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回来中国，住过几个月之后，便喊：‘寂寞呀，寂寞呀，好似住在沙漠里似的，这回非回去不可了！’可是，他离开中国，不是到欧洲各国去流荡，便是又到日本住下了，终于没有回到俄国去。”
爱罗先珂虽有普通一般诗人的敏感，但他的心灵却是脆弱的。所以他受不起俄国的大风暴，没有正视革命的力量，只能到处流浪着，到民国十五年，我忘记了月日，总之有一天，鲁迅先生忽然告诉我：
“爱罗先生回到俄国去了。”
“怎么，来信了么？”
“巳经死掉了。”
“你怎么知道呢？”
鲁迅先生答：
“一个日本朋友来彳目，说他在日本呆了一些时候，又是寂寞呀，寂寞呀天天喊，最后终于下了决心回到俄国去了，可是，他不赞成俄国共产党的做法，于是不明不白的死掉了。”
“他大约反对俄国共产党吧？”
“我想是的！他主张用和平建立新世界，却不料俄国还有反动势力在与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当然要用武力消灭敌人，
他怎么会赞成呢？结果他就被作为敌人而悄悄消灭了。”
事实是，爱罗先河也难于长久活下去，以他那样的敏感和脆弱的心灵，只宜于坐在象牙塔里作预言的喇叭。一与现实接触，他的象牙之塔就非崩溃不可，那怕现实就是预言的兑现，他也难于承认了。——除非他于敏感之外，还有一付正视革命的力量。
有趣的会谈
民国十三年冬天，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从哈尔滨请来一位俄国教授，名谢利谢夫，这人好像是白俄，思想糊涂得很。但他的世界语，却是透熟，无论讲话、写文，都很流利。
他到北平后不久，也慢慢探听中国的作家。当时别人灌输他脑子最深的，是鲁迅。因此，他时时想会见鲁迅。
这意思，他通知了学校教务处陈空三先生，陈空三就同我商议，要我带利谢夫去会见鲁迅。
有一天，我同鲁迅先生谈起，鲁迅先先说：
“好的，不过不一定请他到家里来，随便在什么地方谈谈都可以。”
这意思，是不愿意我带那俄国人登门拜访。我当时就说：
“那么，到东安市场去，我请你和谢利谢夫吃晚饭。”
“今天么？”鲁迅先生考虑他自己的时间。
“就今天罢，你从家里直接去，我到学校去约他。谁先到谁等着。”我便拿起大衣、帽子，预备先动身，恰巧，孙伏园、章衣萍来访鲁迅先生了。此时，鲁迅先生手里也拿起围巾，先进来的衣萍说：
“怎么？你们出去么？”
鲁迅先生笑了，又放下围巾，他说：
“有麟要请客，难得的机会，一块儿去东安市场罢。”
伏园“啊”了一声，又幽默起来：
“要作陪客也未尝不可以。我们俩是预备找地方吃饭呢。”说得大家都笑了，我便要他们三位一块儿走，我跑回学校去约谢利谢夫。
谢利谢夫意外了，他认定要拜访一位名人，最好先期约定。然后再照了时间去赴约，比较客气些。我晓得他的白俄脾气又发了。便告诉他这就是同鲁迅先生约好的时间，所以要马上就去，在他明白了马上非去不可之后，便手忙脚乱起来。要洗脸，要擦皮鞋，要换衣服，要给头上打油。然而，无论怎么弄，总是不满意。是我催的次数太多了，他才随我走下楼，早已雇好的街车，将我们一直送到目的地。
鲁迅、伏园、衣萍早巳坐好在约定的饭馆里，我进门后，将谢利谢夫一一介绍过，即刻声明我的世界语还没学好，不能任翻译。但当场又没有人懂得俄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于是鲁迅先生吃惊了。
“是客气？还是真的？我们谁也不懂俄文。”眼睛一直瞪着我。
“我只能听得懂，我却讲不出。”
