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应该：活泼而守纪律，天真而不幼稚，勇敢而鲁莽，倔强而有原则，热情而不冲动，乐观而不盲目。
——马克思
（一）
19世纪30-40年代，德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邦，包括34个封建君主国和4个自由市，各邦国都有自己的政府、军队、法律、海关、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
联邦会议由各邦代表组成，当时联邦会议的主席是极端反动的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他竭力支持各邦恢复封建专制制度，残酷地镇压一切自由主义运动，禁止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1819年，德意志联邦根据梅特涅的提议，通过了反动的《卡尔斯巴德法令》，解散各大学的学生协会，解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并对大学实行严格监督，加强书报出版的检查制度。
《卡尔斯巴德法令》通过后，封建贵族的反动势力在德意志各邦普遍加强起来，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反动中心，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更是反动透顶。但是，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运动不仅没有消失，相反，还激起了更多的人起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1840年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威廉四世曾答应反对派集团提出的实行自由主义的执政方针。于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活跃起来，他们欢欣鼓舞地认为，封建专制制度即将结束，政治局势将有一个明显的转机，自由时代即将来临。
然而，主张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的威廉四世不过是耍了一个手段而已。不久，他就公开声明，称不会实行立宪改革，而是继续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企图改造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的尝试被无情地取缔了，持有言论出版自由观点的大学教授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发表过政治演讲的大学生也遭到了起诉和逮捕。顷刻之间，普鲁士上空阴云密布。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毕业之前，原本是准备到波恩大学任哲学副教授的，但由于普鲁士封建王朝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镇压，他的这一计划落空了。
1841年4月中旬，在获得耶拿大学博士学位之后，马克思从柏林回到特利尔。此时，他与未婚妻燕妮已经订婚5年了，原打算回到特利尔后就结婚。但是，由于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母亲给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让他尽快获得学位和高官厚禄，并规定供给马克思的钱只能是“为了获得学位”。而这时，马克思获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不是法学博士学位，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有利可图的官职的可能性。
对此，母亲很生气，遂以儿子工作选择不妥为由，拒绝分给他应得的父亲的那份遗产，并且通过法庭暂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直到1848年初马克思才获得父亲的一份遗产）。
母亲之所以这样做，是责怪马克思不去寻求高官厚禄，而是醉心于各种危险的政治思想活动。因此，她决定以这种方式迫使马克思改变政治信念，重新走上能获得高官厚禄的道路。
母亲的决定妨碍了马克思结婚的打算。但是，马克思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追求。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社会的肮脏事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私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
1841年7月初，马克思离开特利尔来到波恩。那时，波恩的情况急剧变化，宗教徒们利用新的文化大臣艾希霍恩迫害青年黑格尔派，并开始攻击布鲁诺·鲍威尔。不久，国王就找了一个借口，禁止鲍威尔继续在波恩讲学了，并于不久后解除了鲍威尔在波恩大学的副教授职务。
这件事堵住了马克思想在波恩大学谋求职业的道路，马克思的博士文凭也因此而成了一张废纸。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反动势力的猖獗而退缩，而是继续在波恩住了下来，一边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一边继续他的理论研究工作。马克思认为，自己虽然已经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二）
在波恩的日子，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就在1841年的夏天，路德维奇·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马克思一口气读完了这部著作，顿时感到耳目一新。
