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论语选编（续）
编者按：钱学森同志是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杰出的爱国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哲人虽逝，但功业永在，风范长存。为缅怀和追思这位科学巨子，本刊特编辑了他的《论语选编》，供大家阅读和研究。
论语正文
一、关于回归祖国
我是中国人，我到美国来是学习科学技术的。我的祖国需要我。因此，我总有一天要回到中国去的。我从来也没有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100页，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
在美国，一个人一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50年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到祖国去。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致陈叔通》（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1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觉得无限地愉快和兴奋。过去四五年来，因为美国政府无理的羁留，归国无期，天天在焦虑和气愤中过活。现在靠了我国政府在外交上严正有力的支持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舆论上的援助，我们才能安然返国。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致谢。
——《钱学森在美国（1935—1955）》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自从我回到我的祖国之后，感到这里的世界同美国的世界截然不同。因为这里现在生活着六亿人民，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科学技术真正被用来建设幸福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他们知道只有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尽快地实现他们的目标。
——《钱学森在美国（1935—1955）》第61页
我们回国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您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经验。今天是你们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致郭永怀》（1956年9月11日于郭永怀回国时），《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9页
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1—422页
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我的回答是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3页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不爱人民的，也不会不爱国的！
——《致于景元》（1989年8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4页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35页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尤其为看到祖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感到自豪！像我这样在旧中国待过的人，总要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在旧社会里，科学是反动统治的点缀品，科学家是洋大人门下的清客，好的时候得些冷饭残羹，弄得你活不成死不了。我们也曾喊过什么“科学救国”，但是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而现在呢？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已经初步摆脱了落后的面貌，已经能够自己解决一些重大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能够设计和建设一些规模较大的现代化企业。世界的新科学领域的某些高峰，也被我们攀登了。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日子是不会太远的，多少年来帝国主义者给我们中国人民受的这口气，共产党和毛主席让我们吐出去了！
——《革命的决心》，《人民日报》（1964年9月26日）
二、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生活过的，其中苦处，那种人吃人的世界的滋味，我们是尝过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切困难和痛苦不会随时日而逐渐减少。那是不可能的，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致骆美蕙》（1959年1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1页
我到美国正值美国经济萧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有深刻印象。而1950-1955年的灾难，更加深了我对美帝国主义实际的认识。
——《致钱学敏》（1993年9月12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357—358页
这一段历史（指美国对钱学森回国的干涉和阻挠——编者注），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美国佬给我发奖章，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对一个中国科技工作者作评价，最有权威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个美国的什么评奖委员会！
——《致任继周》（1989年8月19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20页
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在美国有关方面邀请访美时的表态（1985年），《钱学森：我是被驱逐出境今生绝不再去美国》，人民网，2009年11月5日
我本人不宜去美国。……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给国务院领导的信（1985年），《钱学森：我是被驱逐出境今生绝不再去美国》，人民网，2009年11月5日
其实美国人给奖，自有其自己的标准；如所谓“世界级”的16人中，就有两个美国人是不像样的，连他们的严肃学者也如此认识。所以我对此事无所谓，世事云烟而已！
——《致谢邦宇》（1989年8月31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31页
不管是历史上的科学家也好，还是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好，他们是不会脱离政治的，只不过他们的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而已。太远的我不说，就以我在美国看见的事实为例。我在美国总共待了二十年，也可算是一个通晓美国的人了吧。据我知道，在美国是谈政治的，不仅谈，而且谈得还相当厉害，真可说是无孔不入。
也许有人会说：搞自然科学的人，可以不去接触政治。诚然，自然科学没有什么阶级性，但是搞自然科学的人却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科学技术始终脱离不开为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阶级服务。说光搞科学技术，不管政治，那是骗人。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不问政治的科学家。就像爱因斯坦这样标榜不参与政治的人，实际上也是参与了的。美国搞出的第一颗原子弹，不就是由他向美国政府建议才搞出来的吗？这不就是政治？
——《又红又专，为革命利益而攀登高峰——和青年同志谈谈红专问题》，《中国青年报》（1965年6月3日）
事物总有自己的规律，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西欧。您是搞社会科学的，当然懂得这个道理。懂得了，就不以为怪了。
——《致胡传机》（1984年2月20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48页
要看清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想还得从根本原理出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反馈作用。现阶段的发达资本主义是由于又一次产业革命，即以信息技术及世界一体化带动下的第五次产业革命。有了这个底子，即通过现代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去发现垄断资本家们是用什么手段、什么方法去控制国家经济生活，掌握财富、剥削人民的。我想这里面金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银行和股票市场。
