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古庙过夜，是永远忘不了的。敌人已将我军存放在古庙里的公粮焚烧，我铲了铲还有余火的公粮焦炭，照亮了狭窄的庙舍。借着火光，我发现有两锅小米焖饭，就从‘饮虎池’担了点水，热了饭，正准备三人一块吃的时候，与部队失散的一位姓李的同志也来了。时过半夜，我们四人睡在庙舍的土炕上，我的疥疮发作，怕传染给他们，就到室外放哨。小李说梦话大声喊叫，葛振林还拍着肩膀安慰他‘莫怕，莫怕’，实际上老葛因摔伤剧痛并没有安睡。第二天早晨，我发现灶旁有鲜韭菜，就动手做了炒饭，大家吃得挺香。时近中午，李元忠老道回到庙里，听我介绍他们两位是跳崖受伤的，立即双手合起深施一礼，说他昨日躲在崖缝，正好看到八路军抗击敌人、舍身跳崖的壮举，还看见日本鬼子在八路军跳崖处列队行礼，说明被八路军的精神折服了。三位战士归队心切，我和李老道送他们上路，与他们在棋盘石握手道别。当天晚些时候，我也下山转到菜园村杨树岭，找到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同志，向他汇报了在山上遇到跳崖战士的经过。”
余药夫讲述这些的时候，眼睛微微眯着，声音平和沉缓，而我分明感到，他的内心深处翻滚着当年的战争风云。这段经历，余药夫除向组织上汇报以外，从未对人宣扬过，甚至从未写入履历。他认为，革命军队和老百姓鱼水相依，谁帮谁都是分内的事。当时在根据地，不用说干部，就是一般农民，碰上这事也会竭尽全力救助的。比起把生命都豁出去的英雄，做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
狼牙山啊，你可以作证，我们的战士是英雄的战士，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戳穿节外生枝的谣言
几十年来，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在近几年否定现代革命史、“告别革命”的喧嚣声中，狼牙山五壮士感天动地的事迹也被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阴影。事情缘起于《长江日报》的一篇文章。1994年7月9日，《长江日报》周末版头版头条发表孟宪良写的《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上有六人》。文章写到，当年在狼牙山上阻击日军的不是“五壮士”，而是有六个人，其中一个副班长叫吴希顺，“投敌被杀”。文章发表后，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多家报刊争相转载，引起舆论界一片混乱。随后，广大读者纷纷来信，或愤怒地谴责报纸不负责任，传播谣言，丑化英雄；或强烈要求有关当事人站出来说话，澄清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
余药夫愤怒不已，再也坐不住了。他认为这是往五壮士身上泼污水，目的在于否定这段革命历史。他考虑到自己表态说明真相分量还不够，便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终于与当年奉命调查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壮举的第一人、陕西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钱丹辉取得了联系，请他站出来发言。钱丹辉当年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五壮士舍身跳崖之后，曾奉杨成武司令员之命，及时上狼牙山向英雄所在的一团团长邱蔚了解七连六班的详细战斗情况，并看望了重伤生还的葛振林和宋学义，请他们详谈经过，而且都做了笔记。后来据此向杨成武汇报。杨成武命他起草详细电报，并开列了五人名单，最后由杨审阅签发，上报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钱丹辉连续给余药夫写过几封复信，并撰《铁史证言》一文，在《广西日报》刊出，言之凿凿，无可辩驳。钱文还开列了备查的权威性历史文献：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部向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报告、聂荣臻向延安八路军总部的电报报告、延安八路军总部为表彰五壮士的事迹向全军发出的通报（电报）、《晋察冀日报》当时发表的沈重写的长篇通讯报道等等。结论只有一个，所谓“狼牙山有六人”之说是假的，是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
余药夫又去找葛振林。葛振林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的底稿，这是他于1994年9月15日给河北省易县文化馆一名干部来信的答复。信中写道：“所问吴希顺，事实并没有这个人。不仅六班没有，二排也没有这个名字的人，自然六班也没有这个副班长了。”“历史是严肃的，不允许任何人编造，实在难以容忍。就是当年血战狼牙山已牺牲的三烈士英灵有知，也是不会瞑目的。这种作伪行为，应受到社会谴责。”气愤的葛振林老人又写了一个书面《说明》，再次强调：“有家报纸不负责任地载文说，当年狼牙山五壮士纵身跳崖前我们六班有个副班长投敌被杀。这纯属捏造，六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副班长’，希望有关报刊予以澄清，还历史本来面目。”
