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在《诗品》中也非常重视体。他在评论许多诗人时，经常注意揭示他们的风格特色，在这方面发表了诸多精辟的见解，成为《诗品》的主要构成部分。他常常指出某家之诗源出某家，也是根据对各家诗歌体貌进行分析和比较而得出的论断。举数例如下：
(评张协)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
(评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
(评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
(评张华)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
钟嵘所谓体指诗歌的体貌、风格，如张协的华净，张华的华艳，都是。又如张协诗“巧构形似之言”，谢灵运诗也“尚巧似”，故称谢诗“杂有景阳之体”，这就更明显地从体貌上指出其源流继承关系了。从上引两例言，钟嵘的意思是说：张协诗的体貌是学习王粲作品而来；谢灵运诗的体貌，主要渊源于曹植，又兼受张协影响。《诗品》中有不少地方指出某家源出某家时，不直接运用体字，但实际也是独立从体来论说。如评阮籍云：“其源出《小雅》，无雕虫之巧。”阮籍诗直抒胸臆，质朴不假雕饰，风格与《诗经》的《小雅》相近，故说“其源出《小雅》”。可见《诗品》论前后诗人的源流继承关系，都是就其体貌而言。话如果说得详细一些，就是某家之体出于某家之体，有时还兼受别家之体的影响。
钟嵘在探讨前后诗人源流关系时的意见，未必都中肯，且时有简单化的缺点；但这些意见不是凭空发议论，而是根据对前后许多诗人的大量作品进行分析比较而得来的。上文说过，南朝文人创作拟古风气流行。既然在创作上重视学习模拟古代的名家名作，那么，在评论上着重探讨后代作者的作品体貌，主要接受前代哪些人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了。钟嵘在《诗品》中根据对各个诗人作品体貌的分析和比较，把诗歌分为源出《国风》、源出《小雅》、源出《楚辞》三系。《国风》一系中又分两支：古诗、刘祯等为一支，曹植为一支。《楚辞》系又分三支：班姬一支，李陵一支，魏文一支。这种分析论断未必完全妥当，但钟嵘根据体的分析比较来系统探讨历代五言诗的发展流派，是古代文论中的一个创举，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把南齐时代文章（主要为诗赋）分为三体，其文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至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其中第一、第三两体，分别为刘宋谢灵运、鲍照所开创；第二体导源于魏晋的傅咸、应璩，但此体喜欢“缉事比类”，大量用典，其近源实出颜延之、谢庄，此点参照钟嵘《诗品序》便可明白。刘宋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是三大诗人，对宋、齐、梁三代诗歌，影响颇为巨大。《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的三体，实际上就是这三大诗人所创立、提倡而形成的。三体不但标志着三家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在后世形成流派。《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云：晔“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又《梁书·伏挺传》载，伏挺“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从这类记载，不但可以看出谢灵运诗歌在南朝影响之大，而且可以看出当时作诗已流行以某一著名作家名加上“体”字来命名的习惯了。结合上文提到的鲍照《学刘公幹体》、江淹《杂体诗》等例子，更可以明了当时的这种风气。
除以作家名体外，当时还有以时代名体的现象。如《南齐书·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可见这种以时代名体的现象在齐梁时代也流行了。不过，永明体偏重声律，与泛指风格的“体”含义稍有区别。
梁代风行宫体诗，其倡导者是萧纲、徐摛。《梁书·简文帝纪》云：“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又《梁书·徐摛传》云：“属文好为新交，不拘旧体……转(太子)家令，兼掌书记，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宫体诗的风格特征是轻艳，内容题材多述闺房之事。故《隋书·经籍志》称：“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当然，这段话有所夸大，实际萧纲、徐摛、庾肩吾等人的一部分诗篇，内容并不全是流连于闺闱衽席之间。
风格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综合表现，因此风格与内容题材有紧密联系。如陶彭泽体多言田园隐居，谢康乐体多述遨游山水，就是典型的例子。江淹《杂体诗》所拟作家名下加两字注明内容题材，如“潘黄门（岳）悼亡”、“陶征君（潜）田居”、“谢临川（灵运）游山”、“鲍参军（照）戎行”等，更可见出二者的关系。但一个作家的作品，其题材毕竟比较广泛，除特长某种题材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题材。如鲍照诗除长于写从军外，还有不少其他题材。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是植根于多种内容题材上的，除主要或突出的题材外，还有其他题材。对宫体诗的内容题材，似乎也应作这样的理解。宫体诗的特征是轻艳，就体貌风格而言，符合于南朝文人运用体字的习惯。至于描写闺闱衽席的内容，只是宫体诗题材的突出方面，不是其全部。萧纲、徐摛等人的一部分诗篇，初唐诗人的一部分诗篇，其内容并不描写闺闱衽席，但其体貌风格轻艳或比较轻艳，因而都被称为宫体诗。