——《致吴健、鲁从明》（1989年8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9—10页
当今的原则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能混为一谈吗？我认为“万变不离其宗”，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头头们、垄断大资本家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执政者搞错了，会公开承认错误，并平反。这个区别是根本的，决不能含混。所以我不同意所谓“社会资本主义”！
——《致童天湘》（1988年11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337—338页
想到历史，想到现状，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能有今天。我们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另外一条什么道路，那就要乱套了。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什么空洞的理论，而是非常实际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都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科技新闻工作怎么做》，《科技日报》（1990年1月5日）
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是有矛盾的；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是协调的。我们应该重视并深入研究。
——《致朱光亚》（1991年9月13日），《钱学森书信》第6卷第112页
在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我们国家的经济计划性、计划调节与控制总比资本主义国家强一些。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致唐明峰》（1984年8月18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501页
要大力协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这么做，我们就很难做好工作。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办任何事情都应该并且可以做到多快好省。我们从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工作，千万不可仅仅看到自己的工作，要大力协同，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工作。
——《对我国科技事业的一些思考》，《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5期
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方面要实事求是，承认从总的水平讲，我们不如外国；但也决不能丧失志气，迷信外国人！……想到时下崇洋的风气，真使我感慨涕零！我不会向英国“Nature”投稿，也不会向国外任何刊物投稿，他们可以译登我在国内发表的文章。
中国有五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现在又掌握了人类智慧结晶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为什么自己看不起自己呢？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孤高自赏，不向外国学习吸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
——《致赵红州》（1988年2月23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157—158页
从工作的开展、所使用的技术、取得的成绩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比我们确实先进得多。那么，我们当然要学他们好的东西，但是也必须说清楚，就是在学他们所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他们的所短，把他们的错误也都学来了。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脑子里要有条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好心办错事。
——《不能好心办错事》，《情报杂志》1983年第4期
外国人是先天不足的！对他们的东西要严肃对待，认真加以鉴别。而鉴别要靠马克思主义哲学。
——《致张锡令》（1986年12月12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343页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所以市场经济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是配置不好资源的，这正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信中说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此我认为必须要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不能只说市场经济对资源起配置作用。实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经济的混乱即由于此。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说清楚这一点？也许就在于（1）怕否定自由资本主义；（2）怕把国家宏观调控这只可见的手亮出来，人民会不满意。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
——《致钱学敏》（1993年2月21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127页
我这个人对洋人总是不服气，总想要超过他们。“中华儿女雄千古”啊！
——《致王绶琯信》（1993年1月26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96页
三、关于理想信念
记得船到马尼拉（指1955年从美国回国途中——编者注），有一个美联社记者到船上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的回答是：“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运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来衡量、指导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在增强全民族的科技意识的基础上大力倡导科技兴国。这是历史赋予我国人民，特别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1991年5月23日），《人民日报》（1991年7月8日）
我不理解，为什么（贺年）卡片的创作者却画出雾蒙蒙雪地上蒺藜遍野？难道创作者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万家墨面没蒿莱”了吗？这是我国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的表现，作家们有不少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们落后了！这样他们又怎样当人民的灵魂工程师？……老同学，让我们共振国威吧！
——《致徐璋本》（1988年1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1—22页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它吸引了千千万万人的原因，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此奋斗、献身的原因。不管今天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不文明的现象存在，它仍不能掩盖共产主义文明的光辉。这种共产主义的最高文明形态仍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人类解放，特别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
——《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5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迄今最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科学的世界观。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103页，人民出版社2001版（下同）
为了真理，一个共产党员是无所畏惧的。
——《致陈信》（1988年10月21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291页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智慧的泉源。
