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初来中国，对当地人的第一印象是：长得一个模样，面孔像是从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身上穿的也总是蓝布衣衫。眼睛的“神情”是呆板的，目光的焦点好似永远只“盯住一个地方”，连头上长长的辫子，也好似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一模一样，没有区别。但是，毋需太多的经历，即使是一个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不管别人如何评价中国人，都会认识到，断定中国人呆板雷同，这样的结论是不确切的。不管两个地方相距有多近，讲话的口音中会有种难以解释的细微差别。这种差异日积月累，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方言。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书面语言是一样的，但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大不相同。我们也经常被人提醒，各地的风俗也存在着差异，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说，就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这样的情况到处都是。在西方，度量衡的统一是生活方便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很普遍的事情。
令西方人烦恼的双重标准，中国人却能从中获得乐趣。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认为很自然，根本不值得去抱怨。曾经有人去问一个卖肉饼的人，问他每天能做多少张肉饼；他却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到底能做成多少肉饼，委婉地留给提问者自己去研究估算了。类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他先说了一个重量，好像感觉太轻了，于是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那个数字明显与他本人不符，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的部分。因为这个仆人当过兵，负重时肩膀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要派上各种用场的，因此常常忽略了脑袋的存在。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的家“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他才同意减去一半，原来他算的是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在中国，最为突出的不统一，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流通的货币。在任何地方，这个计算的标准都是十进位制，因而这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在中国，如果一个人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我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发现，一串钱有各种各样的数量，没有一个标准，也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个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甚至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会更少。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任何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即使在同省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国人因此极端困惑，这样没有清晰准则的买卖，大多数人都会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钱商”。这也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损失，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混乱的货币制度中隐藏的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在此只谈事实。
所有的度量标准都这样混乱。例如斗，也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大不相同。政府利用这种混乱的标准在征收谷物时横征暴敛，如果不是中国这样平和的民族，能长期忍受这样的压榨和剥削，为此早就会引发一场政治动乱。世界上都是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到了中国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一“品脱”不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都不仅有其理论依据，而且还得到十分普遍的实践。比如在盐的官府专营上，就定出一些霸道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通常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只拿到十二两盐。这样做不仅是公开的，而且所有的盐商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如果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商家们也将其解释为是买盐卖盐的“老习惯”。土地面积的丈量也存在这样的不精确。一些地方所谓的一亩地，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那么大。那些恰巧住在两个地方的交界上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工具，以应对两种不同标准的亩。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不等弄清当地的“斤”是多少时，就去判断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同样，人们统计粮食的亩产值时，也时常忽略亩并非固定不变这样一个致命的事实。而那些表达距离远近的词也普遍不大相同，这一点，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都深有感触。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旅行时，如果以“里”为计程单位，就要懂得“里程数”的计算方式可不平常！我们并不否认这种计算方式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还是要否定这种算法的不精确、不一致。有一个为我们所熟知的普遍现象：一离开这个帝国的皇家大道，通常“里程数”就“掺水”了。是的，你如果走在大道上，一天能走一百二十里，在乡村土路上就只能走一百里，而在山路上就只能走约八十里。因此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计算“里程数”的方法依据的不是两地之间的绝对距离，而是行走的困难程度。这样一来，距离山顶的距离被说成是“九十里”，实际距离还不到这个长度的一半，中国人坚持这个“里程数”，依据是爬上山顶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所费的力气相等。另外，有个奇特的事情，在对于直线距离的测量上。换句话说，A到B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B到A的距离。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这个真理在中国却行不通。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条中国最重要的交通干道，从北到南全长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数起却是一百九十里，更奇怪的是，不管你在这条路来回多少趟，也不管你怎样反复仔细地记下里程并计算结果，每次情况竟然都是这样。
还有一个事情堪称异曲同工，在中国，“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道理也是不正确的。在河上航行更是如此。询问船夫得知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但在细心分析之后，却发现这个四十里竟是由两个十八里组成的。询问缘由，令人十分“无语”，船夫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是不是？”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大体上都是这样。我们还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方邮差没有按规定时间将信送到，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实在是太长了。这人的上司因此就命人重新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距离是八十三，从此以后这条路就按八十三里来计算了。
