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愚蠢背后有逻辑。”
“托老师和考试的福，六岁就开始与人竞争。”
“咱们一起推倒托儿所、大学和其他牢狱的大门吧！”
“去它的教室，只会装模作样的学舌，尽教一些荒谬。去它的学校，只教你如何当一头绵羊，只要你背诵血腥战役的地点年份与屠人将军的白痴故事。”
“十年了已经太久了(戴高乐执政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戴高乐，进养老院。”
五月同时具备了宣泄的功能：“已经快活了十天了。”
工人阶级也参与了进来，他们开始抗议一班接一班、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工作，开始抗议资本主义对他们的愚化，而此前他们不知道连续工作不能超过四个小时。
在贡多赛中学的墙上写着：“当最后一个资本家，被最后一个改革家的肠子绞死，人类将手舞足蹈。”“同志，向前奔，把旧世界抛在脑后。”
正如他们提出的口号运动带有盲目、冲动、草率的特点，没有明确指出奋斗的目标，没有指明运动的方向，对夺取政权毫无兴趣。这些因素很快显示出了革命的英雄气短。戴高乐在短暂的失控后，很快得到军队及那些被指为“彼等虽富犹惧、虽活犹死之人……”的富人集团的支持，他们不希望破坏现有的秩序，由这些虽富犹惧、虽活犹死的人及现有政权的受益者组成的支持戴高乐的队伍开始游行了。
协议也很快达成：教育进行改革；城市的广场也由皇家广场更名为人民广场；工人们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六十岁领终身俸禄。革命由此偃旗息鼓了。
五月在法国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春暖花开，气候宜人。然而就是在这个季节爆发了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革命，几乎将整个社会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而理解它不知要消耗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多少脑力。因为运动之前法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丰衣足食，没有值得焦虑的任何大事。戴高乐在1968年5月前曾吐露心声：“如今再也没有什么棘手的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法国在戴高乐的带领下已经走了十年上坡路，然而在国际地位上，由于二次大战初法国的溃败及法国贝当政权对德国的妥协，导致法国国际地位大幅下降，法国被排斥在处理战后事宜的核心国圈(美、英、苏)外，国际政治一度陷入疲软。正如记者维昂松—蓬特1968年3月在《世界报》头版写道：“当法国感到厌倦时……法国现时公共生活的特点是厌倦。”“因为六边形中的小小法国，既无真正的不幸，也无真正的繁荣，与世界相安无事，对世界大事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因此，热情、想象力与福利和经济扩展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处于繁荣之中的社会危机、精神危机。但是，也有与这种表面富有繁荣截然不同的说法。最为针尖对麦芒的说法出现在当时的《人民事业报》上，一名毛主义者在国家安全法庭上这样控诉当权者：“检察官先生，您昨天说你们之所以要审判我们，是因为我们构成对文明的威胁。自1945年以来，你们的文明就是对人民反***的背叛；就是在印支、阿尔及利亚和乍得的殖民战争；你们的文明就是棚户区、贫民窟和集体宿舍城；就是一小撮剥削者对人民的压迫。你们的文明就是我父亲25年来没有休过一天假；我生病的母亲50岁还要为养活最后3个孩子而去给人带婴儿；我的兄弟们14岁或15岁就要开始劳动。你们的文明就是审判我们的特别法庭。”
