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需要细看 (4)
汉代地方长官对自己的掾属还有任用权，但到了唐代全集中于中央吏部。唐朝把州县多分级次，由下到中，由中到上，但是升了几级等于没升。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灵活。由县令升郡太守，便是二千石，和中央九卿地位同等。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较高。唐代迁调虽速，但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在官品中渐分高低，影响行政效力。
汉代丞相为政府最高首领，副丞相即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御史大夫职权，不仅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时并监察及皇宫之内。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个独立之机构，监察权脱离相权而独立了。
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监察中央的称为“分察”，监察地方的称为“分巡”。德宗时，尚书六部每两部各设御史监察一人，即分察。当时全国为十道，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最后称为观察使，即分巡。这些到地方上的人，名义上是巡察使、是中央官，实际上则常年停驻地方，成为地方上更高一级的长官。
比如今天教育部派督学一类的官职到某区域去视察大学，这个督学的地位并不比校长大。他的职务，仅在大学范围内就指定项目加以视察。但唐代则犹如教育部派督学在外，停驻到了大学里，该地区各大学的校长，都要受其指挥，这无疑是降低了各大学校长的地位。
钱穆认为，唐代监察使，压抑了府县地方官。本来只有二级的地方行政，而后来却变成三级。假使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度使在他监管的地域内，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留用人才，于是便形成“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重用武人，便形成军人割据。
唐玄宗在位时期，一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北方诸道权力更加集中，经常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
安史之乱后，割据局面更加强大，起先是想中央集权，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却是有的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咬中央一口，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清朝。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但又有总督巡抚，长期驻扎地方，其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导致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到后来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中央也便解体了。
对于这种现象，钱穆认为，中国土广民众，必需统一，但是不宜于过分中央集权。如果地方没有了权力，往往会让中央养虎为患，形成藩镇这样的“肿瘤”，最终葬送一个大国。
历史注脚：
汉代地方政治
汉代的地方共分两级：即郡与县。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汉代郡长官叫太守，俸禄二千石，与九卿同等。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并不是降级。当时全国一百多个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会让人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藩镇
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
租庸调到两税法：经济从计划到自由
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地，到了一定的年龄仍缴还政府。在授田时期，向政府缴纳租额。唐代的租额，则仅为四十税一，比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惠。“庸”即是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比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就是各地将当地的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征收丝麻织物。
虽然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定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然而这一制度，从北魏时起就难以维持。钱穆认为这主要是因大门第豪族拥有大量土地。另外租庸调制要推行，还要靠整顿帐籍。有多少人口、多少成年要受领田地，这些都需要政府做大量的统计工作。某一家的年老者已经过了六十，但是他的名字没有销去，或者小孩子长大了，没有添列新丁。这些偷懒马虎是难免的。然而这些小小的疏漏，便是此后租庸调制失败的最大原因。
租庸调制，其用意近似现代的计划经济。这要照顾到、计划到全国每个家庭、每个壮丁。近代交通方便、消息传递也灵活多了、印刷容易、统计科学，但是都感到计划起来有困难，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户口登记逐渐错乱，租庸调制就无法推行了。迫不得已，改成了两税制。
唐代的两税制是当时掌理财务的大臣杨炎在唐德宗建中元年提出的，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故称两税，这制度一直沿袭到现在。
两税法与租庸调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两税制不论户籍，以居住地收取。这样一个人想从湖北搬到北京，也就自由了。另外，政府根据实际有的田亩收租，先前的庸和调这些也不要了。政府不再授田，民间允许自由兼并，一直到清代都是如此。
但是两税法也有弊端，租庸调制三个项目各有用意，分得很清楚，两税法归并在一起，虽说手续简单，后来人们就渐渐把原来税收的来历忘了，遇到政府要用钱用人，不免产生乱收费的现象，这是税收项目不分明的弊端。更重要的弊端在规定租额方面。