——《致张锡令》（1986年12月12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342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知识、理论的最高概括。
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客观世界的事物。这样我们就重新肯定了哲学的涵义：智慧的学问。但更明确了，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既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高的概括，它就应该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数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有指导作用。必须承认这个指导作用。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41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当然是科学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不能各行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宇宙概念和现代物理学、宇宙学的宇宙概念必须一致。古代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辩性质的，可以是唯心主义的，也可以是机械唯物论的，当然也就不受此限制。
——《致兰先煌》（1984年1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29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法宝，是尚方宝剑，你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吃亏的。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3页
人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就会是愚蠢的人。
——《致张帆》（1986年12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351页
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才是真正思想解放的人。
——《致洪定国》（1985年7月3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53页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的、有实践经验、有学问的人，才能少犯错误，才是有智慧的人。
——《致陈信》（1987年12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92页
看问题总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武器！
——《致张帆》（1987年4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431页
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光喊口号是不能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
——《致林志群》（1984年5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40页
怎样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实际以后怎样培养分析洞察问题的能力？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致刘清珺》（1991年11月14日），《钱学森书信》第6卷第157页
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要指导包括系统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技术研究，但科学技术的实践也必然反过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来有往，才是辩证法！
——《致王者香》（1985年12月13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12—13页
到了今天，既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科学技术，也不会有科学技术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要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深化的。两者的桥梁即自然辩证法。
——《致庞元正》（1992年7月6日），《钱学森书信》第6卷第330页
我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
——《致于景元》（1989年8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4页
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42页
我在自己工作中深感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点也没有过时，完全可以用来指导科学技术工作；而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工作的科技人员是自己放下最锐利的武器。问题在哪里？第一是思想上被资本主义国家科技成就迷住了，看不透他们的缺点错误。第二是没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会死记硬背，不会灵活运用。
——《致姜井水》（1985年5月20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90—291页
我个人认为，一是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立国之本”。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6页
我最近读了张岱年教授的文集《文化与哲学》，想到何不考虑把中国几千年文明中的精华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古籍不可能做全面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就应该完成这个任务。
——《致钱学敏》（1989年9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53—54页
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新事物的出现，当然要不断地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积累而发展。发展了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又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42—43页
必须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要发展的。发展了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又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指导的意义。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科学的科学”》，《钱学森讲谈录》第233页，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下同）
中国的社会科学、哲学工作者中，有两种人我是不赞成的：一种人死抱书本，教条主义；还有一种人盲目崇拜西方，崇洋媚外。这都不对。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死抱书本，我有亲身体会。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我们请国防科委政治部的同志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讲到科学技术内容，他完全照本宣科。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告诉他现在的科学技术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却说书上就是这么讲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东西，搞形而上学是不行的。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指导我们工作，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人们的经验和社会实践不断深化而发展，所以不能机械地死抠书本。另外，现在的情况是有的人在坚持马列主义，而有些人则走偏了路，反对马列主义哲学，这就更不对了。
——《钱学森会见鲍世行、顾孟潮、吴小亚时讲的一些意见》，《中华建筑》1996年第3期
我们今天要深化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定要联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要从中抓住时代精神。
