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儒学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上起自“天崩地解”的明清之交，下至于帝制覆灭的辛亥革命。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清代儒学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特点，而且推动了中国古代传统儒学的更新递进。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独具特色的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化。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儒学也走向了衰落。然而，传统儒学能否向近代转化？此时，康有为力图使儒学完成近代化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希望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变儒学为宗教。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并未因此放弃儒学宗教化的努力，直至民国初年，他还发起成立孔教会，并要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而这一切又随着帝制复辟失败而告终。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清王朝已被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从名义上讲也不复存在。因此，除了一小部分当权者继续企图把儒学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则是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贺麟在40年代一篇题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文章中，提出了“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口号，并且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文化与人生》）这是说，传统儒学只要善于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是可以得到新发展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儒学体系，大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就是在吸收、融会近代新实在论理论和逻辑方法等基础上对宋明程朱理学的发展。贺麟的“新心学”体系，则是在吸收、融会近代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基础上对宋明陆王心学的发展。至于熊十力，从《新唯识论》文言本、白话本，一直到《原儒》、《乾坤衍》，他所构筑的哲学体系，似应当称之为“新易学”体系最为恰当。他在这个体系中，不仅汇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玄的思想、方法，而且也广采博纳近代西方新康德主义、柏格森主义等理论内容，对于以“易”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发展。
从20年代至40年代末（乃至50年代初），是现代新儒学发展活跃、丰富、有理论深度和价值的时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现代儒学发展的理论深度和体系影响很值得研究。
儒学作为中国两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不复存在了。但是，儒学作为一个学派肯定还将存在下去。古老的儒学能否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的思想学说，又如何实现转变和复兴，这不仅需要时间，更有待于后儒的探索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