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1)
你们都说中国的坏话，无怪我要多说几句中国的好话。钱穆一开始就说清楚，他要替中国历史辩护。中国有世界上最宝贵的价值观，中国有最开放的政治环境，中国的守时讲法，中国历史不是封建社会……这些观点不仅外国人会质疑，就连我们自己恐怕也不跟尽信。但看完钱穆的话，却又不得不信。
一 答史学疑惑
假如中国独立富强了
“假如有一天，中国人又独立自由了，国势兴隆，幸福康乐，过着舒服痛快的日子，那他们将怎样打算呢？他们会又想做些什么呢？”
钱穆先生耳闻目睹了中国上个世纪百年来的遭遇：先是受人压迫，后又自相斗争，可谓内忧外患、痛苦已极。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出了上面的疑问。这个问题似乎就是在问今天的我们，他所说的“独立自由”、“国势兴隆”，不正是我们的今天吗？我们有什么打算，又想做什么事情？
或许，我们今天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不知道钱穆老先生，对今天的中国会不会满意。在他看来，要知道后来的中国人，也就是我们会做什么，就要看中国文化本来是在向哪一条路走，也就是我们国家民族文化内在的性格。
中国文化传统有它的希望和目的，只是隐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这五千年的历史，犹如一段生命。如果将一个人的生命分段来看，我们可以说他的第一时期是幼年在家期，第二是青年求学期，第三或是从事革命期，诸如此类。通过对他前期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曾希望做些什么，又完成了哪些。钱穆也将中国文化史分成几期，来看它循着哪一条路走。
钱穆把中国文化从有史起到他生活的民国止，分为三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现在则是第四期开始。这样的分法，也基本符合我们对历史的把握习惯。
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比较，好像两种赛跑。中国是一个人在跑马拉松，而欧洲则像是接力跑，一面旗从一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人，不断替换。从欧洲的历史来说，那面旗先由希腊人传递给罗马，再由罗马人传给北方民族，现在是在拉丁条顿民族手里。还有人认为，说不定那面旗会由斯拉夫民族接去。而且这面旗，并不是欧洲自己原有的，是从埃及人手里接来的。
所以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从时间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至终的跑，而欧洲是多人接力。第二，就空间来说，欧洲文化，从希腊雅典，向四周发散。后来罗马代兴，文化中心便搬到罗马，由罗马再向四周发散。因此他们的文化中心，也从一个地方另搬到别一个地方。到近代列强并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方，再由这几个中心各自向四周发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个中心向各方发散的形态。而且这些文化中心，又常迁移，就造成了文化中断的现象，在这里告了一个段落，然后在别处再来重演。
钱穆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但是在中国文化分析上，他的说法比较中肯。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一摆开就在一个大地面上。
如当时齐、晋、秦、楚各国，散居四方，而文化水准一般都很高，而且可以说是基本上是一色的。当时的长安，是汉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比较集中，但不是那里是汉代文化的泉眼，我们很难说某一地点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而欧洲文化则由一个中心传到另一个中心，像希腊传到罗马，再传到东罗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几个中心变换存在，也就有地域性，而中国文化则没有地域性存在。
把西方文化来和中国文化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到底是怎样的脉络。中国文化的第一个时期，没有地域性，并且一直延续，薪火相传，慢慢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钱穆所说的第二时期的最大贡献，也是一个传统的政治体系。钱穆专门从汉、唐、宋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政策、兵役制度等方面来讨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大的架构。并认为，汉代的政治政策，是“极敦厚，极笃实”的，它的地方政权建设得最出色，而唐代的中央机构最像模像样。宋以下，一切政治社会规模，都逃不出汉、唐成规。钱穆并大胆地推断，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依然逃不掉汉、唐规模，在政治的一统性、社会的平等性方面，汉、唐的大规模永远值得我们研究。
第三个时期中，也就是从宋到晚清这个阶段，有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大大发展了。在文化方面，一直到晚清学者，也没有在先秦的思想之外有新的创见，仍然继承着第一个时期的思想而发展。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学术文化就此停止前进、难以进步了。在钱穆看来，这只是因为先秦的思想本来就已经很完备，也很凝练。后人所做的，就是将先秦中的种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不断运用到人生当中。比如儒家的学说，就被世代儒者不断地探讨，深挖儒学可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也就是说，我们第三时期的人，在高度不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前代所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个时期，也就是我们今天了。钱穆说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钱穆不排外，但是他不主张近代人将政治、社会一干的希望，都放在外国人身上。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这样才有生机。
“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只有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
历史注脚：
秦汉定制
秦、汉、隋、唐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政治武功、社会经济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而秦时的中国，已相当于近代人所谓的“现代国家”了。秦以后，两汉、隋、唐，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政治和社会的组织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这在个期间达成。我们总觉得，中国到现在为止，学术思想方面还没有超出先秦，政治社会方面还没有超出汉、唐。
