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党的律师
在英国，许多政治家的成长道路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当律师—加入某一个大党—当下院议员—进入内阁或影子内阁。布莱尔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走下来的，律师生涯是他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布莱尔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加入了工党，这一举动使那些不太了解他的人感到惊异。有人认为布莱尔是个没有根的政治家，其实不是这样，他并不是天外来客，一夜过后突然坐在了工党领袖的宝座上。他入党的年月正是工党内争不已，工党政府危机四伏的时期。1975年，在英国是否留在欧共体内的问题上，工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严重激化，不久布莱尔就加入了工党。70年代后几年，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对外它同以国际货币基金为形式的全球资本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对内同工会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以致于发生1978底至1979年初的罢工浪潮，促使工党政府下台。而正是在这种工党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布莱尔却成为党内积极的、有野心的成员。1980年，布莱尔开始寻求议员席位，而此时，工党内部正潜伏着更为深刻的危机。由此可以看出，布莱尔在党内没有根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不是没有根，而是正年轻。他周围的年岁较大的政治家都打上了党内派系斗争的印记。他的政治方向仍然是在80年代初左派革命的最激烈的红色热流中塑造出来的。布莱尔在他被选为领袖后说：“就我的阶级背景来说，如果我要做的全部事情是行使权力的话，我应该加入别的党。”
布莱尔入党时，使工党分化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欧洲问题。当1975年6月5日全民公决投票时，他还在牛津。他投票赞成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内，这与国家67％的人和哈罗德·威尔逊内阁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致，但却和工党内大多数人相抵触。工党左派领袖托尼·本曾提议进行全民公决，后来工党失去政权、党内左翼控制了党的领导权时，他又许诺工党再上台后要使英国脱离欧共体。在这个英国政治的中心议题上，布莱尔个人的信念是前后一致的，尽管在党中央的政策摆向反对欧洲时，他在公场合不得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布莱尔来伦敦后的最初几年住在伦敦西部厄尔斯宅第的一个地下室中，同大学时的朋友及律师伙伴马克·佩里在一起，那是只有学生才肯住的地方。此处属于切尔西选区的瑞德克莱夫分选区。切尔西选区的席位是保守党人尼古拉斯·司各脱的安全席位，其临近的芬奇利选区属于保守党的新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在这一年2月份的领袖选举中被党内现代派推上领袖宝座，并着手进行对保守党的改革。而此时的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于第二年辞职让位于詹姆斯·卡拉汉）正被缠身于在工业部的与托尼·本的持久战式的斗争中。同时，工党仍然梦想实现“使财富和权力向有利于工人及其家庭”的不可逆转的转移。工党在竞选宣言中做了上述许诺，而且还要通过已不可能实现的国有化和“计划契约”纲领来实现这个目标。工党及工党政府都忽视了来自于撒切尔夫人的威胁，这位保守党的新领袖正在探寻使保守党和英国兴旺起来的道路，她要求保守党人“相信自由和自由市场，有限的政府和强大的国防”。
切尔西选区工党的瑞德克莱夫支部已死气沉沉。当布莱尔来这里时，正是该支部两名资格最老的党员决定努力使之振兴的时候。这两人是桑迪·普林格尔和提姆·鲍尔顿，他们后来分别是切尔西工党的主席和市议员。那时，他们写信给分选区的全体党员，要求他们出席在普林格尔家举行的会议。
布莱尔是到会的20人之一。普林格尔说他“想到有这些年轻人在周围很受鼓舞”。在他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上，普林格尔成了支部主席，布莱尔成了书记。支部书记是党的选区总委员会的自动成员，总委员会是选区范围所有党组织中最重要的机构，它负责挑选下院议员候选人。这样一来，布莱尔就有机会熟悉工党内部的运行机制，这对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普林格尔发现布莱尔“非常聪明和有魅力”，是个“十分能干”的书记。他们成了相当要好的朋友。普林格尔认为布莱尔是个“有能力的小伙子”，他的政治立场象老的左派或论坛派（有别于新的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党左派）。普林格尔说：“在他对待成规的态度中，他有明确的激进观点，并且对成规有强烈的不敬。”
