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盖这封诈降信，语气诚恳，逻辑缜密。他讲自己投降的原因，不是政治上失意，也不是嫌地位不高，而是因明白曹军必胜的趋势。并且，明白此趋势者，不是他黄盖一人。即使是这样，曹操也并不是十分相信。他把送信的人叫来，仔细询问一番，见问不出破绽，才相信了。他对送信的人解释说，这样做“但恐汝诈耳。盖（即黄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曹操非常高兴，他认为黄盖的投降，很可能是上天赐给的攻破孙吴的机会。想当初，与袁绍对峙官渡时，也是袁绍手下一个叫许攸的人投降，给他战胜袁绍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周瑜见黄盖诈降见效，便进一步依计行事。他让黄盖挑选数十艘冲锋船和大型战船，里面装满柴草和油脂，外面用布盖上，然后在船上树起军旗。在大船后面，是一批满载战士的快船。老天似乎有意帮助孙刘联军取胜，这天刮起了猛烈的东南风。黄盖的船队，从江南出发，行到大江中心，立即升起风帆。数百名士兵一齐摇旗呐喊：“投降喽，投降喽！”伴随着喊声，鼓满东南风的帆船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向长江北岸。
喊声惊动了曹营士兵，若是“杀”声，他们早就剑拔弩张严阵以待了。然而不是，随风飘过来的声音分明是“投降喽”！于是他们纷纷出营，“延颈观望，指言盖降”。
在离曹军约二里远的地方，黄盖命令将装满柴草和油脂的大船一齐点燃，待到火船行到曹军面前时，早已燃成一个火球。刹时间，凶猛的火舌乘着强劲的东南风将曹军战船卷入火海之中。火势继续蔓延，呼啸的火焰窜上江岸，点燃了曹军营寨的木栅栏、军营、帐篷、马厩、仓库……曹军人马被烧死者不计其数，未被烧死者跳人江中，欲借江水灭火，又被淹死在江中。
兵败如山倒。
曹操见无法挽回颓势，干脆借联军之火烧掉其余的战船，带领人马从陆路向江陵方向退却。
从陆路退向江陵，要走华容古道。那时候，那里是一片沼泽。曹军退到这里，在凛烈的寒风中踏泥而行。为了穿过沼泽，曹操又令老弱士兵负草填泥，开出一条“柴草路”，让骑兵踏草而行。那些负草填泥的老弱士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曹操向江陵撤退。孙刘联军，水陆并进，向江陵进发。
曹操一到江陵，便作了如下部署：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为荆州第一道防线；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为第二道防线。作了上述部署后，曹操撤回北方。
赤壁之战以曹操失败孙刘胜利而告结束。
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而孙刘的联合确保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孙刘联合，就其外部因素讲，是曹操军事压力的结果；就其内部说，应归功于诸葛亮、鲁肃等人的努力。
然而，当我们考察诸葛亮、鲁肃等人的行为时，就会发现，他们虽都为促成联合而尽心尽力，却各自代表着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
曹操退走了，外部压力减轻了，孙刘联盟的前途将会怎么样呢？
四
所谓三分荆州，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赤壁之战后，孙、刘、曹三家瓜分荆州；另一个是孙、刘两家对所占荆州地盘的三次重新分配。
赤壁兵败，曹操留下曹仁、徐晃镇守江陵，乐进镇守襄阳，自己则退回北方。从军事态势看，曹军在荆州处于战略防御，而孙刘联军则转入战略进攻。
周瑜、刘备率领联军沿长江乘胜向江陵进发，诸葛亮留在江夏，孙吴军屯驻柴桑，分别为刘备和周瑜的后援。
此刻，诸葛亮在江夏，一方面密切注视着江陵方面的战事，一方面思考着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诸葛亮认为，江夏郡绝非久留之地，它靠近孙吴，如果周瑜再拿下江陵，江夏郡正好把孙吴军分成两截，处于孙吴势力的腹心地带。孙吴是不能容下这个肉中刺的，一旦周瑜拿下荆州，孙吴军在外界压力减弱的情况下，会东西夹击拔掉这颗肉中刺。到那时候，诸葛亮等人就危险了。然而现在又必须留在江夏，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江夏郡对于刘备发展，有着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优势。在江夏郡的西面，只有周瑜率领的三万孙吴军队与曹军作战，而孙吴的大部分军力在江夏郡的东面。诸葛亮率刘备集团主力二万多人驻扎此地，一旦向西南荆州方向发展，动作要比孙吴迅速得多。
以后的事实证明，诸葛亮先屯驻江夏，以后不失时宜地离开江夏，都是同当时紧张的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
孙吴与刘备之间，是一种既有联合又有争斗的关系。
在孙权集团中，既主张抗御曹操，又主张抑制刘备的代表人物就是周瑜。早在赤壁之战前夕，周瑜就驳斥降曹论调，力主抗曹。他对敌我双方优劣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与诸葛亮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诸葛亮明确提出孙刘联合的主张，而周瑜虽未反对联合却始终没有明确提出。这绝不是周瑜的一时疏忽。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周瑜是相当精细的人。据记载，周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缺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一支曲子，个别音符演奏错了都能听出来，说明他不是个粗心的人。举兵抗曹是一部大乐章，如果在周瑜心目中，联刘抗曹是这个大乐章中的重要乐段，他怎会将其忽略呢？有一段记载能说明赤壁之战前周瑜的心境及他与刘备间的微妙关系：
