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布莱尔26岁，这一年对布莱尔来说有两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件是他与切丽·布斯结了婚，另一件是他们夫妇俩都开始寻求进入议会。头一件事意义更大。抛开生活上的意义不说，从政治事业来讲，一方面，切丽一家都是工党人士，对他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切丽一直是布莱尔的并肩战友；另一方面，婚后他们迁到了工人阶级较集中的伦敦东北部的海克尼区，更便于了解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党内部存在的问题。为了便于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他们将组织关系转到了南海克尼选区工党的女王桥支部。他们是当时英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涌入城市中心，而传统的工人阶级则分散到了远离市中心的地区。这时期，工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威尔逊—卡拉汉时期的失败使很多工党的新党员感到困惑、迷惘，对工党的前途丧失信心；一些人的思想受工党外的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冲击；还有一些人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工党内传统的势力又显得相对软弱，对这些外来的冲击抵制不利。托尼·布莱尔看清了这种形势，他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已不再是工党的阶级基础，现在党内缺少的是那种能起到沟通新旧党内力量的桥梁作用的人，而他正是这种人。于是他开始构建他自己的改造工党的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党员队伍，广泛吸纳新党员。他任领袖后正是这样做的。
布莱尔对党是忠心耿耿的，在改革工党方面，他始终站在最前沿。在金诺克就任工党领袖之前，他的许多政治观点就与当上了领袖后的金诺克相近。他是“一人一票制” 的积极倡导者，把它看成是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措施。但那时，左派的一些主张，如单方面核裁军、英国退出欧共体、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还是赞成的。
自1980年起，布莱尔的思想变化轨迹是与工党政策演变的轨迹相一致的，只不过他总是比别人快一个节拍。这并不能表明布莱尔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不说明他的信念有了动摇，因为没有一个工党政治家以及其他政治家的政治主张能保持10年不变。
在海克尼时期，布莱尔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党的政治活动中。正是在这里，他开始行动以实现他进入议会的志向。在这里，他还与不少政治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后来使他受益匪浅。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布莱尔在工党汹涌的政治斗争漩涡中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被搞得晕头转向。他是伴随着工党全党性的危机而成熟起来的。
布莱尔和切丽于1980年9月6日第一次作为女王桥支部的成员参加了海克尼工党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一人一票制”的讨论。当时，在改革党的领袖选举制度上，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两种观点都被提交给这次会议进行讨论，以便为来年1月份在温布里举行的党的全国特别代表大会做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布莱尔和切丽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党的领袖选举不应仅仅局限于议会党团，而应由工党全体党员参加，每人都有一票的权利。另一个议案是由支持托尼·本的左派分子提出的，主张党的领袖应由议员、选区工党和工会三方组成的选举团来选出，三方拥有选票比例是30％、30％和40％，按照这个方案，工会在领袖选举中占有有利地位，工会的领导人握有很大的权力。
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虽然双方互相都没有什么恶意，但很难用某一个词来形容争论的激烈程度。双方的议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想打破议会党团对领袖选举的垄断权，试图扩大议员以外工党成员的选举权。但是本派分子不愿把这种权力直接赋予每一位党员，而是要把它交给选区工党总委员会的代表和工会领袖。“一人一票制”当时被视为危险的右倾观点，它得到了正准备分裂工党、另建社会民主党的“四人帮”的支持，而且自由党实行的就是这种制度。可见，布莱尔夫妇当时提出这种建议是有一定风险的。布莱尔夫妇的提案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本派分子及支持者占了上风。这与当时整个工党内的斗争形势是相符合的。在1981年1月24日温布利全国特别代表大会上，上述本派分子的方案被正式通过，并一直被使用到1993年。约翰·史密斯使“一人一票制”得以实行，但是选举团制并未废除，只是在选举团各个部分内每一个成员享有一票的权力。实际上每一个党员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几百名工党议员与几十万个人党员和几百万集体党员享有差不多相同的权力。而且有些人可以投几次票，比如：一个议员既能在议会党团投票；又能在选区工党投票；如果他是工会会员，又可以在工会投票；如果他是费边社成员，又可以投一次票；最多的，一个人可以投七、八次票。在1993年，史密斯还实现了将选举团的构成改为三部分各占1/3，工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