在加入工党的大约同一时间，布莱尔还加入了工党律师协会，这是一个建于1949年，已成为工党集体党员的组织。在协会成员名单中，布莱尔的身份是“法律学生”。布莱尔于1975年9月开始学习为期一年的法律课程。
为了实习当开业律师，通过律师考试，学生们必须在一系列事务所中取得“学徒”的资格。事务所实际上就是一群开业律师合用一间办公室。在那时，事务所不给学徒们付薪水，所以伦敦律师协会（拥有律师资格授予权）给他们提供奖学金。正是为了争取奖学金，布莱尔邂逅后来成了他夫人的切丽·布斯小姐。获得奖学金后，布莱尔和布斯小姐都在亚历山大·欧文的事务所中当学徒。欧文17岁时在哥拉斯哥大学加入工党，并是约翰·史密斯的朋友。史密斯是他的法律学生伙伴。1970年，欧文在北亨顿选区（伦敦郊区）竞选议员席位，没有成功；而史密斯却于同年首次在北拉纳克郡选区（苏格兰中南部）当选为议员，占有工党的安全席位。当布莱尔开始在欧文的事务所工作时，史密斯在工党政府内是个刚升起的新星。所以与欧文的接触将对布莱尔的生涯产生重要影响。
实习结束后，布莱尔就留在了欧文的事务所中当开业律师。欧文说布莱尔是个很好的律师，是杰出的，在处理案件时很善于切到点子上，拥有运用英语语言的杰出技巧。与他的夫人布斯一样，布莱尔善长就业法，尽管在英国能挣大钱的是搞商业法。不过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实际上基本是个极其能干的商业法律师。”
干开业律师这一行是很辛苦的。布莱尔说：“当我是个开业律师的时候，我是只云雀，我有时早6点就开始在事务所里工作，处理案件。”虽然布莱尔处理的绝大多数案件是商业上的，但他却获得了就业法专家的名声，并且为许多工会做代理人。这为他将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就业法不久就成了政治上的战场，而且与工会建立密切关系是相当有益的。欧文的事务所还做工党的代理人，这样布莱尔也就成了工党的律师，尽管他第一次帮助工党打官司时已不在这个事务所了。
布莱尔在处理瑞格·普任提斯的案子中为捍卫工党的利益尽了自己的努力。普任提斯曾是工党政府教育大臣，后又任海外发展国务大臣，是东北纽汉姆选区的议员。他起初属工党左派，后来逐渐变成右翼分子，号召建立一个“民族统一的政府”。1975年6月，他被他所在的选区工党取消了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选区工党总委员会以29对9票通过了取消他在下次大选中当本选区工党候选人的决定。然而在执行这个决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促使工党内许多人支持左派提出的要定期对全部工党议员进行强制性重选的主张。在1979年后的“左派革命”中，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取得胜利。从推进党内民主的角度说，布莱尔赞成这种主张，但是他不赞成左派为净化意识形态而提出的其他主张。普任提斯的两个支持者——两名学生——向法院起诉选区工党的官员，可是正在他们两人在法庭中极力为他辩护并有可能获胜时，普任提斯却叛向保守党，使他们的努力变成徒劳。
普任提斯的叛变行为为工党左派向右派发起进攻提供了有力武器，定期重选议员1 的倡导者科瑞斯·穆林说：“罗伊·詹金斯和雪莉·威廉斯及所有其余他们的人都赞扬他，并发表讲话说普任提斯是个多么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然而他却转过头来说，‘我实际上是个保守党人，我甚至不是个自由主义者，不是一个温和分子，我是个保守主义者。’这表明他的支持者是多么愚蠢。”
涉足处理这个案件对布莱尔唯一的帮助是使他确信工党需要改革党内民主机制。在这段时间，布莱尔的政治野心还不是很明显的。在切尔西工党呆了一年多后，他和马克·佩里跳了槽。开始他们打算转移到有强大的工党组织的某个地方，但后来还是搬到了一个保守党占优势的选区——玛丽里本，他新近的女友切丽·布斯刚好在这里。布莱尔在玛丽里本的工党组织中不积极，虽然切丽·布斯是积极分子。布莱尔住在圣埃德蒙巷分选区，布斯住在邻近的劳兹－汉米尔顿巷分选区。她是玛丽里本选区工党总委员会成员。
1979年，布莱尔又搬到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地方，住在一位也是当律师的朋友家里。他叫查尔斯·法尔科内尔。他们最初是在苏格兰的费蒂斯学校里相识的，法尔科内尔说他们那时相处的不好，因为他们是“情敌”，法尔科内尔与布莱尔的女友阿曼达·麦肯西－斯道特好上了。1976年底，他们在伦敦又相遇了，他们都是开业律师并在同一座大楼里办公，不过不是同一间办公室。法尔科内尔于1991年39岁时成了一名皇家法律顾问。
在法尔科内尔家居住这段时间，布莱尔开始迷上了了政治，写了他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这是一篇笔调刚键、清晰的作品；思想倾向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自由主义；内容是有关移民服务的随意权力问题。文章发表在1979年8月18号的《旁观者》上。