——《致王荫庭》（1990年10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35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正面临一个新时代，但研究这一新发展不能只是搞马列主义发展史的同志的事，因为它涉及整个世界。正确的做法是要靠集体的智慧，要有领导、有组织地干。专家们应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社会科学要与自然科学联盟。研究“钱学森”不是重要的课题，研究如何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吧。
——《致钱学敏》（1989年8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27—28页
五、关于人的认识
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要学理论就得对理论提问题，然后去解答问题。要学实验技术就得对实验技术提问题，再去解答问题。
——《致天津大学材料力学教研室共青团员》（1961年6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61页
人认识客观世界只有一条路，即实践的路，不然又回到唯心主义上去了。
——《致王义勇》（1985年12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4页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人认识事物的两个阶段，不是思维形式；不能说感性认识就只用形象思维，理性认识只用抽象思维。要达到任何一个认识阶段往往要用多种思维形式：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灵感。
——《致杨春鼎》（1981年4月22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153—154页
今天在认识过程中，不但要参考使用自己脑中存贮的信息，而且要使用存贮于人体之外的信息，即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今天的人要认识客观世界不动用精神财富不行，也就是说没有文化是不行的。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综合教育学、科学学、新闻学、体育学、文艺学等，我拟称之为文化学。
——《致胡岚》（1982年10月2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11页
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只研究其当前的情况是不够的，要研究其历史的发展变化。……发展变化有两种：渐进演变和急骤飞跃。……渐进演变固然能启发人，但急骤飞跃能发人深省。
——《致朱嘉明》（1984年6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53—454页
我接触我国社会科学家们得到的印象就是：习惯于从概念出发，而不像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那样，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测定的数据出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引用数量经济学的方法，……这是个社会科学如何发展的大问题。
——《致吴健》（1984年6月1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60页
科学研究必须证实，不能凭空想。……科学要从事实出发，并且最终要接受事实的检验。不然再“言之成理”也是空的。……空想得再美好，也不是科学。
——《致余亚纲》（1987年10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47—50页
努力钻研航空理论和技术，以结合实际；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航空技术的进展是一日千里，非有明确的理论不能赶上先进成就。但如果不能结合实际，理论就落空。不要忘了这一点真理。
——《致青年团华东航空学院委员会》（1956年5月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6页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当我碰到疑难问题时，苦思不得其解，总是形象（直感）思维，甚至是灵感（顿悟）思维解决问题。这是说我头脑中框框太多，不能从理论上触类旁通，得靠形象，甚至靠梦境。这种困境，后来逐渐缓解，不用做梦了，推敲一阵子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但真正做到触类旁通是在懂得了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首，才是触类旁通的钥匙。
——《致钱学敏》（1994年2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59页
人们的认识常常落后于事物的发展。这是一条规律。而且常常是因认识错误，吃了大亏，然后才总结经验，取得正确认识。这大概无法完全避免。唯一补救的办法是尽力掌握一些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力求看得远些。
——《致刘海波》（1986年10月15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95—296页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科学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是人类认识社会的巨大飞跃。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292页
六、关于实事求是
一个人要能为人民做点事，就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和实事求是地对待客观世界。
——《致汪成为》（1988年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131页
无论出国考察还是国内工作，只有一条，联系实际。空谈泛论是不足取的。
——《致张帆》（1984年10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59页
理论要搞，但不能空，要结合实际应用。
——《致杨士尧》（1985年5月31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09页
我们搞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应许愿太多，那是自找苦吃！
——《致刘奎林》（1984年9月21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3页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
——《致洪定国》（1985年10月1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472页
1949年改造上海，那时我们党是心中有数的，要怎样改造，改造成什么样子，都清楚，所以成功。失败，就在于设想是脱离实际的。社会千差万别，也不能做试验，那会损失太大，这与治病不同。我们今天在中国搞改革，只能渐进，因为社会科学理论没跟上。
——《致于景元》（1994年3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111页
中国的事难就难在有一个几千年旧习的担子（封建陋习）。改革必须搞，但非短期内能全部解决的。这就是实事求是。要大胆进取，又要稳当。
——《致胡传机》（1984年1月16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141页
我们改革的决心是坚决的，但也可以看到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不够用了，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致胡传机》（1984年10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57页
一要反对原苏联的那一套死抱住“官方”书本不放（包括有些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文著述翻译成俄文本中的误译）、教条主义的作风；二要发扬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的结合实际、结合时代新实践、也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东西来丰富、发展以至深化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两条也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应作为我们的态度。我自己是从自己数十年生活及工作中体会到这两条的。
——《致黄顺基》（1996年1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9卷第457页
所谓基本矛盾与派生矛盾，其实也很清楚：只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是不会变的，而派生矛盾则是从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某一事物发展阶段的矛盾。列宁写书时代的派生矛盾，所谓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到现在还是照样不变吗？我看不一定，要研究，也许要变，实事求是嘛！