坐落在一个城市周围一至六里之间不等的几个小村庄，人们却都统称为“三里屯”。我们还会经常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两旁盖有房子，那么这段路就被说成了五里，村里人还信誓旦旦地说就是五里。
这样的情形下，你就不必对中国人连度量标准都可以各自设定感到奇怪了。做秤的人在大街上到处都是，可以根据每位顾客的要求来“量身定做”，在秤杆上刻上表示刻度的点（称为“星”）。他的每个主顾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一杆做好的秤，若是刻好的旧秤，是没有人愿意买的，因为杆上刻星的标准一直在变，需要根据每位顾客的要求当场刻定。
在年龄方面，这一原则也被普遍实践，中国人的特性在这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通过一个人出生那年的“属相”，能推知一个人的大致年龄，这种做法非常普遍。一个老人“七八十岁”了，但他去年才刚满七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在中国刚过七十，就算是八十岁了。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人的确切年龄，你就必须考虑到“宽泛的岁数”。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讲明他的岁数，他所说的那个年龄也常常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称为虚岁——译者注）——所有中国人的岁数都从下一年的新春开始推算。用“十”来算年龄的习惯在人们脑海中已是根深蒂固，因此总会出现模糊不准。许多人用“一二十岁”、“几十岁”，或是“好几十岁”来回答年龄，你很难在中国找出一个能确切地说明他年龄的人。同样的模糊还扩展到“好几百”、“好几千”这样的表述中。“无数”实际上成了中国人计数的极限。确实，中国人对精确表达数字的方式，抱有无所谓的态度。
有个熟人告诉我，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戏，之后他又补充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与二百吊也差不多，不是吗？”
一位绅士及其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之后要回到原来的国家了，临走前，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幅漂亮的卷轴，不是送给他们，而是要送给他们各自尚还健在的母亲，而这两位母亲正好年岁相同。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一边还用小字写了一段说明，说明获赠这幅卷轴的老太太已经“七十高寿”。第二幅卷轴也是类似的赞美词句。但边上的小字却写到这位老太太是“六十华诞”。这对夫妇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美之后，其中一位代母亲受赠的人小心翼翼地询问那位馈赠人，他们明知道两位母亲相同岁数，却为何一个写七十，另一个却写六十。结果回答出人意料：如果两份卷轴都写上同样的“七十”，会显得作者实在是缺乏创造力！
中国人重视祖籍的社会传统根深蒂固，但对我们讲求精确的人来说，常常是致命的。一个人为打官司之事来询问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在他的叙述中明显感到他其实是住在城郊。一番询问下，他才承认他现在的确已经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在进一步具体的交谈之后，才得知实际上他的家族十九代前就从那个小乡村搬离了！“难道你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吗？”我问他。“对。”他坚定地回答，“我们是住在城里，但根可是扎在村子里！”
还有一个人指着他们村子里的那座古庙，得意地宣称：“这是我造的！”但是在我仔细考察之后，发现这座古庙建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朝，那时的“我”，只怕还在混沌世界中吧。
对于那些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首先碰到的障碍，就是要从一大堆界限模糊的近义词中，寻找到一个精准体现此物“特性”的词语。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系统是以一系列的假设为基础的，而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对中国人而言，西方人凡事刨根问底的强烈渴望，是难以理解的。一般中国人都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庄里有多少户人家，事实上他也不想知道。“怎么会有人想知道这个数字？”这件事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他们也许会回答是“几百”、“好几百”，或者“很多”，然而却从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当然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人在使用数字方面是缺乏精确的。这一点，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我想是很难找到一本完全没有错别字的廉价书。有时，一个字的错误使用会造成更多的歧义，也表明这种错误并非是想偷工减料省点力气才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缺乏精益求精的态度。在常用字的使用上，这样的粗心大意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个字常常会被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一来是由于教育的缺失，二来也同样可以归咎于不仔细的作风。
忽视精确的现象，在人们写在书信上的称谓方面最明显。一封寻常的中国家书总是用大大的黑字这样醒目地写着：“父亲大人亲启”、“慈母大人亲启”、“叔公大人启”等等，却总不提及这位“大人”的大名。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这样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居然对自己的名字不甚在意，真是让人觉得惊奇。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们的名字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又是另一个。有人曾告诉我们，他对你叫他任何一个名字都不会在意。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每个人都会有几个不同的名字：除了他的姓、他的号之外，还有一个只用于科举考试的。十分奇怪。因此，外国人常把某一个中国人当做是两三个也就不足为奇了。村庄的名称也是不大确定的，有时会有两三种全然不同的称呼，而且同样都是“正确”的。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名称是另一个名字的误用，那么就一起轮换着用；或者一个用做官方称呼，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的那个当做形容词，与原来的名称共同够成一个复合的名字。
中国人不幸缺少一种教育，而此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学习化学分子式而获得的，在化学分子式中特别需要绝对精确。中国第一代化学家误将诸如“不足二十个结晶体”与“几十个结晶体”之类的数据混淆，结果导致了许多未曾料想的祸端。事实上，中国人是有能力把一切事物做到精确的，正如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不仅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巨大耐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目前这个民族的状况，并不是人人都具备讲求精确这种素质的，他们大概还不明白什么是精确。如果这个判断正确，下面两点推断也应该是有道理的。
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要考虑到这一民族特性。有关于中国的未经检验的统计数据，很容易误导我们。
第二，我们要小心谨慎地对待中国的“人口调查”。整体不会大于各部分之和，但中国的统计结果却与之正相反。当我们对中国人“人口调查”的各方面仔细考察之后，我们随时都可以说，“这是案子中最终的一个谜。”这是一位干练的苏格兰人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评语，他强烈地意识到，美国法律中存在“了不起的不确定性”，然后说出了上述这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