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均输法
熙宁二年二月十三日，北宋朝廷颁布一道谕旨，翰林学士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在王安石的建议下，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了。从名义上看，这是一个制定变法条例的机构，而实际上，它的主要任务是策划和指挥变法，权力非常大。虽然遇到强大的反对声浪，但王安石作为执政之一，毕竟手握了变法大权。那么，变法从哪里入手呢？困扰着整个北宋王朝的是财政问题。王安石是个喜欢挑战的人。他自然选择财政问题作为变法的切入点。这既是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也是他作为宰相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他也想借解决这一问题显示自己的才能，平息天下汹汹之议。他知道，事实是最好的辩论武器。
在王安石的策划下，吕惠卿起草了第一道法律：均输法。
东京汴梁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也是宋朝最大的消费城市。为了供应东京，朝廷专门设了发运司，将东南六路供应朝廷的物资沿运河发送到东京。
但是，北宋的这个运输系统明显带有的计划经济色彩，发运司不了解东京的储备库里存着哪些物资，每年对各项物资需要多少，也不了解各路生产的变化情况，只是机械地按章程办事，年年刻板地按照多年前定下的数字进行征收，一点也不变通。有的东西原产地已经不生产了，却还要照样上交，农民们只好高价购买交给官府，运到东京却一钱不值；有的物资东京已经积压了许多，还是照样征收，堆在仓库里白白烂掉；有的物资随着消费的增长极其紧缺，发运司也不知道到其他产地购买，结果巨商大贾便参与其中，从远方购来，以高价卖给官府，从中牟取暴利。比如有一年朝廷要举行大典，需要大量的羽衣。大商人们知道了这一消息后，立刻把市场上所有的羽衣都买光了，然后以市场价三倍的价格卖给官府。
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一起视察东京的仓库，看到江南上好的绸缎堆在库里，有的竟是七十多年前进贡的，由于保管不善，早已变黑变脆，用手一摸，就成了碎片。神宗叹息不已，这可全是民脂民膏啊！从百姓手中横征暴敛而来，却让它白白烂掉，然后报告说经费不足，难道这就是天子的牧民百官的做法？王安石当时就对皇帝谈了设立均输法的设想，神宗深为赞许。这一办法的基本要点是政府改征收方式为征收加采购方式，设立发运使，详细调查规划东京每年的物资库存及所需，了解各地的供应情况。如果供应有缺口，则有权直接到产地购买，供应有余，则直接在产地卖掉，这样，就消除了大量的浪费，也避免了商人的盘剥。据王安石的初步测算，这一措施可以使政府每年节省三分之一的供应费用。
熙宁二年七月，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五个月后，均输法正式颁布实行。同时，神宗任命原淮南发运使薛向为六路发运使，同时从内库中拨出一部分钱作为发运司采购的资本。
正如王安石所料的，均输法一颁布，立即招来了一片反对声。言官们一致称王安石为“兴利之臣”，“利”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无人敢轻易提及。因为儒家思想，重义轻利。
（二）策划青苗法
均输法不过是王安石变法中试验性的一步。这个法令只是解决了局部问题，于国计民生并没有大的影响，对增加财政收入也没有明显帮助。下一步，他就要开始一项涉及全国的重大改革，实行青苗法。
王安石做地方官多年，非常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他知道农村大部分农民都是贫农，丰年勉强温饱，一遇水旱就无法度日。即使在正常年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也都要吃糠咽菜。因此，农民家里一有事情，就不得不借债。但当时民间高利贷的利息往往高达百分之百甚至二百、三百，高利贷往往使得贫农家破人亡，四处流浪，也造成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安定。
王安石深知靠天吃饭的农民是多么不容易，因此他在做地方官时就注意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在鄞县时他曾在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把官府的谷物贷给农民，秋天再收回来，成效相当不错。因此，他创青苗法，官府每年春天贷款给农民，秋天归还，利息为百分之二十。这样，一可以帮助农民度过春荒，实现社会稳定，二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解决财政困难。
但是，事情从设想到实际操作有很大的距离，好的愿望不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王安石的设想近似于现代的农业银行，无疑是一个有高度、有远见的创意。但是，现代银行制度是以现代的评价制度和保障制度为基础的。也就是说，银行必须能准确评定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并且有强制回收本息的手段。但是，在北宋自然经济条件下，这些无疑是难以做到的。这一点，王安石是想到的。因此，他与吕惠卿再三商议，吕惠卿提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即把农民按贫富结合，五户为一保。以富户为保头，贫农贷款，要由富户为担保，由富户出面申请。