——《致吴健》（1984年6月1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60—461页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能背叛，但老经典著作说的不见得字字是真理，死抱不放。这个精神可用五个字来形容：“离经不叛道”。
——《致葛全胜》（1989年1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366页
七、关于科学研究及其方法论
做研究就是开拓已有的知识领域，攻克学术的前沿阵地，所以一定要知道科学的最新发展，了解别人的最新成果。1955年我们全家回归日夜思念的祖国以后，党交给我一项大规模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任务。这时我又发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必须学习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揭幕典礼上的书面发言》，《当代图书馆》1996年第2期
我知道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都有其各自的来头，在国外也众说纷纭。但我们就不能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上把“三论”统一在系统论上吗？什么是核心？系统的概念包括了控制和信息，哪有没控制、没信息流动的系统？
——《致乌家培》（1984年5月26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41页
系统科学辩证法实是我说的从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系统论的一部分。我看其中的重要问题是结构与功能，还原论与整体论等辩证关系。总之，不讲整体不行，只讲整体也不行。
——《致黄麟雏》（1984年6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55页
一切科学理论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短期的实用，而在于文化建设。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文化！没有科学理论就谈不上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
——《致谭暑生》（1985年12月31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9—30页
对古代的东西肯定得过分，没有一分为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请问：如果不一分为二，我们党能写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现代中国人的任务是把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古籍中的珍宝提出来，这就要用两分法。全部否定不对，全部肯定也不对。
——《致杨永忠》（1984年6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72—473页
（一些同志的文章）好就好在敢于从老的一套陈规旧律中走出来，而毛病在于不加分析地把外国流行的一套全部或大部接过来，作为他们的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实际事物的科学概括，所以是脱离实际的，全文也就成为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一种时髦的概念游戏！
概念当然重要，但脱离实际的概念是唯心的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
抱住老的、过时的概念不行，因为它不符合实际或不尽符合实际；乱创新的、输入新的破烂也不行，也因为它不符合或不尽符合实际。
现在世界上的确出了许多新东西、新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没有，轮到我们来总结、概括。但这是件艰难的工作，图省事靠输入、搞翻版都不行。我看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Naisbitt的《大趋势》顶多只是素材，不是结论，不是什么研究工作出发点的概念。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提炼才行，谁来做？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包括您在内，应该担负此重任呀！
——《致吴健》（1984年7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79—480页
我们在探讨今后怎么办的时候，必须想到、看到中国的光辉未来，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创新，千万不要按老习惯办事。
——《科协要改革、要开展宏观学术交流》，《人民日报》（1986年6月23日）
“书呆子”一定要攻人类社会的现实大问题，抱大西瓜，不仅拾小芝麻，才能脱离呆子状态。
——《致沈大德、吴廷嘉》（1987年11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71页
在我们国家，现在有不少人尚未摆脱经营自己二亩地的小农意识，把自己的工作说成一门学科，完全不顾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这样他们就是什么专家、什么权威，外人不得侵犯。我认为这是可笑的。
——《致王修璧》（1990年8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334页
可以打开一些中医的眼界，看到现代科学毕竟是进步的，不能死抱着几本中医经典不放，闭关自守。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把中外医学的好东西结合起来，用系统科学来促使中医现代化，即医学现代化。这是由低到高的扬弃！
综合而扬弃是最难的。历史上的飞跃，科学革命都是如此得来的；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剩余价值论是综合而扬弃；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是综合而扬弃！
——《致邹伟俊》（1983年11月29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61—262页
科学工作千万不能固执己见。缺乏勇于认错的精神，是会吃大亏的。
——名人网“名人名言”——钱学森名言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钱学森经典语录
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小学生。
——《中国载人航天首任总师：钱学森是航天奠基人》，新华网，2009年11月5日
书是有用的，但万万不要死读书。这个普通的道理，对科学研究方法论来说，尤其重要。
——《谈谈科学研究的方法》，《人民日报》（1985年4月11日）
我近年来多次宣传要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学，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研究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才能各就各位，不打乱仗。
——《致陈焕章》（1987年5月23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466页
研究学问，同志间相互帮助是常理，不需要道谢，更不能送礼，那是封建陋习啊！
——《致王志清》（1985年12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3页
搞学问只能老老实实。
——《致谢详荣》（1986年8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20页
写文章要老老实实，什么是清楚的，就说清楚；什么还不那么清楚，就说还有什么要待今后的研究搞清楚。不要吞吞吐吐。
——《致汪培庄》（1986年7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15页
有些年轻人觉得三年出货太慢，很着急。可是，做研究工作性急是不行的。基础打得不牢，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先积下足够的看家老本。
——《钱学森在美国（1935—1955）》第9页
以前一些老学究骂年轻人说：“不学无术，游谈无根。”虽是骂人的话，但我们要引以为戒！
——《致杨春鼎》（1982年11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21页
您大概四十来岁，心里有点着急；但学问之道急也无用，弄得不好，搞成夹生饭，闹笑话：“不学无术，游谈无根！”
——《致浦汉昕》（1983年11月2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55页
一个科技工作者没有自满的时候，客观世界的事物千千万万，总有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不能停步呀！所以我也很少回忆往事，没时间。
——《致范希林》（1985年10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488页