费尔巴哈早年曾在德国爱尔兰根大学执教，因反对宗教而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后来便长期隐居在乡村。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哲学的研究。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认为自然界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人是自然的产物，神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而已。
费尔巴哈第一次突破了唯心主义在德国长达数十年的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这部书对马克思的影响很大。通过对费尔巴哈和其他哲学家著作的研究，马克思写下了5大本日记。
可是，马克思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他调整了思路，觉得既然不能到大学讲学，那就写一些争论文章来发表，不是一样能达到与专制制度斗争的目的吗？
于是，马克思毅然投身于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之中，由此也逐渐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作为战士而不是学者所写的第一篇战斗檄文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普鲁士政府表面宽大、实则更加严格控制的“新闻出版自由”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这是一篇真正的雄辩之文，其中不仅有法律知识、逻辑力量，还有正义的呐喊、辛辣的讽刺。这篇政论文章也表明了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尽管文中还带有较强调理性的唯心主义色彩，尽管当时的马克思还未能认识到改革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但他那种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革命的批评精神以及卓越的才华已经露出冰山一角了。
马克思将这篇战斗檄文寄给了在德累斯顿办《德国年鉴》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鲁格，受到了鲁格的赞赏。但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这篇文章无法刊载，鲁格只好将其编入一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中，直到一年后才在瑞士面世。
在此期间，马克思还与鲍威尔合编了《无神论文库》。其中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的宣告》，矛盾直指宗教蒙昧主义和旧的封建秩序，出版后很受欢迎，但同时也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查禁。
第二部作品是《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但这部作品一直未能问世，主要是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觉得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与鲍威尔不同的见解。鲍威尔的观点一直都停留在哲学批判上，而马克思则认为：仅在哲学领域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是不够的，还应该投身于政治斗争当中，直接向反动政府宣战。
1842年初，马克思的未婚妻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仕特华伦先生病危。马克思获悉后，立刻放下手中繁忙的事务，从波恩赶回特利尔探望老人。
同年3月，威仕特华伦先生不治去世，这是马克思在继父亲去世后遭受的又一次打击。威仕特华伦先生是个充满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调的人，非常欣赏马克思的才华和气质，马克思也十分敬重和爱戴他，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在燕妮的亲属当中，也只有威仕特华伦先生最赞成他们两人的关系。现在，威仕特华伦去世了，也意味着燕妮所受到的家庭压力越来越大。
在特利尔处理完威仕特华伦先生的丧事及自己的一些家务事后，马克思又回到波恩，继续为生计奔走。这时，《莱茵报》吸引了他的眼球。
（三）
《莱茵报》是由莱茵省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1842年初出资创办的报纸。随着莱茵省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这些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认为有必要利用报纸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专门物色了一些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鲍威尔兄弟、赫斯、科本等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都是《莱茵报》的撰稿人。
不久之后，马克思就投身到这份报纸当中。1842年春，作为《莱茵报》的主要撰稿人，马克思开始创作一篇篇的政论性文章。在这些文章当中，影响最大的是评论莱茵省第六届议会辩论的争论文章，题目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
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众多《莱茵报》的读者很快发现，署名为“莱茵省一居民”的文章思维敏锐、笔锋犀利，迥然不同于报纸上的其他文章。事实上，“莱茵省一居民”就是的马克思。
《莱茵报》的股东们也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才华超众、笔锋锐利的年轻人，但他们要的就是经济效益，因此即使文章中有一些激烈的言论，他们也是宁愿睁只眼闭只眼。1842年10月，风华正茂的马克思被股东们聘为《莱茵报》的主编，《莱茵报》也成为马克思真正走向社会的第一个政治思想舞台。
