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这个词，包括三层完全不同的含义。首先，它表示没有怨言、不生气，没有不满情绪地长期等待的行为或品质；其次，表示默默地忍受苦难、对灾祸泰然处之的能力或行为，或者说镇静自若的忍耐力；再次，也可以作为坚韧的同义语使用。显而易见，这一组性格在中国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国人的各种特性，我们不能将它们分隔开来独立地进行考察，否则对其就不可能有一个全面了解，尤其是对“忍”与“韧”这种特性的考察。中国人的这种特性，与他们的“不紧不慢”、“漠视时间”以及最能体现中国民族的“忍”与“韧”品格的“勤劳刻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国人口稠密，生活降到了最低水平，实在是名副其实的“生存斗争”。要想活命，就必须要有生活资料，于是人们都竭尽全力去争取。可以说，中国人已经“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
极度的贫穷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并不会使任何人变得勤劳刻苦。但是，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被赋予了勤劳刻苦的天性，那么，贫穷和生存斗争就会使这种天性得到最有效的发展。同样，作为中国人重要特性之一的节俭也将得到发展，而且，还会发展出“忍”与“韧”的品格。
猎人和渔夫懂得，他们的生计靠的是行动的诡秘和谨慎，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无论他们属于“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蛮的”种族，他们必然是诡秘、机警和有耐心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谋生条件，常常是最为恶劣的，因而他们学会这种方法，即把最发达民族积极性的勤劳与北美洲印第安人消极性的忍耐结合起来。
中国人甘愿为很少的报酬，长时间地干活，因为对他们来说，报酬再少，也比没有要好得多。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的勤劳刻苦自然会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但是，中国人则不这么认为，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勤劳刻苦并不一定能产生那种效果。所谓“自然”是指条件适宜时，就必然产生这种结果。
不消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五百人，这样的条件不利于验证下列格言的：“勤劳和节俭是幸运儿的双手”。然而，只要能拿到报酬，中国人总是满足地辛苦劳动，而这种满足，也正反映了他们“忍”的美德。
据已故的格兰特将军所述，在他环球旅行归来的路上，有人问他，在他所遇见的事情当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他碰到的最奇怪的事情，是一个犹太人输在了一个中国小商贩强劲的竞争力之下。
这件事情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都知道，犹太民族的品格，已经获得了最令人惊愕的成就，但是，犹太人在全人类毕竟只占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却在地球总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输给中国人的那个犹太人，与其他的犹太人在本质方面没有什么不同。虽然竞争者在身份上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哪个犹太人与中国人竞争，其后果大概相似，因为实际上可以肯定，那个成功的中国人，与其他几百万个可能处于相同机遇的中国人也无本质的不同。
中国人的韧性是世界超群的。如前所述，一位中国书生参加科举考试，一年不行再一年，直到九十岁才如愿以偿。他的坚持并不是为了报酬，而且也不可能有报酬，证明的只是其超凡的韧性。这类似于鹿的飞跑能力和鹰的敏锐视力，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天性。即使是商店门口最卑贱的乞丐，身上也有着类似的品性，为了讨到一个铜钱，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纵然不受欢迎，但是他的耐性不衰、韧性不变。
在我们的眼中，毫无怨言的等待、默默地忍受，是中国人“忍”的主要表现。据说，检验一个人真正品性的方法，就是研究他在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如果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就给受考验的人以好处，“温暖他，烘干他，填饱他的肚子，让他成为天使一样的人”。
在当代文学中，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没吃饭的英国人，就像一头失去幼崽的母熊一样危险。这种情况，对于不列颠岛的居民和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适用的。由此可见，当我们拥有所值得自豪的文明之时，首先还得填饱肚子。
笔者曾经看到大约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其中多数人走了几里路，去参加一次宴会，结果遇上了可怕的令人失望的事——宴会原来订的是十点钟开始，许多人把它当成这天的第一顿饭，都没有吃早餐，但是，宴会并没能按时开始。
等宴会终于开始了，本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是又来了许多人。于是，先来的人只好饿着肚子站在一边，伺候那些宾客。后来的人津津有味地吃着，细嚼慢咽的吃喝气度，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看起来比我们要高雅得多。先来的那些人如此长久、如此耐心地等待着，出乎意料地又来了一些人，必须再行延迟。
这一百五十位遭受无礼对待的人，会怎么做呢？如果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只是“基督教国家”的其他公民，我们就很清楚他们会做什么。他们肯定会一直带着难看的脸色，直到在下午3点钟坐下来就餐前，大发雷霆，对周围的人咆哮。他们会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一封“连用五个‘现在，先生们’”的抗议信。
然而，这事发生在中国，一百五十位中国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不仅没发脾气，而且非常诚恳、礼貌地服从主人反复的调遣，他们的等待好像无足轻重，早吃晚吃都是一样的。读者可否知道，西方文明中，有哪一种伦理能够经得起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呢？