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类似一次地震，在五月全面爆发，它震撼了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对政权造成的动摇甚至超出了法国人自己的想象。正如当时的口号所说：“社会是一朵塑胶花。旧的模子，新的颜色。”长期的不思改革、因循守旧使得革命一触即发。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邦迪说：“我们为了改造学校而被迫撞上了整个社会体系。”而运动没有颠覆政权的原因则在于学生遵守的底线，他们只是将当局从睡梦中惊醒，而并非想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五月风暴过后，新任教育部长埃加·富尔说大学生不是肇事者，更不是暴力嗜好者，是教育制度本身的不足导致了这一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学生们也使当局从迷糊中觉醒。1968年5月24日，戴高乐在电视讲话中承认了学潮的合理性并表明了改革的决心：“我们的社会需要变化，这个变化需要最广大的、正在前进的人民参与……要变化，到处都需要变化，要改变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结构，要为法国开辟一条宽阔的大道。”6月7日，戴高乐在电视上回答提问时曾说：“10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或许就是因为有了巨大的进步，才发生了危机”，“在文明中，在现代的机械社会中，如何找到人类自身的平衡，是一个世纪性的重大课题”，“这是个世纪性问题，是灵魂出了毛病”，“不安的灵魂，是这场混乱的酵母，是动乱分子的跳板”，“在经济、社会的齿轮转动中，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就有了悲伤、激愤等种种感情”，“人的生存发生了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完成本世纪法国最大的变革，这就迫使我们参加到这场变革中去”。尽管戴高乐对于局势的理解有偏颇，他始终认为是动乱分子没有在经济转动的齿轮中捞到好处而产生的反叛；而参加叛乱的学生始终是那些害怕考试的坏学生。但是五月之后，他还是开始思索是什么使法国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爆发了危机。
对于五月风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戴高乐的文化部长马尔罗称它为“诗意的幻觉”，著名政论家勒内·阿隆说它是“法兰西民族感情的一次大宣泄”，“一次集体的精神错乱”，“一次全民族狂欢的嘉年华会”。也许，要完全理解它还需要好多年，但有一点始终毋庸置疑，那就是：五月风暴的意义是文化上的，它赋予人们节日般的感觉，使人们沉浸在短暂的自由、友爱的气氛之中，日常的压力、禁忌和等级统统消失了，没有工头和经理的窥视，没有长篇累牍的处罚条例，没有对权威的畏惧。五月是轻松的，大家可以自由呼吸，开怀大笑，欢呼雀跃。这种欢快的感觉持续了没有很久，很快便出现了镇压、流血和死亡事件，催泪弹、透明盾牌、警棒很快各显其能，五月很快宣告了它的失败。但是其文化意义却作为历史的遗产而终究保留了下来，很快人们认识到尽管在政治上的颠覆不太可能，在另一领域——语言、文化上的解构却是可能的。于是，五月转向了地下，转向了语言和文化的层面。特里·伊格尔顿就将这段历史引入他的《文学理论导论》，他陈述了1968年5月的历史，并指出了1968年革命的产物是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陶醉与毁灭、解放与放荡、嘉年华与大屠杀夹杂不清，亦即1968年的产物。后结构主义无法摧毁国家权力的结构，却发觉有可能颠覆语言的结构。这么做，至少不太有人会给你的脑袋一记闷棍。”而后结构主义则通常被认为是五月革命的产物。
三、革命意义：文化上的解构主义
五月风暴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文化上却取得了胜利，其对哲学、文化、文学的影响既广且深。六八后，那些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法国思想家的著作颇为流行。作为后结构主义文本观的互文性，则从文本上颠覆了以往的文学专制，对文学中的稳定性、系统性和确定性起到了破坏的作用。
五月风暴中被法国学生推崇的文化哲人是萨特。作为介入型知识分子，萨特对政治是热衷的，他走上街头支持学生运动，并同意担任《人民事业报》的挂名社长，又同意担任《解放报》的社长。六八之前，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被看作法国哲学文化的头号人物，他与波伏瓦之间的精神之恋亦被学生作为美谈。因而，他的思想在学生中有着相当深远的号召力，他们几乎是阅读着其著作成长起来的。他出现在街头更是赋予学生以无比的战斗精神，使学生寻找到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持，他的行动则在学生运动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早在1966年，萨特在一次访谈中就说：“人文科学研究结构，试图把人简化为结构，但人面对这种做法时却在创造历史。”