备（即刘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即周瑜）船，驰往白备。备曰：“何以知非青、徐军邪？”吏对曰：“以船知之。”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谓关羽、张飞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结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单舸往见瑜，问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又孔明已俱来，不过三两日到也。”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
周瑜率军西上，在樊口与刘备相会，托言军任在身，让刘备前来会见。当刘备见到他遗憾孙吴兵太少时，周瑜又表示三万军已足够用，让刘备看着他如何破曹。这些记载，活脱出周瑜轻视刘备，自信且又自负的少年统帅的心态。还应说明一点，上边的一段记载出自《江表传》，是孙吴人所记史书，在记载刘备方面，自有其失实之处。比如说，刘备与关羽、张飞率两千人随周瑜军迎战曹操，而让诸葛亮率主力“差池在后”，决不是由于刘备怀疑周瑜不能战胜曹操，自为“进退之计”，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原因。在周瑜方面，他并不愿意刘备率大军与其共同西上，害怕刘备在与曹军战斗中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力量，因此，愿意让刘备“看着”他如何破曹。在刘备方面，也需要以江夏为抗曹后方，以江夏作为战略发展的基地，所以便顺水推舟，顺应了周瑜的心意。
刘备率领两千人马，与张飞、关羽一起随周瑜西上迎敌，在乌林大破曹兵后，继续溯江西进，一直打到江陵。屹立在长江北岸的江陵古城，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储备丰饶，加上经验丰富、骁勇善战的曹仁、徐晃等亲自坐镇，攻下江陵谈何容易！
联军开到江陵，并未立即攻城，而是隔江与曹仁相对。这时，刘备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两千人追（随）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人必走。”刘备的意思是带领一批人马渡过夏水，从侧面包抄江陵，以配合周瑜的正面进攻。刘备仅率两千人马，即使是侧翼，人也略嫌少了些。为了不使周瑜疑心，刘备又提出以张飞率一千人马随周瑜，要周瑜给自己两千人马，实际上等于给刘备增兵一千。
周瑜同意了。然而，周瑜自有他的打算。《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是这样记载的：
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即曹仁）相对，各隔大江。
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从这段记载看，似乎吴军开到江陵隔岸，并未立即与曹军交战，而是派甘宁首先抢占荆州西面门户夷陵。
那么，联军刚到江陵对岸时，到底与曹军打了没有呢？
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与曹仁交战的不是周瑜，而是刘备。《三国志·魏书·曹仁传》说：
从平荆州，以仁（即曹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将牛金逆与挑战。贼多，金众少，遂为所围。长史陈矫俱在城上，望见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气奋怒甚，谓左右：“取马来！”矫等共援持之，谓仁曰：“贼众盛，不可当也。假使弃数百人何苦，而将军以身赴之！”仁不应，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去贼百余步，迫沟。矫等以为仁当住沟上，为金形势也。仁径渡沟直前，冲入贼围，金等乃得解。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数人，贼众乃退。
据《周瑜传》记载，吴军开到江陵对岸时，并未立即渡江与曹仁守军交锋，首先派甘宁占领江陵上游夷陵，意在从上游居高临下配合吴军渡江围攻江陵。而《曹仁传》中所记，江陵守军与孙刘盟军前锋部队打得如此激烈。结合《吴录》所记，我们认为，这支与曹仁激烈交锋的联军前锋数千人，正是刘备率领的三千人。裴松之似乎已经觉察此点，所以他将《吴录》那条资料，注在吴军与曹军在江陵隔江相对“兵未交锋”条下。当然，没有主力部队的正面进攻，仅凭三千人要拿下江陵是不可能的。刘备最终只好撤退下来。
周瑜让刘备率三千人侧攻江陵，有三个目的，第一，利用刘备的力量牵制一下曹仁。第二，想借机以消耗刘备的有生力量。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分兵西进，以便为进一步全据荆州作准备。所以，吴军一到江陵南岸时，周瑜立即命大将甘宁西进占据夷陵。夷陵位于今湖北宜昌东南，处于江陵上游，西与益州为邻。听说吴军已到夷陵，益州将袭肃率军前来投降。周瑜打算利用袭肃的兵马加强吕蒙的力量，便上表孙权将袭肃之兵并入吕蒙军。而吕蒙却认为，袭肃有胆有识，而且是慕化远来，不应夺其兵。结果孙权听从了吕蒙的意见。