八、关于学术民主和“集体思维”的创造力
搞学术，态度就是要认真、严肃。严肃并不等于说不活泼。我们要诚恳地交流，发扬学术民主。
——《构筑一座宏伟的思维科学大厦》，《钱学森讲谈录》第170页
科学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完不成的根本原因还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而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就使得人难于接近群众，不接近群众就丧失了力量的泉源。在研究工作里，也是要多多和人接触，吸取各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向大家请教，反复讨论。这里说的大家不但包括学识比本人高的和同本人差不多的，也必得包括学识一般不如我的，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好的意见从哪儿都能来。能这样来进行研究工作，就能吸取群众力量的泉源。那是不尽的泉源，有了它就是困难的问题也能终于得到完满的解决。
——《知识分子需要不断的改造》，《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
要大力促进学术思想的繁荣，必须创造一个民主的、活跃的学术思想环境。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摘要）》（1991年5月23日），《人民日报》（1991年7月8日）
学术不够民主，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在学术民主方面，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体会很深。当时，学校经常有讨论会，通常是一个人先作发言，所谓“主题介绍”，介绍学科领域的情况，大约讲40分钟，然后讨论一小时，大家七嘴八舌都可以讲。那时，我不过是个研究生，也参加讨论，这是允许的。主持会议的教授有时也讲，和大家一起讨论。偶尔说着说着，教授会说他刚才讲得不对，收回。就这样子，在学术问题上很讲民主，最后还要集中。怎么集中呢？就是讨论到最后，教授作个10到15分钟的总结：我们今天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以后需要再进一步研究。他从不勉强作结论，但是解决了什么问题，认识到什么程度，他还是要总结说明。学术民主很重要。
——《钱学森会见鲍世行、顾孟潮、吴小亚时讲的一些意见》，《中华建筑》1996年第3期
我很欣赏自学加集体讨论学习，再加辅导。在我们中国，总是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而在国外研究学问都是采用讨论的形式，讨论起来很活跃。国外出名的学术中心的讨论会非常重要，各个学术中心每个下午就有讨论会，会上不讲辈分。我1955年回国后，当科学院力学所所长。这可厉害了，所长说的话没有人敢反驳，我对此感到很不习惯。在国外，系主任或知名教授参加讨论时，那他只是一个普通成员，与大家平等，他讲错了，人家照样提意见，他认为错了就收回，这样就活跃起来了。我们中国不行，所以在科学院力学所把我逼急了。有一次，我存心把话说错了，看有没有人讲。果然有一个同志讲：“你说得不对，是不是要改一改。”我就鼓掌，说好极了，你真勇敢！在中国，学术不民主实在厉害，这样下去不行。要知道，在科学研究当中，错误并没有什么可耻。正确都是从错误来的，你没有错误，怎么有正确！一件事要弄清楚，你要不叫大家讲，就没法弄清楚，也没法正确，所以讨论很重要。
——《科技新闻工作怎么做》，《科技日报》（1990年1月5日）
办一切事业的唯一好办法，包括科学研究在内，就是发动大家、依靠大家。
——《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人民日报》（1958年4月29日）
学问探讨总需要有个集体，定期集会，充分交流。
——《致黄建平》（1984年6月2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46页
您没有强调学术研究的集体作用，而集体是当今研究工作的有效形式。单干户不行了。
——《致刘志琴》（1985年3月26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13页
我劝您注意集体的力量，切莫单干。多同人谈谈，总有好处。
——《致张锡令》（1985年4月19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46页
一个人是力量有限的，要靠集体，要逐渐找个班子。
——《致陈恂清》（1985年7月3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51页
我们不要搞沙龙，那是陈旧的形式，现代化的集体形式是二三十人参加的小型学术讨论会。
——《致刘志琴》（1985年3月26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14页
我最幸福的时刻是：1. 在美国Pasadena参加von Karman主持的Seminar；2. （上世纪）60年代末在北京人大会堂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原因我体会是，高度民主的气氛，所以思想活泼。
——《致戴汝为》（1993年4月10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185页
我从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多年亲自领导我们工作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刻：对航天工作这样高技术而又复杂的科技工作，必须用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发扬民主，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能力，各尽所能，分工负责；另外又必须强调集中，有组织有纪律，关键时刻要由领导决策，大家贯彻实施。要民主与集中并重，不能只民主不集中，也不能只集中不民主。
——《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办公厅》（1998年4月19日），《钱学森书信》第10卷第367页
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具体组织实施。他们采取什么办法组织实施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指研制“两弹一星”和尖端科技事业——编者注）呢？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一是真正发扬民主，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二是高度集中，一旦中央定下的事，各部门都得执行，都得照办，有困难你去想办法克服，不能讲条件，不能各搞一套，互相扯皮，互相重复。由于我们既讲民主，又讲集中，而且是真正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所以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一切成就归于党》，《人民日报》（2001年6月25日）
“民主集中制”在学术探讨中是成败的关键。
——《致戴汝为》（1998年7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10卷第384页
我深感我国面对面的讨论，常常是主持人一家言，没有互相激励、互相促进，叫“老师说了算”或“首长说了算”！当然，面对面讨论也不能胡说八道，无边无际，要集中到一个主题，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致张育铭》（1994年2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90页
所谓学术民主就是党章上规定的原则——民主集中制，不能一讲民主就没有了集中，一讲集中就没有了民主。这是辩证的关系。
——《哲学·建筑·民主》，《钱学森讲谈录》第114页
我原来提出要搞社会思维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怎样使一个集体在讨论问题中能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从而使集体远胜过一个个不接触别人的人的简单总和。我自己在学术生活中，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一个好的集体，人人畅所欲言，思维活跃，其创造力是伟大的。而如果是“老头子说了算”，其他人都处于压抑状态，这个集体就没什么创造力。所以社会思维学的一个重点应是集体思维的激活。
——《致张育铭》（1993年9月3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344页
现在我们要进行科学决策，最大的障碍就是旧体制和旧观念，官僚主义啊！其实这就是说，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领导者和领导集体来说，反对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是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前提。掌握运用决策科学的过程，就是自觉地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
——《进行科学决策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密切配合》，《中国统计》1987年第12期
九、关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