1981年工党领袖选举制度的改革是以党内左右翼的斗争形势为背景的，选举团制有利于左派推举出代表左派利益的领袖来，因为当时大工会和多数选区工党都走向左倾，而议会党团则为右派所把持。左派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胜利为它以后争夺党的最高领导职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左派的胜利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在温布利会议后不久，党内右派“四人帮”就发表了石灰屋宣言，宣布脱离工党另建新党，并且还呼吁各界人士的支持。可是左派对右派的分裂的反映是，这只是党在前进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党的力量减弱只是暂时的。左派不仅未收敛自己向左滑行的行为，反而继续向右派夺权。“四人帮”分裂出去后，党内右翼的代表是副领袖丹尼斯·希利，而左派正努力使托尼·本取代希利的职位。不过左派没有成功，本只以差1％的选票而败北。金诺克及其支持者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他们投了弃权票。金诺克实际上也是个左派，但这次他却没有支持本，他的态度转变在工党历史上是个转折点，表明左派的攻势已被遏制住。在这次斗争中，布莱尔的立场与金诺克很相近，在第一轮投票中也投了弃权票，而在第二轮投票中则投了希利的票。
其实，左派并不是铁板一块，实质上只不过是各种反对右派力量的联盟。托尼·本曾一度是这个联盟的头子。可是在本竞争副领袖职位前，这个左派联盟已经开始瓦解。首先是具有很强实力的金诺克从联盟分离出来，另组成一个温和左派，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左派联盟。这批温和左派的中心人物就是布莱尔的海克尼工党各支部的那帮朋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艾伦·哈卧斯，他的妻子玛姬·雷曾是切丽的同房女友，在切丽结婚之前，她俩一直住在一起。哈卧斯自称是个非共产主义者，他对当时控制着伦敦工党左派的托洛茨基集团非常反感。在认识布莱尔时，他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左派反对者，后来他成了布莱尔的得力干将，在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任议会工党的书记。就象安吉·享特、彼得·汤姆森、高登·布朗一样，他也是布莱尔在偶然的机会里结识的但却彼此十分信任、忠诚的朋友。
背弃托尼·本的不仅是金诺克，由托尼·本一手建立起来、以动员左派力量并确保本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宗旨的“工党协调委员会”在1981年这个关键时刻也背叛了本，投入了本的敌对阵营。工党协调委员会建于1978年，曾一度与英国共产党关系密切，后来它看到极左没有出路，开始向右转，聚到了党的领袖富特和副领袖希利的旗帜下。后来在金诺克任领袖后，又积极支持金诺克。该组织的政治主张是开展一场全国性的要求充分就业的运动，加强工业计划化，抑制工党和保守党政府对公共开支的削减。
不过托尼·本的左派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许多青年人都聚集在了本的旗帜下。这些人成立了“党员群众动员委员会”，试图将党内的左派组织再聚集起来，包括工党协调委员会和“战斗倾向派”。在竞选副领袖的斗争中，该组织是本的主要支持力量。然而，党员群众动员委员会认为本的落选只是本个人的失利，而整个左派却因更加纯洁而获得了巨大进步，它为止而欢呼，并且开始为下一步新的斗争制定计划。不过它里面也有一部分人持另一种态度，主要是工党协调委员会的人。工党协调委员会这时已经改变了性质，而且不能忍受与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战斗倾向派共处于一个联盟之内，于是在那次斗争后退出了动员委员会。
还有一件对左派不利的事。在选举团制度建立起来前，工党议会党团（就是议会工党）曾于1980年9月选举麦克尔·富特为领袖，接替詹姆斯·卡拉汉。富特是位左派人物，但威望较高，为党内中间派所接受。在托尼·本争夺副领袖职位的斗争中，富特明确表态反对本对希利的挑战。富特的态度影响了工党协调委员会，使它觉得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工党协调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一个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1981年，布莱尔的朋友艾伦·哈卧斯被选进执委会，他本来就不是左派。在他的竞选宣言中，他声称：“我坚决支持从党员群众动员委员会中分离出来的决定，坚决支持寻找新的促进左派团结的方式和途径的决心。它将建立在非新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从哈卧斯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当选是工党协调委员会将要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信号。
