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一出来，牵扯到了三方面的利益关系。先是以蒋之奇为马前卒的濮议之争失败的一方，也就是吕诲、彭思永、司马光一派；其次，欧阳修、吴充受害方；再次，帝国最高领导宋神宗。宋神宗时年二十岁，刚刚接班上位，在朝廷的政治地位并非十分稳固。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到他在朝廷中的威望。从他这里来看，这件事已不单单是欧阳修的道德的问题，而是朝臣给新皇帝来了一个下马威。蒋之奇言之凿凿，有御史中丞彭思永做证，导致了这个问题进一步的麻烦。欧阳修一方激烈反对，并且强烈抗议，双方各执一词，这就需要老板出来裁夺。摆在宋神宗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妥协，要么追查到底。妥协了吕诲、司马光一派，只有牺牲掉欧阳修的利益，但这并不等于朝臣从心里接受了宋神宗。如果宋神宗稀里糊涂地处理欧阳修，日后事情真相浮出水面，欧阳修没这事儿，满朝文武怎么看你？你的脸往哪儿放？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处理不明白，大宋帝国由你来执政，谁能放心得下？如果保住欧阳修，势必得罪吕诲、司马光一方的官员，那将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怎么选择都是个两难的问题。
宋神宗征求了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天章阁待制孙思恭认为，欧阳修极其注重名节，与儿媳妇有染纯属无稽之谈。为官一辈子，一大把年纪了，人老了特别注重名节，尤其像欧阳修这种在文坛圈子里有影响力的人物，不可能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宋神宗综合了各方意见，秉公处理，当面质问蒋之奇，叫他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蒋之奇不清楚，只好说他是听御史中丞彭思永说的。再问彭思永，他只得承认是道听途说。宋帝国的监察大员，听说了副宰相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竟然拿来进攻政敌，只能对他们表示遗憾了。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他小舅子薛良孺。薛良孺收受某官员贿赂，在朝中保举该官员升官。这一不耻的行径被朝中大臣弹劾，铁证如山下，薛良孺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处罚。其实没多大事儿，只是中书宰执要看一下欧阳修的态度。一句话的事儿，只要欧阳修说话了，文坛领袖的面子大家还是会给的。哪知道欧阳修来了个大义灭亲，称不能因为裙带关系使薛良孺逃避处罚。宰执们满足了他的愿望，薛良孺被免职。欧阳修就这脾气，没办法。薛良孺越想越气，到底是不是亲姐夫，没见过这么办事儿的。不帮忙也就罢了，居然落井下石。愤恨当头的薛良孺丧失了理智，直接捏造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的谣言，散布于市。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副宰相欧阳修的花边新闻闹得满城风雨。这就给濮议之争失败的那些政敌们提供了良好的借口，集贤院校理刘瑾与欧阳修政见不合多有摩擦，刘瑾有意无意地在监察御史官员面前散布欧阳修的新闻，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后，就把谣言告诉了殿中侍御史蒋之奇。蒋之奇正好要与欧阳修划清界线，就决然地反咬了一口。
宋神宗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接下来很好处理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蒋之奇、彭思永利用道德作为进攻武器，宋神宗同样也利用道德进行反击。彭思永身为御史中丞公然污蔑副宰相，蒋之奇作为殿中侍御史，还是欧阳修提拔起来的，有严重的以德报怨的道德缺失。处理结果，彭思永、蒋之奇免职，赶出京师，贬为地方官员。朝廷还欧阳修、吴充清白。宋代有“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祖制，对犯错误的官员大致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是贬谪，譬如蒋之奇属于贬谪降职处理，错误程度算轻微的，严重的削职为民，剥夺政治权利。第二是编管，即编录名集进行管制，相当于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反省。适用于犯了大错误但罪不至死的政治犯，朝廷把这部分官员在编管地点统一管理，限制人身自由。什么时候能够重回朝野进入仕途？一看反省的态度，二是祈祷皇帝赶紧驾崩，新君登基大赦天下，态度好点的估计有戏。第三是最严重的流放，被流放的官员并非犯了弥天大罪，而是政治集团斗争的必然结果，譬如文坛巨星苏轼晚年被流放岭南。
欧阳修经过这么一折腾，年岁也大了，精力不够旺盛，没心思做官，几次上疏请求外调工作。宋神宗批复，所请宜不允。欧阳修感觉到他虽然再一次赢得了胜利，但今后在朝廷的日子不好过。宋代官员栽赃有一套，在没有视频、图片的技术支持下，完全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蒋之奇、彭思永失败了，他们两人在利用道德的时候，未曾想到丢官是道德的反扑，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再次出现。大家在道德上绕来绕去，你利用它进攻，我利用它防守，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干掉政敌，使其丢官。
6.“道德战”中的防守与反击