中国不高兴
钱穆还在他那个时代里遥想假如有一天中国富强了、独立了、有名分了，会过怎样的日子，转眼今天就是老前辈们指望的“出头之日”了，奥巴马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发表致辞：“中美关系将塑造21世纪”，看来，中国真的是强大起来了，至少在强大的路上。
时下有一本书叫做《中国不高兴》，有点“本大爷不高兴，后果很严重”的黑色幽默，这是一种强国之声，令人欣慰的是，有更多的人能够理性地对待《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号召大家不要“妖魔化西方”，这种相互争论，开诚布公地驳倒对方的新气象，或许可以作为“家祭无忘告乃翁”时候的好消息吧。
天下大同：最宝贵的世界观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之一，中国人不过是世界中的一种人。用现代眼光去看先秦中国人的生活，似乎他们闭关自守，和外国人老死不相往来。但几千年前的古人，是很难接受几千年后的我们这样的责备的。因为在中国古代，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这一块大地是一个国，而认为它就是天下，就是一个大同的世界。
先秦的封建小国，似乎微不足道，后来被秦统一。其实在它们都曾有很长的历史。像卫国，国上虽小，亡于秦时，它已有九百年历史。九百年对于现在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长久古老的。其余像齐、楚诸国，也都有八百年左右的历史。
中国当时的四境，东南临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漠。《中庸》上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在当时，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天下了，他们所能知道的任何地方，同是一天下，同在整个世界之内。在这视听耳目所能及的范围内，文化也已臻于大同。
在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单位，世界上就只有中国人和中国。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也即是世界主义的。它不只想求一国的发展，也不只想一步步地向外扩张势力。《易经》中有“可大可久”，中国文化可大，也可久。
西周王室覆灭之后，周王室所分封的诸侯们，逐渐形成一个坚强的同盟团体。在名义上，他们仍服从共主周天子的尊严。在实际上他们保存封建文化，压制消灭各地游牧的文化骚动与威胁。这就是所谓春秋时代的霸业。但春秋列国君卿大夫，同是贵族，在各自的领土上拥有特权，因此他们只能做到国际联盟，就再也不想往下走了。但平民学者兴起之后，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他们更能接受天下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因此，这些平民学者从国际联盟，进一步而求天下一家。
而这里所谓的“平民学者”，也就是诸子百家了。诸子百家常常在各国间周游活动，当时称为“游士”，也就是说他们是流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那些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并不是他们看重的，因此而造成秦汉以下中国的大一统。
孔子的祖先商朝之后宋国的贵族，后来逃往到了鲁国。但孔子一生，并不抱有狭义的民族观念，从没有想过灭周复商的念头；也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并不曾对宋国或鲁国特别地忠心；更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他只想行道于天下，得道于全人类。孔子就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又比如墨子，他的国籍和出身至今不明，后人只知道他一样是一个没有狭义的国家观和阶级观的人。庄子、老子，就更没有所谓的国家观、阶级观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中的这一套修齐治平，形成封建伦理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而平天下，就是当时的人所抱有的天下观。到秦始皇时代，真成天下一家了。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在一个大的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和平幸福的社会。
和西方基督教只讲未来天国，而不注重现实世界不同，孔孟诸子所信仰的，是现实人生，而不在求未来和出世。对于当时的四夷外族，中国的文化也是敞开的，只要能交流，就欢迎他们进到我们疆界里面来。中国那时的农业文化，还没有办法推进到沙漠、草原、高山地带去，因于生活的方式不同，而文化是不能勉强相同的，没有方法来让外族也接受中国人理想的生活和文化，暂且求得和平相处就行。
未来人类世界的前途，是该永远分裂还是该融和相通？我们都认为，世界是应该和谐相处的。因为钱穆说，未来的大同世界，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因为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民族偏见，能在一个文化大理想下，融通各地域，调和人群。所谓超前的“地球村”，在我们先秦时代，便已经存在了。
历史注脚：
一个半民族主义者
钱穆说，在战国时总共只有“一个半”学者，抱有狭义的国家观念。一个是楚国的贵族屈原。但屈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文学家，他想尽忠楚王，没想到却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因此他愤懑自杀了。从文学家的性格情感上来看，屈原也未必是一位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另外半个是韩非，他是韩国贵族，先也有强烈的国家观念，但他到秦国以后，意志就不坚定了，所以只能说他是半个。
孔子出国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晚年感觉到，文化衰颓的振兴以及社会风气的挽回，还是出国吧！这个出国，不比现在是好事，那时出国是很痛苦的，他当时还不是坐船出国，而是乘桴。古代交通不发达，把一根大木头中间挖空，就成为“桴”了。当时江南一带是用木筏、竹筏；在北方多半用桴。他感叹地说，万一自己在中国无法传道，无所作为，那只好做个独木舟，到海外野蛮的地方归隐，默默无闻以终此生。到那时候，大概子路还会跟我一块儿走吧？
《史记 孔子世家》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齐国送给鲁国歌妓舞女，“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孔子便一气离开鲁国而进行世界大串连去了。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苦苦守着一棵大树（自己的家乡）那样的情结是没有的，整个天下一家，四海也可为家。
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