伏园笑起来了，问我谢利谢夫能不能讲英文，如果能讲英文，就要衣萍作翻译，章衣萍虽然摇着红脸的头，但我还是问谢利谢夫能不能讲英文。
然而，谢利谢夫也不懂得英文。
他说，他能讲德国话，日文也能对付。我才高兴了，因为我晓得鲁迅先生能讲日本语，日文也可以对付，于是将这意思向鲁迅先生与谢利谢夫说穿，要他们直接去谈话。
鲁迅与谢利谢夫开始谈话了。谢利谢夫开口的是德语，他以为鲁迅能懂德国话。鲁迅讲出的，却是日语，他以为谢利谢夫能懂日本话，两人都选取了自己的熟悉语言而应用。无法顾到对方对另一种语言，听觉的能力，这会谈，是干干脆脆失败了。谢利谢夫噘着嘴，摸起他的长胡子。鲁迅先生皱起眉头，拼命在抽烟。本来说不好世界语的我，不能不用世界语再维持扬面。
吃饭间，谢利谢夫再不问鲁迅先生对于俄国革命的意见，对于雷昂托尔斯太的意见，他一心一意地选取着他最可口的菜，只愿吃。鲁迅先生也再不讲日语了，他应了伏园指斥侍者将手指甲放进汤盘里的事，讲起卫生论来，他说：
“在中国饭馆吃东西，你无法讲求清洁的。除非不要吃。我有一次，也是在东安市场吃饭，好像是与马先生罢，发现菜盘里一个苍蝇，便把茶房喊来，问他：‘那是什么东西？怎么可以给人吃。”不料茶房将苍蝇用手指夹起，在他自己眼前一晃，一下放进嘴里去，还说：‘不是苍蝇，不是苍蝇笑嘻嘻走出去了，你说，你嫌不卫生，他先吃苍蝇给你看，你说，菜里不应当有苍蝇，他说没有，反正苍蝇已经吃进他肚里，你再找不出证据。”
说得我们全笑了，谢利谢夫放下筷子，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略将大意告诉了他，也不知道是我辞不达意，还是他听误会了。竟将放下的筷子，再不拿起来。鲁迅先生晓得。我的传语出了毛病，要我再告诉他，菜里有苍蝇，同茶房吃苍蝇，都是过去的笑话，并不是现在的事情，请他安心吃下去。可是，无效。虽经我解释，谢利i射夫再不动筷子了。
饭后，我们就在原地方，吃茶，谈天，伏园又从隔屋里拉来当时正在北大读书的王捷三。谈话更加热闹了。忽然谢利谢夫悄悄告诉我他要出去，出去作什么？有一专名词，我听不懂。
我要他对鲁迅讲，他使用德语对鲁迅说。然而鲁迅听不懂，用日语反问他，谢利谢夫又答复不出日语来。
最后，他脸红了，长胡子一束一束抖动着，他索性弯着腰，撅起屁股，两只手在屁股上作了一个姿势，大家恍然了，立刻喊茶房，带他出去“大便”。
他一出去，房内立刻爆发出哄笑。鲁迅先生怨我了。
“你真捣乱，自己世界语弄不好，就乱作翻译，闹得大家受窘。”
我立刻反驳：
“我一进来，就声明我不能翻译呀。”
“那你弄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来，什么意思呢？”鲁迅先生严肃起来。
“他要认识你，你也承允，所以就带他来了。我只负介绍责任。”
“介绍能不讲话么？你真捣乱得可以。得好好罚一下。”
伏园、衣萍也赞成鲁迅先生的提议。主张罚我一下，我说：
“好，下次再请你们吃饭，另外带一个朵落贝夫来。”因为我想起：世界语专门学校，又向哈尔滨请了一位教世界语的俄国人。不过当时还未到北平。
鲁迅先生笑了，大家都笑了。鲁迅先生还附加着说：
“还要再捣乱一次么？，’
笑声中，谢利谢夫又进来了。大家再没谈下去的意思。于是一齐离开了东安市场。
事后，鲁迅先生告诉我！谢利谢夫是什么也不懂的。思想恐怕还有点“可恶”我于是才开始向陈空三等人，打听谢利谢夫的来源。据说他是俄国革命后，逃出来的白俄，还是俄国的旧教授。当时介绍他来学校教书的人，信上还写着：