哈卧斯担任工党协调委员会负责吸收成员的书记，1982年他曾动员布莱尔加入该组织。工党协调委员会已经变成了冲击“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哈卧斯说：“我同布莱尔经常探讨如何使党现代代，如何打破左派斯大林主义的霸权。布莱尔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的可能性，我很自信地告诉他一个新组织早已建立。”不过此时的布莱尔与海克尼小集团的大部分成员不同，他明显地没有完全脱离开左派。哈卧斯认为，为了帮助他摆脱左派的影响，还必须继续劝说他加入工党协调委员会。
海克尼集团成了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核心，并开始在伦敦向左派发起反击。与此同时，它积极活动，到各个城市去寻找支持者。不过在早期的秘密推翻本的统治而另建一个新左派的活动中，布莱尔并未卷入其中，但他对这种活动是持赞成态度的。
1982年4月，保守党在毕肯斯菲尔德选区空出了一个席位，于是有了一场补缺选举的竞选，布莱尔成为工党的候选人（关于这次竞选的情况请见本章第3节）。这使他面临着到底站在党内哪个阵线上的问题，因为得到党内哪一部人的支持对于能否取胜是非常重要的。布莱尔早已有了竞选议员的打算，所以做了充分准备。他给人的印象是：很精于竞选之道，而且有着丰富的经验。刚当上候选人，他就去了位于泰晤士河南、卧尔卧斯大街的工党总部了解党的政策。那时，工党还没有专门负责补缺选举的组织机构，也很少有参加补缺选举竞选的人来总部查寻文件。而布莱尔却不辞劳苦地四处奔波，非常严肃认真。他试图全面掌握党的路线、政策。他非常机敏、干练，经常提出各种问题，比如：“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该怎样回答？”
布莱尔在竞选演说中特别强调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他认为，欧共体剥夺了英国选择自己所必须选择的经济政策的自由，此外，英国还为欧共体的农业政策付出代价。这两点是英国退出欧共体的根据，而只有工党才能使之实现。这明显地是左派的观点。但这时他却在公开场合声称他是一个中间派。他说他希望党能结束目前的左、右派对立的分裂状态，重新团结统一起来。他赞成本的一些观点，但不赞成本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不再把本当成重大改革的焦点人物来看待。他呼吁党内各派都放弃过去的分歧，把注意力放到揭露政府的阴暗记录上来，全党应齐心协力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布莱尔一再强调他不是本的支持者。当一家杂志说他是支持本的律师时，他马上写信给这家杂志表示抗议，声明：“我不是本的支持者”。在信的结尾，他写道：
“再不能发生类似的误解。我支持工党的现任领导，工党的工作计划，以及使英国脱离欧共体和单方面核裁军的主张。我尤其支持反对配置三叉戟导弹和反对美国控制的导弹发射舰游戈在我国领海的运动。我以一个工党党员的名义这样，而不是以本的支持者的身分。”1
上述布莱尔的主张都是当时工党中央的政策，做为一个补缺选举的候选人，他只能如此，可以想象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会是什么结局。所以并不能只从政策主张上来判断他的倾向性。就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与现任领导保持一致的。当时党的领袖麦克尔·富特的态度也是这样，他既是欧共体的反对者，同时又是本的反对者。以后的实践证明，同党的领导人站在同一立场上使他获得了在党内发达起来的保障。在富特时期是这样，在后来的金诺克时期和史密斯时期也是这样。富特曾是本的坚定支持者，但是自从卡拉汉于1966年接任领袖职位后，富特逐渐开始反对本的使工党极左化的破坏性行动。
补缺选举结束2个多月后，1982年8月，布莱尔携妻子切丽去澳大利亚旅行。在那里，他拜访了牛津大学时的老朋友彼得·汤姆森和杰弗·盖洛普，还回到了他5岁以前度过3年岁月的小村庄。这时的盖洛普在一所大学里当政治学教授，他邀请布莱尔给他所在系的研究生和教员开设研究生课程讨论班。表面上看，布莱尔是在妻子的陪伴下在地球的另一侧休闲，但实际上他是在远处，在9000英里以外，静观工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的表演。他认识到，托尼·本在1981年副主席竞选中的败北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分裂了左派。布莱尔说：“1981年本的竞选活动不仅被视为他自己个人命运的标志，同时也是党内开始远离左派的标志。”
在澳大利亚，布莱尔发表了许多演讲，其中心内容是怎样使左派和右派在党内协调统一起来。他当时提出的一些方案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但一些带有战略意义的观点是有先见之明的。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布莱尔认为，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是急需的，而无计划的经济膨胀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必须对工业建设所急需的资源加以调节、干预。他还主张通过价格管制来对付通货膨胀。他的这些主张与当时工党中央的政策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