的疾苦。后人称这些时代特征为“建安风骨”（又称“汉魏风骨”），受到推重。以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为代表的正始文学，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受老庄、玄学影响，对现实多持冷淡的态度。
西晋时期作家颇多，但成就不高。文学却已进一步自觉起来，指出了“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的特征。陆机的拟古诗作影响了后人，他的《文赋》是一篇论文名作。潘岳的《悼亡》之作，传诵千古。左思的诗作寓咏怀于咏史，笔力雄厚，成就最高。张华除诗赋外，所撰《博物志》是现存志怪小说中较早的一部。东晋时期，文坛流行玄言诗赋，它是时代清谈务虚风气的产物。陶渊明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其诗作写出自己从仕官到归田的生活体会，自然朴素，直率新鲜，蕴含着淳朴高尚的思想和美学价值。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开始兴盛，一类为因巫风盛行、佛道传播而产生的鬼神志怪作品，一类为以清谈风气影响而产生的记载士大夫轶事清言的志人作品。志怪小说名作有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的先驱则有裴启的《语林》，还有葛洪的《西京杂记》（托名刘歆）。
南朝文学是指东汉以后，在江南地区连续出现的宋、齐、梁、陈4个朝代的文学。由于江南物力富饶，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豪门士族垄断了文化，并造成了普遍重视文学的时尚和文坛的繁荣。但是由于时代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作家生活的优裕与思想的消沉，又造成了作家作品数量之多和作品内容的单薄空虚。作品在描写自然、爱情、友谊时不乏真情，但大量的属饮宴、应酬、咏物之作，有的为艳体诗。为了掩饰内容的贫乏，作家们十分重视形式的精美，追求辞藻的华丽，声律的和谐和属对的工切，轻靡绮丽成为这一时代的文学风貌。
南朝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和骈文。代表作家有刘宋时期的鲍照、谢灵运。鲍照的乐府诗强劲奔放，充满悲愤不平；谢灵运的山水诗精致清新。梁代的宫体诗讲究调声选色，规整工丽，突出的作家有谢朓、沈约、江淹等。
南朝小说也可分为轶事和志怪两类，前者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后者有刘义庆的《幽明录》等。
文学批评在南朝时代有充分的发展，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划时代的巨著，钟嵘的《诗品》是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南朝文学虽然内容贫乏，但其形式的成熟，为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学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北朝文学指北魏、北齐、北周三代的文学。它繁荣于后期，但在诗、赋和骈文方面，成就难与南朝相媲美。
散文方面，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虽为学术著作，其中写景的一些片断，为后人传诵；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虽不完全是文学作品，但有些部分的文采，也被人们喜爱。今存少数民族作品《敕勒歌》，则历来被视为诗歌中的杰作。
隋唐五代文学概述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300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由于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出许多传记、游记、寓言、杂说等新型短篇散文。在小说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打破六朝志怪小说格局、别具一格、富于文采与意想的传奇作品。除了这些前代所已有的文体在这个时期获得推陈出新的辉煌成就而外，变文一类通俗讲唱文体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词的从民间到文人，从萌芽到成熟，更为后代文学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
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经过了将近400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第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100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锦、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杜甫《忆昔》诗描写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唐代极盛时期势力所及的范围，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城市的空前繁荣，更标志着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水平。唐代首都长安城，周围约有35.5公里，其规模之巨大，为当时世界所少见。全城人口共30多万户。南城商业区布满“邸店”（旅店）和“商肆”（店铺），聚居着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商。长安有5条大道通往全国各方。水路则“旁通巴汉，前诣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除长安外，洛阳、扬州、广州、成都、凉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华富庶。对外交通也非常发达，陆路有北、中、南3条路通往中亚和印度。水路上，中国海船可以远航至红海、印尼、日本。当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和中国有经济文化上的往来。而朝鲜、日本、印度、中亚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
隋唐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除经济方面采取措施而外，在用人方面也一反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制科考试，选取官吏。许多宰相、大将都是科举出身，这就在许多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面前展开了比较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对功名事业的种种幻想。在宗教和文化上，唐统治者对儒、道、释三家思想都很重视，儒、道经典都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佛教也得到武后、宪宗等的提倡，其他宗教和学说也未受排斥，这对文人思想的活跃也是很有利的条件。作家的队伍扩大了，许多作家都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生活上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磨炼，他们对社会情况、人民生活都比魏晋六朝那些上层文人更为熟悉，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也比他们充实而健旺。
“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唐代许多文人共同的风尚，在政治上，他们更往往高谈“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韩愈的辟佛老，俨然以天下为己任，柳宗元的《封建论》更在肯定君权前提下倡言“公天下”。这种思想活跃的状况，对文学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有明显的好影响，道家蔑视礼法，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在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里也焕发了光彩。此外佛教的流传，除对王维等作家的思想有影响外，对变文及其他讲唱文体也有很大的作用。当然，儒、道、释思想对文学也各有消极的影响。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唐初文人更明确地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叙》）的要求。这种愿望终于在统一局面下实现了。
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10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