青苗法费了王安石很多心血。他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样一个大法不能不慎重行事。毕竟这涉及到天下所有农民呀！法案虽然已经尽力完善，但执行中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为慎重起见，他命苏辙认真检查条例内容，提出意见。
苏辙看完后，当头泼了王安石一头冷水：“介公，我觉得此法决不可行。”
这样直接的反对是王安石所没有料想到的。他诧异地问：“详细言之。”
苏辙说：“您在地方呆过多年，那些贪官污吏您不是没见过。这个法从立意上来说是好的，但到了他们手里，绝对执行不好，说不定又会成为他们盘剥百姓的一个手段。肯定会有提高利息从中贪污的。再说，借钱容易还钱难，百姓用度困乏，借来的钱花掉了不一定有能力按时还上，那些衙役小吏很可能借这个机会横征暴敛，最后还是得弄得贫民家破人亡。”
王安石听了，一时无法反驳。苏辙所说，正是他心里没底的地方。虽然不像苏辙说的那样严重，但弊端肯定会出现的。
经过反复思考，王安石认定这个法律利大于弊，所以他决定先在附近的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
熙宁二年九月，经神宗批准，青苗法正式公布。
（三）推行青苗法
青苗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之后，犹如平静的湖水中扔进了一块巨石，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北宋社会各个阶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扰动。
相对于百分之百、百分之二百的高利贷利息，百分之二十的青苗钱对于贫困的农民来说无疑是极富吸引力的。虽然变法之初，百姓们不知道“官家”搞什么鬼，对于这样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半信半疑，但在一些敢吃螃蟹者带头申请了贷款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加入了申请者的行列。
地方官员对于推行青苗法则意见不一。有的人希望通过积极执行青苗法博得上司的好感，获得升迁的机会；有的人则积极钻青苗法的空子，挖空心思从中渔利；有的人则因为青苗法带来的繁重工作量而怨声载道，在执行过程中不过走走形式，敷衍了事。
执政之臣王安石、吕惠卿则希望青苗法能尽快为政府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财政问题，他们迫切希望各地方官员干出实效。青苗法的实施也就是改革派的政绩，是他们向天下说话的本钱。同时，他们还希望青苗法能够起到抑制富豪大户的作用，使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不再扩大。
由于地方官员素质不同，青苗法的实行在各地出现了不同的情况。有相当多的地方官员因为申请青苗钱的农民十分踊跃，就擅自提高了利息，从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
更多的地方官员从来没有操作过这样繁杂的工作，他们动用了在中国社会屡试不爽的最有力的办法：一刀切，不管你需不需要贷款，一律贷给你，按保发钱，到收息日由保头上交本息。交不上来，就带着衙役上门强收，拆房扒屋，抓人吊打。这样，他们获得的成效就远远超过那些认真执行的地方官员。
还有的地方只把青苗法的布告贴出去，对前来试探贷款的人推三阻四，说钱没拨下来或者人没到位，一推了之。
真正认真执行的地方不到二分之一，而这二分之一的地方官员也因为对这一事务不熟悉，对贷款的各个环节的操作没有经验，忙得焦头烂额。毕竟，这个工作的工作量太大了。在北宋，地方上的所有事务都由地方长官一个人负责，像青苗法这样专业性工作本来应该有专门机构、专业人员来操作，但那时远远做不到。因此，工作中的疏漏在所难免。
很快，青苗法执行中的各种问题被反对变法的官员反映上来，各式各样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送朝廷。
御史韩缜首先进言，他认为，朝廷既然把青苗法当成一项利民措施，就不应该收取利息。收取利息，就是和百姓做买卖，就是盘剥百姓，和那些放高利贷的富户没有什么分别，有失朝廷体面。
对于这样的书生言论，神宗和王安石自可不必理会，但许多原来轻易不说话的朝廷重臣的话，他们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轻易不说话的司马光终于发言了，他上了一道《乞罢青苗法》，在这份奏章里，他系统阐述了他对青苗法的看法，以及他对王安石均贫富主张的反对。
大名府的老臣韩琦上了一道长达几万言的奏章，极言青苗法的弊端。在这封奏疏中，韩琦说河北路至今仍普遍存在一刀切现象，无法禁止。这封奏疏，让神宗大为震惊。
变法开始后，一直在观望变法的苏轼，写下了那篇大宋历史上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揭露“制置三司条例司”、均输法和青苗法的弊端。
韩琦和苏轼的奏章让神宗十分震动。此二人的雄辩让神宗对自己的整个变法主张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们的话听起来句句在理，然而又句句是反对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神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