“为了世界语的传播，就介绍他来吧。他的世界语是相当流利的。不过不要让他担任其他功课。他的思想与行动，可不很高明。”
果然，不到半年工夫，他就厌烦了他的工作，辞别了学校，另作黄金梦去了。鲁迅先生观察的深刻，竟有如此之敏锐。虽然他与谢利谢夫只讲过那么几句不很能互相明了的话。
生活和工作
常常有些论客，一开口，就是鲁迅如何伟大，如何了不起。将那驰名世界文坛的洋作家，拿来乱比一阵，不特使外国研究鲁迅者，不知所措，就是连中国的爱好文艺青年，也眼花缭乱起来。因为所有好的形容词都加在鲁迅身上了，而鲁迅的思想、行动以及一切的态度与生活，反而没有人闻问了。这不特是鲁迅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坛的悲剧。现在为补救这个缺陷，仅就个人记忆所及，将鲁迅的生活及其工作的情形，略谈一下。
鲁迅自五四运动后，在中国文坛的活动，才渐渐积极起来，他感觉到中国政治的黑暗，人民大众的愚昧无知，封建传统之根深蒂固，他准备他在日本求学时早已憧憬着的诊医计划，于是他便在《新青年》上发表出好似匕首的锋利的短评，向四面八方刺出去，但这时节，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研究中国的古籍，据鲁迅先生讲，他当时感觉到无名的痛恨与悲哀，眼前的环境，是那样的黑暗与凄惨，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却还迷醉于死骨骸堆中，大提倡其中学为体的谬论。于是便决定要从古籍堆中找出症结与矛盾，但这步工作，却是顶烦杂的需钱又费时，所以他于研究古籍之余，开始写小说了，刚好那时节，《北京晨报》发行了以学术讨论及文艺研究为中心的副刊，编者是先生的学生孙伏园。笔名的巴人，便以小说作者，在《晨报副刊》上与世人相见了。据先生讲当时所谓稿费还少得可怜，作者与编者，也并不把那批钱计划在预算之内。
写文章虽然很少稿费，但在当时生活程度比现在低得吓人的北京，十个/V个当十铜元，即能吃饱一顿饭，而两菜一汤的颇为丰美的包饭，才出两三元钱一月。鲁迅先生的生活，在那时，实在算是优裕的，因为他在教育部作着荐任职的佥事（现行官制并无佥事，其阶级与现时各部会科长同），每月有三百元的收人，其生活，自然是优裕了。所以他能购买现在北平西直门内八道湾的房屋。以后，他又担任了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
收入当然更多了。不过，这时的收入，却成名义了。因为虽然在学校方面，因教课而增加了收入。但教育因不为军阀政府所注意，渐渐扣发经费，闹得教育部职员薪俸，也开始打起折扣，而且不能按月发，所以到鲁迅与周作人翻了脸，而不能再在一块同住时，鲁迅一面在砖塔胡同租屋暂住，一面就进行买那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的房屋，可是，这时节，他的经济，并不比以前充足了，虽然每月收入，供给全家人生活，还是有余，但他一天到晚，只要有空，总喜欢跑到琉璃厂去搜罗古籍，或者跑到北京饭店买洋书，这样，手中有钱，就不会很多了。他西三条新房交接时，他还借了一千多元的债，这是先生常常谈起的。