担任《莱茵报》主编后的马克思，自然要与当时的社会有着广泛的接触，这也直接促使他从纯粹的书斋走向社会。在马克思接手《莱茵报》时，《莱茵报》还是一家不起眼的报纸，在莱茵省影响不算大，更谈不上全国性的影响了。它的销售额只相当于它的对手《科伦日报》的十分之一。
但马克思接手后，很快便让其起死回生。他首先从报纸的风格和基调上进行改革，让报纸具有明确一致的风格和基调，主要是实行“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的原则。他反对报纸刊登那些脱离实际的纯学术性文章，更反对刊登那些对当权者摇尾乞怜的文章。他主张：报纸应体现群众的基本要求。
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日渐鲜明，甚至完全成为民主进步人士的代言人。《莱茵报》的影响力也迅速增大，发行范围遍及全国，甚至超越了普鲁士的国界。
但同时，马克思的政论性文章也招来了普鲁士反动当局的注意。报纸上那些激进的民主腔调，与普鲁士的政治专制是极为不和谐的。于是，普鲁士政府的书报监察制度在这时开始发挥效用了。他们开始向报纸找茬，禁止报纸发表一些关于国家与教会关系等方面的政论性文章。
在马克思为《莱茵报》写的对第六届莱茵会议的第二篇议论性文章因涉及教会问题而被禁止发表后，他对第六届莱茵会议的第三篇评论文章，即《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篇文章表现了马克思鲜明的社会政治立场。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劳苦大众的一边，批驳当地的贵族地主代表加在他们头上的所谓“盗窃”的罪名。穷人到树林中去捡拾枯枝作柴禾，贫苦的孩子到树林中采拾野果换几个零钱，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习惯权利。而占有林木的贵族地主代表却说这是“盗窃”林木的行为，并要求当局制定法律对穷苦百姓严加惩处。
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莱茵省议会支持对砍伐林木的人加重治罪，这维护的根本不是法律，而是林木私有者的私人利益。等级国家的法律是维护私人利益的，等级议会是保护私有者利益的工具，他们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虽然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还带有黑格尔的影响，认为国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但他已经看到私有者利益同现存国家制度之间的联系，也已意识到普鲁士国家绝不会像黑格尔哲学中所赞赏的那样，是个至善至美的国家。
（四）
马克思为维护穷人利益而写的文章激怒了普鲁士政府，马克思和他的《莱茵报》也越来越遭到政府人士的憎恨。报纸所受到的检查越来越严格，被检查和删减后的文章往往变得面目全非。
监察机关的这一做法让马克思感到十分愤怒。为了获取自由而在桎梏下进行的生活是让人难以忍受的，马克思对普鲁士政府愚昧、专横的统治，对人们曲意逢迎、委曲求全的行为感到厌倦。但是，报纸依然不改以往的基调和原则。
此时，《莱茵报》除了为保护下层人民的利益说话外，同时又开始探讨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问题，因此也刊登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文章。
在挑选这类文章时，马克思把关很严。他剔除了大量只是贴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签，而内容却空洞无物的文章。他在给鲁格的信中说，自己对这类文章的淘汰并不比检察官先生们更加留情，因为博士俱乐部的一些年轻人盲目地只顾大肆进行自我吹嘘，他们寄给编辑部的文章大多都是一些没有任何价值、却又自命为能够扭转乾坤的废料。对此，马克思不仅淘汰了他们的文章，还与这些青年黑格尔派份子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
为了纠正这一风气，马克思给以梅因为代表的“自由人”写信，善意地劝告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谈，少唱些高调，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可是，以梅因为代表的“自由人”对马克思的劝告很不满意。看来，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
就在这时，《莱茵报》与官方的冲突日渐加剧，与该报有密切联系的《德意志年鉴》、《莱比锡总汇报》相继被官方查封。《莱茵报》发表文章，强烈抗议官方的这一举动，结果更加激怒了普鲁士政府。
终于，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官方作出了查封《莱茵报》的决定。但为了照顾股东的经济利益，官方允许该报继续发行直至4月1日。
当局给《莱茵报》提出的罪名是：该报的反对派倾向显然是散布对教会和国家的现成秩序的仇恨，煽动不满情绪，恶意诽谤国家行政机关，等等。
但是，报纸的查封也引起了下层人民的愤慨，一些民众自发地发起了给国王的请愿书活动。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我们不知道《莱茵报》是否发表过虚假的报道，是否诽谤过当局，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确写过关于我们的家园和我们的状况，关于我们的权力和我们的命运的真实情况。
马克思既被官方视为报纸的灵魂，也被报纸的股东们视为主导报纸产生反动派倾向的关键人物，因此为了保住报纸，股东们希望改变报纸的基调。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不得不离开编辑部。
当然，他也是不甘示弱的。在3月18日出版的《莱茵报》上，马克思公开刊登了一份声明，以向省会表明自己辞职的原因：
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1843年3月17日于克伦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接任他担任该报主编的是奥本海姆。这是个极其温和而平庸的人物，但仍然不能改变报纸被查封的结果。1843年3月31日，《莱茵报》在出版了最后一期后被迫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