当然，事情的结果是，有关报纸就此公开进行了自我批评，纠正了所谓“狼牙山有六人”之说的谬误。
余药夫用拐杖“通通通”地戳着地，慷慨激昂地对记者讲：“你知道不，还有个‘三跳二溜’说呢！有些人故意往英雄身上泼脏水，说跳崖牺牲的那三个是真英雄，是壮士，幸存生还的这两个是假英雄，怀疑他们压根就是溜了号才活下来的。瞧瞧这些人多恶毒！”
我无言，却突然想起了一句老话：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五壮士舍身跳崖，展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奏响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中华正气歌，光耀千秋，名垂青史。而那些为了追名逐利或具有险恶用心的人，不顾历史事实，硬往先烈和英雄身上泼污，其灵魂是卑鄙和丑恶的，其险恶用心不仅仅是对着狼牙山五壮士的，是要“告别革命”的！余药夫作为这一历史的见证者，身体力行，奔走呼吁，维护了五壮士的形象，捍卫了历史的尊严，可谓功莫大焉！
狼牙山啊，你可以作证，革命不容诋毁，历史最终要说话，无数英烈碧血染就的国旗永远飘扬在人民的心中。苍蝇的翅膀即使轰鸣一时，但终究挡不住太阳的光芒！
为革命理想活着
余药夫与葛振林1981年开始通信，1986年第一次重逢。
1986年9月25日，在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第三次修复竣工典礼上，老英雄葛振林郑重宣布了45年前的一条“战地新闻”：“……我多次提到遇到一名地方干部。他救了我们，过去记不清他叫什么名字。今天他来了，他就是河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余药夫！”顿时，全场轰动了，人们马上把目光集中到坐在主席台上的余药夫身上。余药夫也是应邀赶来参会的，此时此刻他心潮起伏，泪水模糊了双眼。45年，45年了啊！两人同时伸出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彼此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老喽，都老喽！这年，葛振林69岁，余药夫64岁，而宋学义已于1971年51岁时病故了。
狼牙山归来，余药夫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觉得他应该为宣传五壮士精神做点什么。回顾自己的一生，就是和五壮士有缘，19岁刚投身革命不久就救援过两位英雄，从此五壮士舍身为国、取义成仁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他。他后来当过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还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六七十年代他曾在广西工作18年，先后担任广西艺术学院办公室主任，《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1978年回到老家任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1983年离休。无论遇到什么坎坷，只要一想到五壮士，他心里就敞亮了。“文革”时挨整，受了不少苦，他也曾困惑、悲观、沮丧、消沉，是五壮士的精神支撑他渡过难关，使他内心里始终燃烧着旺盛的革命激情。他觉得，五壮士精神已经成为他生命的支柱。他由于有过救援五壮士幸存者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就觉得更有责任有义务以实际行动去大力宣传五壮士精神，弘扬五壮士精神，因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需要加强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声音，尤其对于青年，更需要强化社会主义精神的钙质。
采访余药夫，深为他执著的革命追求和不辞辛劳的付出所感动。在记者下榻的河北师范大学培训部，他倾诉着他的思想：我和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恢复关系”，是晚年一大幸事。都老了，时间不多了。我要向青年们大力宣传五壮士革命精神，再干五年，十年，不怕重复。为了宣传五壮士的革命精神，我不能死，我要精精神神地活着，活着就能宣传。我有两句诗，“忧心燃不尽，坚定向未来”……
离休后，余药夫把全部心血倾注于他的“事业”。他收集、学习、研究了大量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史料，曾多次带着儿孙重上狼牙山，凭吊战斗遗址，缅怀英雄业绩，传授革命传统，还访问当年老战友，调查了解狼牙山老区的今昔变化，从中发掘五壮士精神被发扬光大的生动素材。他经常深入到河北师大的学生宿舍，和大学生们谈心交朋友，引导他们向五壮士学习，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他应邀到部队和一些中小学作革命传统报告，讲述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对战士和中小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十多年来，聆听过余药夫报告的人次近八万，他曾荣获河北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除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狼牙山五壮士的相关文字材料外，广西电视台还拍摄播放了专题片《情系狼牙山》，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也拍摄播放了《看望英雄》，余药夫一下子成为众多记者关注的新闻人物，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宣传从而达到了高潮。