巴特在这次运动中却被学生抛弃了，他获得了一个不好的名声——“结构不上街”。据瓦尔的回忆，巴特始终与学生保持着距离。他远离街垒，甚至在瓦尔听说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提议过去看看时，也拒绝了。因而作为教师的巴特，作为结构主义的巴特被学生孤立了起来。巴特则不合时宜地提出要开一个研讨课，来研究语言与运动的关系，这立刻引来学生的耻笑。这种不快很快导致巴特反感运动，反感嘈杂的口号声和街垒战。正如瓦尔所说：“其实，巴尔特根本不喜欢1968年，他之所以不喜欢1968恰恰因为这是一种发言……因为在前台发生的事情，比如在索尔邦大学的梯形教室发生的事情，是言语，而不是文字。他似乎认为言语相对于文字是一种堕落，相对于文本是低级的，可以说是一种亏损。”在索尔邦大学里，处于五月中的学生们从隐蔽的意识形态谈到符号学理论，格雷马斯的学生和巴特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研讨班，称为语言行动委员会，他们无所不谈，教师在这场运动中显然成了配角，他们只有在回答问题时才有权说话。“结构不上街”的始作俑者是经常来巴特和格雷马斯研讨班上听课的哲学系学生巴凯—克莱芒(Backès—Clément)。她在文学院的学生谈论会上说：“我刚参加了哲学系的大会，我们投票通过了一个提案，它的结论是：显然，结构不上街。”接着，大家抓住这句话展开热烈讨论。第二天，学生们贴出一张大字报将这句话栽赃给了巴特：“巴尔特说：‘结构不上街。’我们说：‘巴尔特也不上街。’”这句话后来的流行程度让每一个当事人都感到吃惊。在美国，它被当成了一句标语口号，至今，“结构不上街”仍然有着它魔幻般的力量。在中国的QQ签名上，有人还以不同寓意在使用。显然，将巴特归为结构或把他看作结构的象征是十分简单而幼稚的做法，如果说“结构不上街”偷换作者已经使巴特蒙受了不白之冤的话，这句话的流行与公众对其误解使巴特再也提不起对这场运动的兴趣来。1968年5月，他远离了学生，远离了游戏队伍、阶梯教室和学生用铺路石筑就的街垒，在《泰凯尔》杂志社的办公室郁郁度日。与其说学生们攻击的是巴特，倒不如说他们攻击的是结构主义，是巴特在《神话学》中曾苦苦追寻的普适结构、秩序等。学生们从巴特那里得不到精神援助便转而颠覆他，况且他还写过《神话学》那样的结构主义著作，而结构主义更是他们要攻击的首要目标。不愿介入政治现实的巴特遭遇了现实的重击，后期他尴尬地转向了互文性的后结构主义文本学，也许这正是六八留给巴特的遗产，也是六八后不可阻挡的哲学潮流。顺者昌，逆者亡。巴特从后结构主义中重获理论的新生，后期的《S∕Z》、《文本的愉悦》、《爱情絮语》、《转绘仪》等就是明证，这也许是他最好的出路。
路易—让·卡尔韦在巴特的传记中试图澄清人们对结构主义及巴特的误解，他认为结构主义与五月风暴没有必然的联系：“被认为结构主义这种分析模式——它重视因素之间的关系超过因素本身，与这场席卷欧洲并波及美国的广泛的不满现状运动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同样是简单化的。‘结构不上街’这条标语似乎宣布了某种离异，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曾有过结合，人们在结构主义这一概念中聚集的各种杂乱的探索与1968年5月这代人关于政治和社会的思考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许，“结构不上街”的流行仅仅应该从语言学的角度，或者从当时运动需要的角度来考虑，喊出这个口号的人恰恰是最不了解结构主义的人，把人文科学领域对于结构的研究和对现实的不满结合起来，本来就是一种偏见。当然，作为哲学思潮的结构主义显然有它自身的弊端，这种不足势必导致它走向坟墓，而1968年5月的运动加速了这一过程。5月之后，流行的是所谓后结构主义或称解构主义思潮。
写过《隐蔽的上帝》的戈德曼在这场运动中迅速作出反应，现身于学生运动之中，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从而获得了学生们的拥戴。他企图将巴特划到对立派中去，因为巴特在拉辛研究上是他的竞争者。克里斯蒂娃那时还只是一个刚刚来到巴黎的学生，尽管巴特、索莱尔斯对她青眼有加，但在学生中远没有巴特等人的声望，况且这一时期，她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害怕被迫返回保加利亚。在革命的高潮中，她申请答辩并获得允许，戈德曼作为答辩委员祝贺她摆脱了结构主义及精神分析的牢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