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显著的天赋就是易于误解。即使是一个只会一点中文的外国人都会发现这一点。他说出来的中国话，别人听不懂，这使他十分痛苦而惊讶。因此，他开始勤奋学习中文，几年之后，他终于有信心到公共场合进行交流，或者同某个人谈论各种话题。但是，当他同一个陌生人进行交谈，尤其是此人以前从未遇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朋友就会有机会再次体验到他当初第一次用中国话与别人交谈的痛苦。对方显然没有听懂他的话，并且也不打算听懂。可以看出来，他根本就没在意你说什么，也没有顺着你的思路往下想，只是不时地打断你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微笑带着一种优越感，似乎在注视一个可怜的聋哑人试图清晰地说出什么话来，他好像在说：“你讲的话有谁能听得懂？你不是生下来就会说中国话的，这虽是你的不幸，但也不是你的过错。默默忍受着这种无能吧，不要再来烦我们，我们根本听不懂你讲的话。”对于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永远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不禁发火道：“你难道听不懂我说什么吗？”他回答说：“是的，我真的听不懂！”
中国人的误解能力还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当你与别人交谈时，对方即使每个词都听懂了，但由于在细节方面的某些疏漏，他仍然不大能理会你所表达的意思。因此，身在中国的外国人需要准备大量词语，在与别人交谈时，以便于表达很多意思，比方说“在这情况之下”、“有条件的”、“出于这种理解”等等。的确，中国人的语言中既不使用这些短语，也不需要这些短语，但对于外国人却不是这样。同样，关于时态的使用上，中国人不在意这些，但外国人却不得不把它当回事。
在中国，与人们利益息息相关，最需要避免误解的事物便是钱。如果外国人付钱买东西时（中国人常将此视作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将来完成时态成为一种重要的“军需物资”。“等你干完活，就会拿到钱。”但中文里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时态。中国人只简单地说：“干活，拿钱。”他心目中的人生观念就是挣钱，根本没有“时间关联”这个概念。因此，他一旦要给外国人干了点什么活，就希望能马上拿到工钱，用于“吃饭”，似乎如果不是偶然接下这个外国人的活，他就没饭吃了！我们必须抱有警惕态度：在中国，因为钱而产生误会，是需要付出许多代价的。谁拿钱谁不拿钱，什么时候拿钱，拿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和重量，多少铜钱算一吊——诸如此类，如此种种，事实上都是不确知的。如果要与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夫订立合同，要事先约定各人的职责，做到事无巨细，但还不一定保险。
在中国，害人又害己的事情屡见不鲜，人们已不以为怪了。船夫或者车夫要把他的外国主顾送到目的地，但有时他却公然拒绝履行合同。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车夫的倔强程度可以和他的骡子相媲美，它会跑到路边一个泥巴很多的地方，躺在那里乱滚，非要洗个泥土澡不可。即使车夫拼命拿鞭子抽它，它也不起来，那些鞭抽就好像苍蝇给自己挠痒痒一样，满不在乎。此番景象，使我们想起德·昆西那句过于绝对的刻薄评论，他认为中国人天生“像骡子一样顽固”。但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是像骡子那样固执，因为骡子是不会改它的坏脾气的，而同样顽固的车夫，一路上会公然不断反抗他的雇主，尽管那位主顾曾特别警告过他：再不听话就不给他酒钱，但到达目的地后，他又会拜倒在地上，苦苦哀求，恳求他刚在路上蔑视的那份恩惠——酒钱。因此，谨慎起见，旅行者同车夫或船夫等人在干活前应先立个字据，切不可留下造成误解的漏洞。
中国有一句关于谨慎的格言：“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不过，实际情况却常会是这样：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哪怕绞尽脑汁，小心谨慎，事后还是会存在争议。不管人们有多么谨慎地对待这些协议，在中国，钱是最可能带给外国人麻烦的东西。与之打交道的不管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愚昧无知的苦力，在钱的问题上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来就具备“曲解”的能力。他们发现自己就像一月里的北风钻进门缝，像河水渗进了船缝，不仅毫不费力而且还游刃有余。在某些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助长了中国人这种天赋。正如古代波斯人大多具备拉长弓和讲真话两项才能，中国人很快就觉察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一种诚正的天性，对敌人、对朋友都一视同仁。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犹太人的有趣习惯一样可以去利用，无论战事有多么紧张严峻，他们每隔七天都要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做礼拜，与他们作战的罗马人，在提图斯率领下，正好利用了这一习惯，而盎格鲁-撒克逊人这种敌友不分的公正习惯，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有利的。