在随后的两年间，布莱尔用“安东尼·布莱尔”这个署名为左翼的《新政治家》杂志撰写了8篇文章，此外又为《旁观者》写了一篇。在德汉姆考瑞斯特
学校时，人们习惯称他“托尼”，在费蒂斯偶尔有人叫他“安东尼”。在1982年的补缺选举和1983年的大选中，他用了“托尼”这个名字。从那以后，“托尼”就被人沿用下来。
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的文章都是关于就业方面的。这些文章给他挣来了45镑的稿费，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表现出布莱尔对罢工行为持支持的态度。他主张对法律许可的中等规模罢工的定义应该更宽泛一些。在一个案子中，他支持钢业工会，呼吁私营企业中的钢铁工人站出来参加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公有企业中的同志。在这个案子中，布莱尔为钢业工会做了代理人，作为回报，在1994年工党领袖竞选时，该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个提名布莱尔为工党领袖候选人，并号召它的会员投布莱尔的票。
在搬到法尔科内尔家的同时，布莱尔就把党组织关系迁到了白特西工党的法尔费尔德支部，法尔科内尔已经是该支部的成员。这一年，工党在大选中惨败。大选后不久，法尔科内尔与布莱尔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工党白特西选区的新当选议员阿尔夫·达波斯报告了议会内工党人士们的低落情绪。很多人认为卡拉汉是相当不孚众望的，在基层党员的心目中，他是位诸如出售紧俏商品的商人之类的人。达波斯认为，工党在某些方面的失败是惨重的，但不是所有的方面。大选过后，几乎所有的新议员都去看望了党的领袖卡拉汉，达波斯说，卡拉汉显得很沮丧，对一切都感到厌倦。这些新议员觉着卡拉汉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布莱尔在工党内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正是哈罗德·威尔逊和詹姆斯·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在70年代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所以对当时的党内斗争状况印象极深。他认为那时，实用主义的工党右翼步步退却，已达到精疲力竭的地步，工党政府确实是不孚重望。1994年领袖竞选期间，他批评这届工党政府道：“实际上，在两个主要政党之一指导下的政府已变得太集权、太官僚和太不关心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公民授予它多大的权力，都不能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
卡拉汉从威尔逊手中继承了一个软弱的、没有方向的政府，它过去没有、后来也没有多少朋友。尽管经济危机已经减缓，丹尼斯·希利在1976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争取到了一笔货款，通货膨胀开始下降，人们生活水平在上升，但政治危机却变得越来越尖锐。工会曾与工党订下“社会契约”，在工党执政期间，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互相谅解。然而，事态的发展令人失望。在工党政府遇到困难时，工会不能顾全大局，过份追逐局部利益，破坏了受欢迎的“社会契约”。在工会掀起的罢工浪潮中，不仅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垮掉了，而且工党内部的团结也受到严重破坏。在那期间，以右翼为主的工党政府和议会党团与以左翼为主的议会外党组织形成尖锐的对立，分歧越来越大。有人称这是“党”与“政府”的对立，因为在许多人的词语中，“工党”只是指议会外的党组织。左翼对工党政府感到非常失望。那时，布莱尔是站在议会外党组织即“党”这一边的。
在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布莱尔会在15年后成为工党的领袖。法尔科内尔说，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那是相当令人惊奇的”。不过他承认那时布莱尔已具有了某种果断、自律、有点让人着迷的品质。这些品质是成为一个政党领袖所应具备的。
§§§第二节 党内的中间派
1979年大选失败后，工党走上极左的道路，左派不仅控制了党的领导权，而且还推行极左的路线。有的学者将这一阶段工党的变化称作“本的革命时期”，意即托尼·本的思想主张在党内占居了统治地位，尽管他本人并未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这一时期正是托尼·布莱尔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酝酿、形成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