中国人忍受痛苦，不仅靠毅力，而更难做到的是靠耐心。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询问一个外国医生，他的视力能否恢复，并且坦白地补充说，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用再为治疗眼睛操心了。当医生仔细检查后，很遗憾地告诉他不可能恢复时，这个人却回答说：“这下我也安心了！”他这样说，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无可奈何，更不是出于绝望，而只是一种能使我们“忍受痛苦”的品格。
我们认为，烦恼是现代生活的一大害事。刀不怕用，就怕生锈，而烦恼就像侵蚀刀刃的铁锈。中国人具有不会烦恼的天性，这是他们的一大幸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就整体而论，没有深重苦恼的人是比较少的。中国的老百姓，时常遭受周期性的干旱、水灾、由此引起的饥荒、诸如打官司这样的社会麻烦事，以及由某种不确定因素而导致的更令人担忧的灾难，但是出乎观察者的意料，人们好像并未觉察到这些大烦恼。
一个中国人的土地、房子和妻子都被人夺走了。我们问他以后会怎样时，通常的回答就是：“再没有太平日子过了！”“事情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谁知道？”“也许早，也许晚，但麻烦肯定少不了的。”既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无限地忍耐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给外国人造成最深印象的是，上述各种灾难降临时，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忍。不幸的是，这些灾难在中国的所有地区都可能见到。外国人最熟悉的那几个省份，几乎从来也没有完全摆脱过水灾、旱灾和饥荒。1877—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几百万数不清的人们遭受的痛苦，让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
当时，黄河水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地区造成的灾害是无法计算、难以想象的。几个不同省份最好的地区都被毁坏了，肥沃的土地变成了一片黄沙地。数千个村庄被冲毁了，死里逃生的灾民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失去了希望。
大群的人突然家破人亡，被迫无视政府的统治，铤而走险，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自我求生是自然界的首要规律，这些人毫无预防地陷入饥饿之中，求生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难道不应该联合起来，强迫那些有粮食的人，给这些无食者饭吃吗？
在一些大城市，贫穷的受难者最为集中，政府确实按一定方式施与了救济，但是，这种救济是有限的，时间很短，并且不会提供任何药品，即使是重灾民。对于遭灾严重的人们，政府确实做了一些事，然而却显得非常的微不足道，对于灾民们以后的生活，政府从没有想过。
对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是无所作为的。人们寄希望于减免赋税，即使这样的要求，通常也是得不到应允的，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请求，让他看到自己确实没有东西可以来交赋税了。
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没有面包，就要流血”的革命口号是熟悉的，所以很难理解中国的状况，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摧毁的地区流浪，也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要求救助。或许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总能勉强做一些事情，也算是开了个好头。如果地方官不能“安抚”百姓，他就该被撤职，调任其他的官员。
然而，当我们反复地、执拗地询问中国人，在大饥荒时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行动呢？“不敢！”我们得到的答案始终是这个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与其饿死，还不如起来造反被杀死，管它正义与否呢。回答仍是同一个词：“不敢，不敢。”
中国人之所以不采取这种做法有两点原因：一是他们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凭着一种本能，感觉到这么做是徒劳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二是他们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最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能够轻易地夺取富人装不下的粮食，但是人们都不那么做，偏偏让自己默默地饿死。
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他们见得太多了，就像一名老兵无视战争的恐怖一样，显得无动于衷。那些忍受苦难的人们，已然准备终生面对灾难，尽管与灾难之间还有点距离。灾祸临头，默默承受，像是不可避免、无法医治似的。
如果他们能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可以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会这么做的。如果灾难让一家人不能在一起，他们会各自寻找生路，等待着日后相聚。如果得不到救济，整队难民会冒着严寒，跋涉千里，一路乞讨，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收成较好、劳力需求较多、较能容易维生的地方。等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又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尽管泥地还无法承受耕畜的重压，但是他们也会想办法在泥土中挖出一条条小沟，熟练地撒上一点儿麦种，然后重新去乞讨维生，直到庄稼收割的时候再回来。如果天公作美，他将再次成为农民，不再作乞丐，但是他心里明白，破产和饥饿是不会永远一去不复返的。
坚持灵魂不灭说的人，爱用的一个有力论据是：最优秀的能人，在今生时常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这个论据确凿的话，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举世无双的忍，肯定有其更崇高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去忍受生活的苦难和被活活饿死。如果历史的忠告是适者生存的话，那么一个民族具有“忍”这种天赋，又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后盾，它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