曹仁听说吴军占领了夷陵，江陵上游受到威胁，急忙派人前来争夺。当时甘宁守夷陵，新兵旧部加在一起仅千人，而曹仁所派人马是甘宁的五六倍。曹军在城外建筑高楼，雨点一样密集的箭纷纷射入城中。甘宁一面坚守，一面派人向周瑜告急。急报传来，众人都认为若再援救甘宁，则会造成兵力分散，怕抵不住曹仁进攻。吕蒙则认为夷陵必救，他对周瑜和程普说：“我与你们前去救援，留下凌统坚守。我们救援甘宁的时间不会用得太长，我保证凌统在曹军进攻面前能坚守十天！”吕蒙还建议周瑜在援救的同时，派出三百人马阻住险峻的道路，以截击溃败逃跑的敌人。周瑜认为吕蒙的意见很对，便采纳了。周瑜亲率援军赶到夷陵，当天就与曹兵展开激战。甘宁守军见援兵到来，士气大涨，他们里应外合，杀死曹军过半。曹军不支，乘夜色逃走，在中途险峻之处，又遭孙吴伏军的截击，骑兵都丢下马匹步行逃走。这一仗，吴军大败曹兵，获得战马三百多匹，并巩固了对夷陵的占领。
夷陵大胜后，吴军尽数渡过长江，在长江北岸建立营寨。一切准备就绪后，吴军发动了对江陵的总攻。周瑜亲自跨马冲入敌阵，不幸被流矢射中右肋，受了重伤。吴军见主帅受伤，便退兵还寨。曹仁听说周瑜受了重创，想乘吴军主帅受伤士气低落之时击溃吴军，便勒兵布阵，前来挑战。周瑜听说后，为了鼓舞士气，强忍伤痛，起身巡视各营。众人见主帅尚能各营巡视，伤势不重，斗志一下高涨起来。曹仁见此情形，只好退兵。
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曹仁在和周瑜相持了一年多并遭受了重大损失后，终于支持不住，便放弃了江陵，带领人马退回襄阳。
荆州八郡之一的南郡（治江陵）终于为孙吴所有。
就在周瑜率军同曹仁浴血奋战时，诸葛亮也没有稳坐在江夏一动不动。特别是当刘备侧攻江陵撤退后，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了周瑜全据荆州境内长江的战略意图。当周瑜占领夷陵后，诸葛亮预料到周瑜进攻的重点定是江陵。也就是说，吴军发展的方向是北而不是南。这样，就会给刘备向荆州南部发展留下宝贵的时机。于是，诸葛亮果断地向撤出江陵战斗的刘备提出建议，放弃江夏，全力占据荆州江南四郡，站稳脚根之后，再待机谋取荆州北部的战略要地。刘备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向荆州南部进军前，刘备先上表汉帝奏请刘琦为荆州刺史。刘琦是刘表的长子，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再有，刘备当初曾答应刘表尽力辅佐公子，这样做可以实现诺言，不失信于人。其实，这都是表面的原因，其深层原因，是刘备通过拥立刘琦，使自己在荆州立足取得合法地位，因为刘琦始终是刘备战线上而又为其所控制的人。
刘琦是荆州新主，刘备是新主意志的执行者和体现者。
主人收复自己的土地，理直而且气壮。当两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时，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
武陵太守金旋献城；
长沙太守韩玄迎降；
桂阳太守赵范让位；
零陵太守刘度稽颡。
荆州江南四郡尽为刘备所占领。
至此，荆州八郡为曹、孙、刘三家分别拥有：曹操占有南阳、章陵二郡；孙权占有南郡、江夏二郡；刘备占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
三家瓜分荆州，对孙、刘两家来说，各有不满意之处。就面积而言，刘备所得要大于孙权；但从地理位置上看，孙权全据荆州境内的长江，占据了荆州的战略重地。刘备当然不甘心孙权占据长江形胜之地，孙权也不满意刘备占有那么大的荆州地盘，两家重分荆州在所难免。当曹操势力退回北方，孙刘联盟的外部压力减轻时，孙刘之间重分荆州的好戏也开场了。
孙刘重分荆州，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重分，是在建安十四年。
《资治通鉴·汉纪·建安十四年》记载：“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
平平的文字，淡淡的记事，寥寥二十余言，我们一点看不出孙刘两家纷争的影子。然而我们只要进一步细想，就会于平淡之处窥见起伏。孙权为什么让刘备领荆州牧？周瑜为什么分南岸地给刘备？
孙权让刘备领荆州牧，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承认。《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一个“推”字，充分表达了刘备、诸葛亮利用刘琦的巧妙。刘备是刘表集团的成员，刘表临危对他有托孤之任，刘琦是他上表名义上的汉帝立为荆州刺史的。如今刘琦已死，刘备接任荆州刺史顺理成章，既不用上表朝廷批准，也不用孙权任命，这完全是荆州内部的事。孙权让刘备领荆州牧，只是承认了这个事实。
孙权让刘备领荆州牧，也是由于抗曹大局的需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刘备表权（即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刘备承认了孙权徐州刺史的地位，换取了孙权对他荆州刺史地位的承认，此其一。徐州在长江下游，荆州在长江中游，孙刘二人的彼此承认，也初露了东西两路对曹操施加压力的端倪。此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