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志怪小说集，是现有保存中国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一部书，被称为古代神话传说的渊府。其内容之瑰伟奇丽，想象之丰富多彩，令人赞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小说之最古者尔”，明胡应麟称之为“古今语怪之祖”。全书共十八卷，分《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两大类。《山经》主要记载山川地理、动植物和矿物的分布情况；《海经》中的《海外经》（四篇）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五篇）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荒经》（四篇）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山海经》中的很多故事情节和神话形象都具有开拓性。
以中国神话中的经典形象西王母为例，提起西王母，人们往往想到的是《西游记》里，嫦娥的丈夫后羿从西王母处讨来长生不老药，嫦娥正是因为吃了它而进入寂寞月宫；孙悟空也曾偷吃过西王母三千年结一次的蟠桃。这位王母，大概是居住在西方金堂玉阙里的一位娘娘，年老而慈祥。且看《山海经》是如何记载西王母的：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西次三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海内北经》）。
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大荒西经》）。
《山海经》里的西王母，是个长着老虎牙齿，豹子尾巴，披着散发，戴着玉做的装饰品，掌管着人间瘟疫和刑罚的怪神。旁有三只青鸟，专门为她取食。她居住的洞窟，下有连羽毛都浮不起的弱水之渊，外有炎火山包围，除了古代上射十日，下杀凿齿、修蛇的大神羿外，谁也别想进得了她居住的地方。
再举一则故事：鲧窃息壤，讲的是上古时代大禹和他的父亲鲧治水的神话传说。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海内经》）。
鲧原是黄帝的孙子，看到下界河水泛滥，白浪滔天，百姓遭难，鲧便起了同情心。他在祖父的天庭中偷取宝物——一种能不断生长的土壤，即息壤，来湮洪水。事被察觉后，被火神祝融杀死在羽山这个地方。由于鲧有颗为大众解除苦难的心，被杀三年，尸体不腐烂。其精魂在体内孕育着新的生命——禹。此事被天帝知道后，派人用一把名叫“吴刀”的金刀，剖开鲧的尸体，鲧的肚子里生出个禹来，鲧本人也化作黄能入于羽渊。禹出世后，终于完成父亲未竟之业，治好洪水，成为人民爱戴的领袖。鲧在儒家典籍中，是个乖戾、任性、与大众搞不好关系的人，而《山海经》中的鲧，是位为拯救人类而惨遭不幸的英雄，其事迹与古希腊神话中偷天火赐与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相似。
除此之外，《山海经》中还有许多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烛龙”“女娲之肠化十人”“蚩尤黄帝之战”“十日传说”“十二月传说”“启上九天”“雷神”“风伯”“雨师”“枭阳国”“奇肱国”“巴蛇吞象”“禹杀相柳”“禹量大地”等，都是结构完整、想象奇特、“街谈巷语”式的神话小说。
《山海经》在记述神话故事的同时，还描述了祖国的地理河山。当然，它所显示出的是古人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比较幼稚的。它所展现的海内外国家，是实际知识和想象夹杂在一起的，相当离奇。例如贯胸国的人，胸口有个大洞，出门不用坐轿，只消一根竹棍，当胸一串，两个人可抬了就走。聂耳国的人，长着两只大耳朵，走路时用手提着，睡觉时将一只耳朵当席子，另一只耳朵当被子，出外旅行，不用带铺盖。君子国的人，个个彬彬有礼，温良谦让，从不争吵，每人役使两只老虎，出门上街，带着老虎，从不闯祸。在奇幻的世界里，闪耀着古人理想的火花。
《山海经》是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极其富有象征意味。它以山海之所经，历述怪兽异人的地域分布和由此产生的神话和巫术的幻想，进而成为神话思维的经典。它呼唤着山湖海的精灵和魂魄，使中国神话幻想在滋生和笔录的早期，就黏附着泥土和方域。可以说，中国留存下来的丰富芜杂的早期神话资料，是一种大地的神思。较之西方经过相当高度整理，因而规模更为宏大的创世神话和战争神话，具有更为原始的性质和洪荒的气息，弥足为神话学者和人类学者所珍视，也为中国其后志怪之作的层出不穷提供了千姿百态的灵感触媒。一部小说的发生使《山海经》开端，实际就是把小说想象与奇丽而神秘的大地神思联系起来，从人的本性以及这种人性的外化方式上思考小说的发生。这种神话思维的形态是与华夏 初民居住在山川阻隔、内陆外海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地缘文化心理相联系的，因而该神话书的整理者以一种联想的合理性，把它与征服土地的灾难、恢复土地开发秩序的英雄文化联系起来。
神话乃文学之母。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就像《山海经》神话中所见的盘古与日月江海的关系。神话说，盘古死后，头化为四岳，眼睛化为日月，脂膏化为江海，毛发化为草木。盘古虽死而日月江海、人间万物……都有盘古的影子。神话转换为其他文学形式以后，虽然往往消失了它本身的神话意义，却在作为文学中艺术性的冲击力量而活跃起来。例如先秦文学的南北两大代表《诗经》与《楚辞》，都有着古神话的痕迹，尤其是《楚辞》，保存了大量的古神话。《老子》《庄子》《淮南子》的道家思想也是在大量吸取古代神话的基础上加以哲理化的。
（二）《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代著名的长篇神魔小说，是广大群众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写定者为吴承恩。《西游记》是作者吴承恩在改造传统题材的基础上，注入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再创作而成的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神魔小说。《西游记》的故事经历了长期在民间流传演变的过程。作为全书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由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发展演义而来。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青年和尚玄奘只身一人赴天竺（今印度）取经，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至贞观十九年（645年），取回梵文佛经657部，并在长安设立译经场进行翻译。玄奘取经故事本身就具有传奇性，沿途身历的种种奇遇和所见的异域风光，对人都具有极大的魅力。于是有关唐僧取经的带有神异色彩的奇异故事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吴承恩正是在前代传说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将自己家乡的传说跟取经故事结合到一起，并融进现实生活的内容，创作出《西游记》这部杰出的长篇神魔小说。