从买了新居之后，先生的经济，再没有特别充裕过，教育部的薪俸，越欠越不像样了。有时，本年九十月，才领去年四五月份的薪，而且只发两三成。先生的生活负担，并未减轻，买书嗜好依然。又因为《呐喊》出了版，使先生在青年界引起了广大群访问者，烟哩，茶哩，点心咯，酒饭咯，也得时时招待，这时节，虽然稿费有了，版费也有了，但先生的稿费收入，却抵不过在文化方面的消耗。如《语丝》的创刊，先生就曾经拿出一部分钱，成舍我要筹办什么书店了，先生拿出一部分钱，在金钱方面，使先生牺牲最多的，是北新书局的创设，因先生及其友人，感觉到完全用北大新潮社名义，印行书籍与杂志，很有不便的地方。于是原是新潮社事务负责人李小峰及章川岛，便劝诱鲁迅先生等人，另行设立北新书局，先生在帮助北新的成立及发展，除经济之夕卜，精神牺牲亦是很大的。
后来，北新书局渐渐发展起来，生意也特别兴隆。先生在初创时，拿出去的钱，不特未收回一文，而北新与先生的稿费方法，亦特别得使人吃惊。民国十三四年在北平时，李小峰偶尔从旁人口中，如章衣萍、许钦文等处，知道先生有所需钱时，就随便拿几十元或一二百元送去。待后，先生因应林语堂之约，由北京而厦门，在厦门大学以与学校当局意见极左，又应朱家骅之约，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终于因学生被捕事，先生营救无效，愤而辞职走上海。到上海后，先生因无固定收人，乃与北新老板李小峰打交涉，结果决定除先生在北平之家，由北平北新书局，仍按月送五十元外，上海方面，由北新每月暂送二百元。但以先生在上海生活，二百元似不够用度，已故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孑民先生，当时正掌大学院，闻先生在上海谢绝一切教书生活，专心致力于文艺事业，深恐先生入不敷出，乃以大学院名义，聘先生为特约编辑，月致生活费三百元，先生乃能安心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但北新书局对先生之版费，仍未增加。曾忆民国十八年在上海时，先生曾言：北新书局欠他版费，巳有十八万余元，可惜此款，多为北新老板李小峰之兄，拿去嫖女人，讨姨太太去了。否则，倒可以作一小小资本家，作一点有益事业云云。真可惜，直至瞑目时，北新此批欠款，仍未能付给先生，不然，先生能以余款，易地疗养。或者还会对中国文坛上，多留些遗产罢？我想。
统观先生经济收入概况，以中国人生活情形来说。固然不能说，已贫困到无米下锅的地步，但却绝对不能算是富裕。因先生除北平一座房产，仅仅供自己居住，并不收租金外，一家四五口人生活，全靠先生工作收人来维持。而工作收人大半又为书店老板故意所拖欠，闹得先生在最后十多年生活，绝无一文余款去储蓄，一遇有特殊事件发生，就得向友人借贷，先生又是过于刻苦的人，衣裳多半是留日时代及民国初年所作的旧衣裳。缝而又补，补而又缝。认得先生在上海时，穿的一条灰绿色卡其西装裤，在北平时，已破烂。而十年后在上海的先生，还是缝补着再穿。那条裤子的来源，却是民元前，先生在日本作学生时制作。因此，裤角之窄狭，可与衣袖比美了。可是先生对于旁人要求借贷，却从来很少拒绝。一般青年，因政治关系，要求帮助路费，要求救济生活，先生总是尽了力之所能及，尽量接济，可惜这些人名同余钱数目，因先生向来不记那批账，都无法提出了。但在上海办刊物的，创设小书店的，得到先生接济的，总还记得罢？而广东青年男女数人，一直住在先生家里，为先生所养育，这更是尽人周知的事情。
以此种种缘由，先生的生活，总是在勉强维持中。曾忆有一个时期，未名社诸友，晓得先生清苦时，曾决定将开明书店所欠未名社版费八千余元，一律拨奉给先生，先生虽未从开明书店拿到那整批款子，但由这些地方，亦可看出先生的生活情形了。
以上是鲁迅生活的一面。
现在再谈鲁迅的工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