战略这一概念是有长久历史的，即便去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学，搞辩证唯物主义战略科学也得从过去的有关著作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吸取什么、抛弃什么，标准自然是：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致马希良》（1984年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25页
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政策，应该有长远观点，要看几十年、上百年，要看到21世纪。绝不是只顾眼前，一两个五年计划！
——《致中国林学会学术部》（1987年8月20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21页
中国共产党人要看到国家的未来，考虑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以至一千年后的中国与世界。要用世界水资源的7%，供养世界人口的22%，可是个大问题，必须及早计谋。
——《致钱正英》（1989年11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108页
社会主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我们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有远见之明，看到21世纪，看到建党100周年！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看到由此引起的又一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我们要为社会主义中国搞第六次产业革命作准备。
——《致田纪云》（1992年11月25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40页
我们围绕当代科学前沿课题进行内容广泛的学术探讨，尽可能看远一些，超前一些，想深一些，为我国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4期
对于当前我国的科技、经济、政治、国防，要统一起来考虑，要有长远的、宏观的、战略的眼光。现在是一些长远的、宏观的、战略的看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科技不单纯是一个科技问题，要成为第一生产力，还要依靠很多方面的协调，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结构的，方方面面都要依靠到，协调好，科技才能发挥作用。这就必须有长远的、宏观的、战略的眼光。
——《对我国科技事业的一些思考》，《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5期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问题是个难题，以前大家讨论很多，但实际上各说各的，介绍局部情况，用外国的局部模式来套！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发展战略，也不成其为战略。
——《致黄麟雏》（1984年6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55页
在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应是总体设计部。它不能只靠开会解决问题。不能只由各行业专家去摆各自的论点。大家都从自己的部门出发谈问题，就互相不能说服。这要靠总体设计部来综合。总体设计部应有几百人的各行业队伍去做总体设计。光靠开会，靠跑腿不成，要有时间考虑总体问题，进行计算、分析和研究。然后再召开会议，由总体设计部报告，请各行业专家研究，这样反复几次，绘制出发展战略蓝图，就比较好。
——《要加强“大战略”的研究》，《世界科学》1984年第1期
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能否取得良好的发展，根本在于劳动者的素质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科普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方面有重大意义。因而在全国人民中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广大劳动者接受新技术的能力，从而能够较快地掌握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科普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4期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文艺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科学技术人员心目中有十几个二十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于表达能力的各种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它将把我们引向远处，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发扬提高。
——《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钱学森讲谈录》第69页
既然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要创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即社会主义文化学，作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学问。1982年，我曾提出过这一意见。现在更显得迫切了，这个问题确实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美学、文艺学和文化建设》，《钱学森讲谈录》第82—83页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文化建设这件事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的研究，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统帅的指挥的部门，统筹来考虑，然后大家分头去干。没有统一的考虑，不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作出计划，那将来可能会造成损失。
——《美学、文艺学和文化建设》，《钱学森讲谈录》第84页
环境保护工作应该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国家特别要考虑三废的利用，现在国外也在考虑废气、废渣、废水的利用。我觉得这个“废”字很难听，好像一废就“废”了，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所谓“三废”，是人造的资源，而且这个资源好，送到你门前来了，用不着再去开挖了。我们国家，要全面考虑我们的资源，有自然资源，还有人造资源，人造资源就是“三废”，要把它们充分利用起来，这样才能解决我们环境污染的问题。
——《让“系统”成为一种思维习惯》，《钱学森讲谈录》第22—23页
农业型的产业是指像传统农业那样，以太阳光为直接能源，靠地面上植物的光合作用来进行产品生产的体系。太阳光是一个强大的能源。在我国的地面上，每亩地每年接受的太阳光能量相当于114至190吨标准煤。农业型的产业就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创立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所将引起的生产体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不是21世纪将要在中国出现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吗？这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严肃问题吗？
——《让太阳为人类服务》，《钱学森讲谈录》第181、187页
十、关于教育和人才培养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保证。不要忘记：在田赛场上是快者夺标；打仗，是强者取胜；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靠教育达标。
学校，是人才的摇篮，也是人才的宝库。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10页
在解放前，一个学校的校歌大都有此精神，教育学生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不是去搞钱，搞享乐！……
我们今天的教育要发扬这个传统，继承中华文化的精华。
——《致胡传机》（1984年12月1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116页
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就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
——《中国还能培养出钱学森吗》，人民网，2009年11月3日