《西游记》全书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1回至第7回，交代孙悟空的出身，描写了大闹天宫的故事。第二部分：第8回至第12回，写唐僧身世、唐太宗入冥的故事，交代取经缘由。第三部分：第13回至100回，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自己也修成了“正果”。这一部分的取经故事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41个小故事组成。
《西游记》的一大特点是它的传奇性，以“奇”取胜。《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者任凭想象无拘无束地驰骋翱翔。其故事内容的神奇性，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景象完全超乎想象。作者虽然是借着人间社会为蓝本幻化出来的海市蜃楼，但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幻想世界：那香烟缭绕花雨缤纷的西方佛地，那等级森严威赫无比的天庭宝殿，那阴风飒飒黑雾漫漫的幽冥地府，那骷髅成堆人肉成林的妖洞魔窟。而活跃在这个幻想世界中的千奇百怪的人物，他们所演出的无数场神奇诡谲、石破天惊的话剧，则足以使人们瞠目结舌，惊叹不止。但是，《西游记》故事内容虽神奇，却往往体现着人类社会的生活情趣，具有人生的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所以避免了流于荒唐和怪诞的流弊，而形成一种浓郁的传奇性特色。当然，传奇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作者艺术构思之奇。以“三调芭蕉扇”为例，这一情节的故事性极为强烈，矛盾的发展也富有戏剧性。作者以一把小小的芭蕉扇为道具，使冲突双方围绕着它来展开矛盾，组织得异常错综复杂，波澜层出，使作品的传奇性得以发挥出强烈的色彩。《西游记》写的虽然主要是唐僧取经的十四年，但事情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不但如此，由于天宫神佛和唐僧（金蝉子十世）、悟空、八戒、沙僧等都在时间上享受着“永久”，空间上也没有受到限制，这样小说的笔触就可以古往今来、人间天上、天堂地狱、龙宫魔窟，无处不到，无所不在，超越了时空，摆脱了束缚，创造出光怪陆离、神奇瑰丽的场景，给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新天地。
《西游记》对中国古代各种宗教，尤其是佛、道两教内容是兼收并蓄的。《西游记》对各派宗教的术语、神祇似乎是信手拈来，随意驱使，全不管它们之间是否互相抵牾：孙悟空寻仙访道，拜的师傅是“须菩提”，按佛经上讲，须菩提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西游记》中的这位“须菩提祖师”在开示孙悟空的过程中，使用的是禅宗的棒喝和机锋，但所诵的经典却是道家的《黄庭经》，最后传授给孙悟空的“长生妙道”也基本上是道家的“内丹”理论。在《西游记》中，佛教徒唐僧既向如来观音参拜，也向太上老君和各路神仙行礼；道教的地仙之祖和取经和尚孙悟空结拜为把兄弟，佛菩萨观世音请来道教神黎山老母试唐僧四人的虔心。“安天会”上，仙、佛头面人物竟然欢聚一堂，还有“王母娘娘引一班仙子、仙娥、美姬、毛女”，飘飘荡荡地舞蹈。
《西游记》着实带有着强烈的“混同三教”特点，这是与其创作成书过程的特殊性分不开的。前文提到，《西游记》属于集体累积型的小说，所谓集体累积型，指的是那种以同一题材为根据，经过“说话”、戏曲等各种形式的创作积累，最后由小说家写定的小说。在演述玄奘取经这一佛教故事的俗讲中，已开始夹入西王母和蟠桃的道教神仙故事内容，进一步演化为杂剧、平话，大批道教的神道，如玉帝、老君、二郎神、李天王等都被引入了这一佛教故事。由于道教在民间的盛行，所以在民间艺人参与创作的西天取经题材的作品中，道教神得以毫无顾忌地、大量地厕身其间充任角色，并使这一故事的格局和意蕴、色彩发生改变。
同时，从《西游记》的形象和情节内容来看，它所描写的神魔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关系，很难以阶级对立来比附。关于这一点，鲁迅早已说过：“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折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中国小说史略》）确实，《西游记》写了神魔之争，但又没有严格按照正邪、善恶划分阵营。正因为《西游记》没有停留在一般神魔小说的含义上，并不局限于演义正邪、善恶的冲突及其克服的抽象概念服务，而是将人物、人物的命运置于画面的中心，才使其成为描绘社会人生的艺术而产生动人的美学品格。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是杰出的，也是多方面的。它的最主要的成就，无疑是成功地运用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尽管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有它现实的依据，浪漫主义在我国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反映，但《西游记》的神话世界又是被高度理想化和浪漫主义化了的，其中的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固然是理想化的，就是反面人物，也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但在古典长篇小说中，《西游记》却是对浪漫主义的运用最成功的一部。《西游记》的浪漫主义又表现在它塑造人物的方法上。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孙悟空和猪八戒，都是动物、人和神的混合体，也就是生物性、社会性和传奇性的巧妙融合。没有这三者的巧妙融合，就不会有《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猪八戒，也就不会有《西游记》。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刻画这两个主要人物的着眼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奇妙的融合。它既有现实的依据，又任凭想象纵横驰骋，表现了《西游记》的浪漫主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