在186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人和中国人的交往中，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习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接下来这些年，对华外交的历史，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被曲解”的事情的历史。在这些情况之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的主观看法，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渐渐建立了，尽管会有一些个别情况的发生。他们同样坚信外国人会公正地办事。因此，中国人以此为支点，藉此去动摇和改变那些最顽固的外国人。“你是这样说了。”“不，我没说过。”“但我想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原谅我们的愚笨，请付钱吧，你说过你要给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争论不休的实质，百分之九十七的是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所料想的，外国人要借此表明自己的公平公正。在余下的三次里，必须另想妙法，结果，三次中又有两次获得成功。
在生活中有许多这样被误解的事，有过这方面经历的读者，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多得如同成群结队的鱼儿，简直可以成为一支支“游击队”。叫一个苦力拔除院子里的杂草，只留下即将萌芽的珍贵草皮，你仿佛看到心中渴望已久的草坪。这个漫不经心的傻瓜却拿着一把锄头，铲掉了他所看到的一切绿的东西，弄得一片光秃秃的，还说这样的荒地才叫干净，他完全没有“理解”你的意思。派一个厨师到离家很远的菜市场买菜，嘱咐他买一条鲤鱼、一只童子鸡。他没有买回来鱼，却买来三只老鹅，还说是你要他买的，他又没有懂你的意思。派一个送信人在收发室关门之前将一封重要信件送去法国领事馆，但他却跑回来说对方不收。原来他把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而这时收发室也关门了。很显然他没有“理解”你。
一个不幸的外国人如何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可以通过我一位朋友的经历来说明。他常去一家中国的银行并与那里的老板熟识，前不久在那家银行附近刚发生一场毁灭性火灾。这个外国人听说后就向这位银行老板道贺说，幸好大火没有蔓延过来。没想到这个老板马上脸色变了，然后非常生气地说：“这说的是什么话？不能这样说！”不久之后，这个外国人才明白过来，自己错在暗示火势太逼近，会烧掉银行。而这在中国人理解来是很不吉利的，即使用表达庆幸的意思，也是被人们忌讳的。一位初到北京不久的外国人看到一个骆驼队，对其中的一头小骆驼很感兴趣。他对他的车夫——一位曾受雇于外国人多年的车夫——说道：“你回家的时候，叫我的小儿子来看这头小骆驼，他一定会十分高兴的。”过了好一会儿，经过了慢慢酝酿，这个车夫十分有见地地说：“如果你打算买这头骆驼，你不能如此夸耀它，不然它必死无疑！”
有一次我出席中国人的一个礼拜仪式，布道的牧师讲的是乃缦的故事。他描绘了这位亚兰元帅到达以利沙的门口的情形，为了使听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描绘了乃缦的随从为他叫门的情形。这位布道者竭力使这个画面尽可能生动形象，便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些随从的样子大叫道：“看门的，开门！亚兰的元帅来了！”使他吃惊的是，一个坐在后排的人突然像一颗飞快的子弹一样弹了出去，后来这个误解才被化解，跑出去的那个人是教堂的看门人，之前没有注意听前面的内容，只是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开门，便条件反射一样地马上去给乃缦开门！
中部某省的一位传教士，为了让听众对他讲的内容有一个深刻印象，便用一架幻灯机放出一只高度放大的寄生虫的图片。当这个爬虫的巨大身躯，好似埃及鳄鱼似的横卧在银幕上时，人们听见了一位听众敬畏的低语，表达了他的新发现：“看，这只外国虱子好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