历来全国各地租额，由政府规定，向来是一律平均的。但两税制便把这一传统废弃了，这也就导致钱穆所说的政府对明年的经济没有规划，不知道会有多少税收。以前是定制税额，财政上也好量入为出，但两税制之规定田租额，则像是量出为入。两税法的税率是根据上一年来的，其中省略了很多手续，就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而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了。
如果某一地户口减少了，垦地荒旷了，但政府则还是把硬性规定下来的征收额平均摊派到现有的垦地和家宅上。分母没有变，但是分子少了很多，各家的负担也就大了。由五家来摊分十家的负担，这岂不凭空增加了他们一倍的租额吗？于是穷者愈穷，只有继续逃亡，到最后谁也留不下，只得都逃亡了。逃户迁到富乡，富乡的户口增添，垦地也多辟了。但那一乡的税额也已硬性规定下，于是分摊得比较更轻了。
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如是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比如一个蚕农交两匹布很容易，但是要他交一百个钱，就要卖掉不止两匹布，商人从中获利，农民的劳动更减价了。
钱穆认为，从租庸调到两税法，最大的损失是政府方便管理，牺牲了传统相沿的土地平均分配的经济理想，失却为民制产的精神。这直接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汉代自武帝创行盐铁政策，从经济上层保证不让民间过富，政府却并未注意到下层贫穷。虽然汉代田租很轻，但穷人还是很多，甚至被逼得出卖为奴。而唐代前期的经济政策，保证不让民间有穷人。政府并不设一个富的极限，商业自由，不收税。而每一穷人，政府都设法授田，使其可以享受水准以上的生活。待成两税制，茶盐各项也都一一收税，便又回到了汉代。
历史注脚：
租庸调的合理性
唐代租庸调制，整体上是一个畅通、人性的制度。人人有田地，自然也就有能力向国家完粮；耕地的壮丁，可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有丁有田，也就有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征收一部分丝麻的赢余，也不为病。这一套赋税制度是有假象的基础的，也是符合人民生活实际的。
先秦的赋税制度
先秦赋税多以“贡赋”的形式存在。商代臣民向国君进献的财物称为“土贡”。西周土贡有皮帛、宗庙之器、绣帛、木材、珍宝、祭服、羽毛等九类，称作“九贡”。此外，还有军赋。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新的赋税制度。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按土地面积征收实物。战国时，各国赋税制度不一，不能一概而论。
安史之乱坏在外国兵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情急转直下，由盛转衰，从此艰难度日。而安史之乱的出现，与唐朝的兵役制度是分不开的。
唐以前，中国兵役制度是兵农合一的，经济与国防武装紧密联系。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生产集团同时也是武装集团。而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武装团体是主体。所以是全兵皆农。把武装集团变成生产集团，每个军人都要种田，却并不是要每个种田人都当兵。这一制度，从北周苏绰创始，很适合中国国家大，户口多，不需要全农皆兵的国情。全兵皆农，不是军人坐食国家的饷粮，他们自食其力，在当时称为府兵。
军属可免租庸调，这是成为府兵的优待政策。但此外一切随身武装，则是军人自办。这样的人家集合上一千二百家，便成一个军区。府的数目，时多时少。唐代全国共有六百个到八百个府。假定这八百个府都是中府规模，全国便有八十万军队，最少也有四十万。这八百个府的三分之一，分配在中央政府附近，即山西函谷关以西、长安附近地区。其余三分之二，便分布在全国，山西和边疆又比较多一些。其他地区有一州只有一府的，或一州并无一府的。
钱穆认为最妙的是，这几十万的军队，不要国家一文钱、一粒米，因为他们自己有田有地。他们可以一面保卫国家，一面还自立生产。
府兵从二十岁才开始服役，每个府兵到中央首都宿卫一年，叫做上番，此外都在本府，农隙操练，农忙则停。若遇国家有事，则全国各府均可抽调。至于军官，则来自十六个卫，的大将军。有事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待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唐代养兵，既不花一文钱，不费一粒米，而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除却战事外，也不统带军队。武官立功，以勋名奖励。《木兰词》所谓策勋十二转，勋位也是一级一级升上的，这不是升官，而是升勋。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最高的在朝做大将军，多数还是回家种田。唐代就根据这个府兵制度来统治全国，同时向外发展，变成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后来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样的惨剧，这是在哪一环上出了问题呢？
一方面，武将的荣誉地位没有了。因为武将一般都回去做了小兵，但是仍有荣誉，政府要员有时还要派他去服力役，给差唤，勋位不为荣而转为辱。武官的勋名被人看不起，军人的地位也就堕落了。
另一方面，政府刻意开边，开边需要防戍边疆的军队。这样一来，本来可以复员的人，又要去戍边，交替轮番的不送出去，第一批要想复员也复不成。那些原本家庭殷实的府兵自带的绢匹财物，都交给边防管理员，存放在储藏室。管理员故意叫士兵们作苦工，处处折磨，希望他们死了可以谋得存放的财物。杜甫诗说：“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就是说军队没有复员也没有休息了。于是府兵怕到边疆，在本府先自逃亡。出外不返的，也没有后代了。后方兵源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就临时买外国人当兵，就这样，慢慢边疆上逐渐都变成了外国兵。
安禄山、史思明，是中国的边疆大吏，身上本来有国防重任，安禄山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是外族，钱穆分析认为，唐代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这便让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大量使用外族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变成了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一个帝国也就坍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