人才问题很重要。现在搞科技的无非是三代人，一是像我们这样的老一级的，再有很重要的是三四十岁的人，还有正在学习的二十岁左右的。我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一代比我们强。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总结教育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真正奠定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而老的教育理论，还有缺点。
——《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点看法》，《科技进步与对策》1990年第4期
人才培养问题的确是当务之急。我觉得传递知识比较好办，而启发智力比较难，尚无科学的方法，还有待于思维科学的研究与成果。……但我也不是泄气。我以为只要我们把已知的培养人才的方法用起来，而不是设置障碍、干蠢事，高智力的人才可以辈出。例如：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十六年可以出现在硕士水平的专家。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致徐章英》（1984年4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91页
人的才能主要靠后天培养，而不是先天就有的。古今中外，都有一批才能卓越的人才，他们也是他们所经历的学习环境教育出来的。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10页
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在加州理工学院，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人民日报》（2009年11月5日）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人民日报》（2005年7月31日）
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人民日报》（2005年7月31日）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1月6日
我们要团结起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
——《致浦汉昕》（1985年4月29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57页
今天的国家事务是非常复杂的，一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面要改革开放，同世界各国在激烈的竞争中打交道，干部的素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致李琦》（1989年8月1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14—15页
人的一生，工作能力是发展变化的，一个时期有这个时期的“才”，为了用其才，职务工作岗位要随之变化。“终身制”是要不得的。
——《致袁璋》（1985年12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9页
“识才”是人才管理的根本，怎样识才？要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难，但不是不可知，也不是不可能。
——《致袁璋》（1985年12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9页
干部必须有必要的文化水平。萧克同志曾建议中央军委，军队连以上干部必须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这是有道理的。此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的用人经验，周恩来的用人经验，邓小平的用人经验，也是必要的。
——《致张作文》（1992年11月16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21页
十一、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及其“最高奖赏”、“最高光荣”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钱学森经典语录
我们这帮人是找到了出路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
——《致钱希真》（1993年9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345页
我1955年回到祖国后，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做这样的决策？
……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的切身感受。
——《一切成就归于党》，《人民日报》（2001年6月25日）
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创。我只是沧海一粟！
——《钱老一向反对称他“导弹之父”》，《新京报》（2009年11月2日）
各位讲我钱学森如何如何，那都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成果啊。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9日）
作为科技人员，中国科技人员什么难题也不怕。国家、人民交给什么任务，都保证完成……只要任务来了，他们便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奋斗，甚至为此而损害健康，一直到他牺牲，他也不会泄气的。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374页
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不过适逢其时，做了一点点事。自己想来，也很内疚，因为做得太少了。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钱学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扉页
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工研究所今年授予我小罗克韦尔奖章和称号，说是表彰我“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我想这里面“中国”两个字是不可缺少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回想起来，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名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个人只是尽力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那是很有限的。要说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第二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人们往往只看到少数大人物的作用。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和平凡的事业中，小人物比大人物更不可少。虽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如果一个个士兵都想当元帅的话，那支军队肯定是无法打仗的。拿破仑再厉害，真正动刀枪的还是成千上万的士兵。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36页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盗火大王，他为人类献火而牺牲了自己。我们搞火箭、导弹的，同样是为了人类和平，为了祖国人民的安定和幸福，因此，也应该具备普罗米修斯的牺牲精神。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36页
科学家不要以为遇上失败是坏事情，科学家往往与千百次失败结为伴侣。不要以为鲜花、掌声、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总能被人理解。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96页
个人传略总免不了对其人作出评价，而对人的评价只宜等人死了再做。所以我不赞成现在就写我的传；至于我死了之后，写不写，那是人民决定的事了。
——《致刘忠》（1983年1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58页
一个人只要努力工作，总可以算是对得起人民！
——《致张天健》（1984年3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78页
我只努力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已，尚不知是否真够格。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做一点事也是应该的。
——《致徐广胜》（1984年1月17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14页
我常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人员，党和人民肯定他的辛勤劳动，就是最高的光荣！
——《致刘岳松》（1984年1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61—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