《夷坚志》记载了一段关于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故事。朱熹任提举浙东路刑狱的时候，与时任台州知州的唐仲友发生了冲突。朱熹弹劾唐仲友“八宗罪”，其中包括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等等，反正没一样好听的。唐仲友不甘示弱，也弹劾他，两人掐了起来。这件事背后属于学术之争，唐仲友是当时的著名学者、“金华学派”创始人，学术思想上继承了王安石新学，与陈亮、叶适的事功学为同一格调，从而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北宋中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时代框架下的“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又一黄金阶段。学术发达有利有弊，自由的学术氛围会产生良好的思想哲学，同时运用在官场上很容易以此结党。另外，书院也是一支政治力量，宋代比较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等。民办的学院通常由官方控制，成为半官办性质。书院可控制，但学术思想不好把握，尤其在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下，遂出现各大学派，如程朱理学，然后变成了一股政治力量。朱熹与唐仲友对阵，源于此种情结。
《夷坚志》中说朱熹为了达到整倒唐仲友的目的，不惜虐娼。当时浙江台州有一著名官妓，可谓“德艺双馨”，名叫严蕊。朱熹在她身上做文章，让严蕊诬陷唐仲友，说与他通奸。朱熹没想到名妓严蕊竟然是个硬骨头，如何威逼利诱也不好使。朱熹来狠的了，直接严刑逼供，企图屈打成招，两个月内一直揍，差点没打死。严蕊比他更狠，打死我也不做污蔑人的缺德事儿。严蕊宁死不从，慷慨凛然地说，虽然身为贱妓，与太守有滥，罪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诬士大夫！这就是“圣人不如娼”的来源。事情闹大了，闹到了宋孝宗那里，最高领导看得明白，秀才争闲气，吃饱了没事儿撑的。朱熹不再管这个案子，由岳霖处理。岳霖是岳飞的儿子，他将严蕊无罪释放，除籍从良。苦尽甘来的严蕊后来嫁入了豪门，为某皇室宗族之妾。
朱熹虐娼事件多有存疑，诸多学者认为《夷坚志》纯属虚构，但又找不到虚构的直接证据。姑且不论事情真伪，我们清楚地看到朱熹在进攻政敌的时候采用了道德武器。唐仲友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启发，在进行反击的时候，也使用了道德武器。当时的小报的头条报道出了一则惊世骇俗的新闻——朱熹与儿媳妇通奸。中国最早的报纸叫“邸报”，推测大约诞生于西汉年间。西汉沿用秦代的郡县制，各郡都有京师设在当地的办事处，称为“邸”。每郡邸设有办事处主任，负责中央与各郡之间的政令信息传递工作。口头传递信息通常不准确，官方为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邸抄”，政令誊录多份，以书面形式传递到各郡郡邸办事处，渐渐演变成了邸报，宋代邸报叫“朝报”，明代叫“京报”。朝报由中央进奏院主管主办，一脸的严肃，有诸多禁忌，如灾害、军情、未经批复的奏章等等。《老学庵笔记》记载一个关于官员读报议论的故事。某日《邸报》头版头条爆料“岭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标题类似“岭南某市长落马，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内容写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评论新闻的官员中有人指出，此人必有背景。众官问其故，他说有结果才是真的调查，“正在调查”即是不调查。众官会意，呵呵一笑。宋代的邸报因有诸多禁忌，距离老百姓太远，不受欢迎，所以民间应运而生了小报。
小报报道的花边新闻、桃色事件、官场轶事等等，与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近，在民间大有市场，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舆论工具。官方为此曾一度打击民间小报等非法出版物。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正月，官方正式下令：“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曰小报，传播中外，骇惑听闻。今后除进奏院合行关报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当重决配。其所受小报官吏，取旨施行。令临安府常切觉察禁戢，勿致违戾。”这次朱熹遭到了小报的攻击，小报把理学大师朱熹描写成一色魔，先与儿媳妇通奸，又与唐仲友争风吃醋，打死了名妓严蕊云云。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唐仲友是幕后黑手，但要知道唐仲友的学派架势也很大，粉丝弟众也成百上千的。更值得怀疑的是，小报报道的新闻时间段就是唐仲友与朱熹相互进攻的时候。朱熹在强大舆论的压迫下，选择了辞职。
朱熹身上发生的事件与前文所叙述的欧阳修的事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皆是利用道德进行攻击和反制。剖开道德这层伪装能够看得出来，官员丢官无非是利益斗争的结果，要么是自身利益，要么是团队利益，要么是皇权利益等等，但在众多利益元素角逐的过程中，道德常常作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被各方政治高手利用。当年晋王赵光义担任开封府尹多年，在京城的政治势力日益强大，强大到赵匡胤为之侧目的地步。有朝一日他忽然驾崩，传位于子，恐怕地位难保。赵匡胤遂提出了迁都之说，以开封无险可守为由，主张迁都洛阳。这是有效削弱晋王势力的一招，一旦成功了效果将会极为明显。面对二哥的进攻，赵老三仅仅说了一句话，轻松化解了这场力量角逐，赵光义说安天下在德不在险。赵光义的话赵匡胤无法反驳，没有足够的力量驳倒他，因为人家高举道德的旗帜。我们一直视为崇高的道德精神，只不过是官场中的斗争工具而已。甭跟官员谈道德，他们之间只讲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