从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到，自魏晋至南朝，含义为体貌、风格的体这一概念，其内涵已经相当丰富和完备。就指陈对象而言，有文体、作家、时代、流派等区别；就专门术语来说，则有以作家命名的“刘公幹体”、“谢灵运体”等，有以时代命名的“永明体”（此体兼有流派性质），有以流派命名的“宫体”等等。唐宋以来，文论言及风格之体，大致不出此范围。
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有《论体》一段，据王利器先生《文镜秘府论校注》考证，系出自隋代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一书。文有云：
凡制作之士，祖述多门，人心不同，文体各异。较而言之，有博雅焉，有清典焉，有绮艳焉，有宏壮焉，有要约焉，有切至焉。夫模范经诰，褒述功业，渊乎不测，洋哉有闲，博雅之裁也；敷演情志，宣照德音，植义必明，结言唯正，清典之致也……至如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标；语清典，则铭、赞居其极；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论要约，则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则箴、诔得其实。凡斯六事，文章之通义焉。苟非其宜，失之远矣。博雅之失也缓，清典之失也轻，绮艳之失也淫，宏壮之失也诞，要约之失也阑，切至之失也直。体大义疏，辞引声滞，缓之至焉；理入于浮，言失于浅，轻之起焉……故词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体，随而用心。遵其所宜，防其所失，故能辞成炼核，动合规矩。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刘善经论体，指文体风格，他把文体风格分为博雅清典等六大类型，而以颂论等十二种文体分别与之配合。其议论与《文心雕龙·定势》颇为接近。他叙述六类风格的特征，写法又与《文心雕龙·体性》相近。他不但叙述六体的特征并指出它们容易产生的缺点，这种议论大约受到《文心雕龙·明诗》以下十篇中“敷理以举统”等项内容的影响，并且也使用了“大体”这个词语来指文章的体制风格。总之，刘氏论文体风格，虽然没有太多发展．但概括得相当明确具体，立论较为完整，可说对前此的文体风格论进行了总结。
唐代诗歌创作繁荣，诗论中言及体的颇多，也常常是指作品的体貌风格。论说前代诗歌有建安体、永明体、齐梁体、宫体、徐庾体等名。大致都是根据作品体貌特征立论。皮日休《郢州孟亭记》云“明皇世章句大得建安体”，是说盛唐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优良传统，富有风清骨峻的风貌。永明体、宫体、徐庾体等名称，都沿袭南朝。齐梁体指兼受永明声病和梁代宫体轻艳诗风影响的体貌。对唐本朝诗歌，也常用“体”字。如杜甫《戏为六绝句》诗有“王杨卢骆当时体”之句；白居易、元稹的一部分诗歌，当时称为“元和体”。“体”都是指诗歌风格特色而言。初唐李峤在《评诗格》中说诗有形似、质气、情理、直置、雕藻、影带、宛转、飞动、清切、精华十体，即十种风貌。盛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中说，“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体也均指风格。中唐皎然《诗式》将诗歌分为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城、闲、达、悲、怨、意、力、静、远等十九体，每体各作简单说明，则比较偏重思想内容的特色。到了晚唐，司空图把诗歌风格分为二十四品，对诗歌风格的探讨更趋细密，只是并没有使用“体”这一名词。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有《诗体》一个专篇，列举各种诗体名目最为繁富。其中一部分是从形式格律来区分的，如四言、五言、七言、古体、近体、绝句以及乐府歌行、杂体诗等。这是属于体裁样式上的分类。另一部分则是着重从风格来区分的，其中又分三类。第一类按照时代来分，有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盛唐体、元和体、元祐体等等。第二类按照作家来分，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少陵体、太白体以及东坡体、山谷体、杨诚斋体等等。第三类大致上是按照流派来分，有边塞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等等。其中不少名称，过去早已习惯运用，如建安体、永明体．元和体、陶（彭泽）体、谢（灵运）体、徐庾体、宫体等等。严羽把它们归纳集中起来，做系统介绍。作为风格意义的诗歌的各种体，在《诗体》中大致都归纳进来了。因此严羽此篇可说是一个总结。稍后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介绍“诗体”颇为详细，其上卷即抄录《沧浪诗话·诗体》，大约即因严羽所论较为详备之故；下卷介绍其他诗体，均从体裁、样式方面区分。严羽对辨别诗歌体制非常重视，他曾说“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答吴景仙书》）。后来有的诗论家受其影响，对辨体一点也颇为注意，明末许学夷更有《诗源辨体》专著，着重论述历代名家诗歌的体制风貌。但总的说来，元明以来文人论文体、诗体，多数从体裁、样式、格律方面进行探讨，论风格之体者较少，也无其新意，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体在我国古代文论中，不少场合是指作品的体貌、风格，它不但标志着某种文体的特殊风格，而且更多地标志着一个作家或一群作家的主要创作特色，在文学史上形成流派，甚至成为某一时代创作的主要倾向，成为时代风格。接下来关于魏晋诗体流变的论述正是在这一“体”的含义上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