余药夫学历不高，他说自己是“小学毕业的大学校长”。但是他勤奋学习，耕耘不已。为更好地宣传五壮士精神，他离休后一方面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一方面自己动笔写文章，发表了《感天最是跳崖人》《鞠躬话当年》《携儿祭奠补愧情——悼狼牙山壮士宋学义》等有价值的回忆文章。此外还自费编辑出版了《狼牙山五壮士赞歌》一书，编印了《狼牙山万世颂英雄》。
我问：“您的这些活动，比如7次探望葛振林，13次重上狼牙山等等，经费何来？”
他答：“都是自费。今年读了《党史文汇》刊登的《走近葛振林》后，我带儿子去衡阳，就花了好几千元。不过，值！”他还说，他用于订阅报刊的钱，一年一千多元，除过自己学习外，部分专门赠人。如魏巍主办的《中流》杂志他一下就订了七份，分赠给家乡几所中学的校长。平时他经常自费复印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材料，提在包里，随时送给本校的教师、学生，进行宣传。就在与记者见面时，他还带来了从《中流》最新一期上复印的《叛徒的自白》和《一份发人深省的反面教材》。而邓小平1963年为《广西革命回忆录》题词的手迹，余药夫先后复印过几百份，因为他十分赞同这则题词的观点：“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余药夫的家面积不大，家具也是那种老式的，屋子里显得有些拥挤。桌上的一束绢花鲜艳夺目，倒是使人眼前一亮。在老人精心保存的《留念手册》的第一页，我读到了他夫人写的一段话：
不知疲劳的老头子：
我们生活、学习、工作相处46年多，你兢兢业业地工作、学习，就是不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现在你是73岁的老人了，要学会爱护自己的身体，关心自己，才能健康长寿，多几年发挥余热，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
你的老伴云英
1994年12月27日
读罢，我的眼睛一热，泪几乎要涌出来。不去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不需说什么，我安排两位老人坐在一起，轻轻按下快门——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呢！
狼牙山啊，你可以作证，五壮士的革命精神经历风雨沧桑而将永远辉煌，因为我们的生活里有无数个像余药夫这样的“狼牙山人”！不论是今天还是明天，他们都是任何污水所泼不倒的！
也巧，我乘火车赶赴石家庄的那天，正好是2000年11月8日——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余药夫在赠我的书中特意写下了这个特殊的时间。而我将此次采访全过程写出来，正好当作一份难忘的节日礼物，献给已逝和未逝的革命英雄，献给我的同仁，献给《党史文汇》的忠实读者。
§§§第6节踏遍青山人未老——访山西籍老将军阎捷三
金秋十月，枫叶流丹。在这如诗如画的收获季节，我和本刊副主编孙研真、《支部建设》记者魏秀珍一起专程进京，走访了山西籍老将军阎捷三。
“我是山西人，可山西并不认识我。”
这是阎老见了我们的第一句话。
是老人叶落归根的思乡之情日渐强烈，还是山西确乎冷落了这位身经百战的老人？今天，我们来了，以三晋大地对游子的牵挂，以后生晚辈对将军的敬仰，以现实对历史的尊重……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这样记录着阎老的经历：
“阎捷三（1905——），山西晋城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连长，江西军区教导营副营长，独立六师参谋长，独立六团团长，彭杨步兵学校军事教员，干部团二营教员，红军大学教导师二团副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教育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副教育长、教育长，山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七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九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副军长，第二十五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训练部部长、副教育长、教育长、副院长、政治委员，总后勤部顾问，后勤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眼前，88岁的阎老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一派儒将风度。他身着驼色开襟羊毛衫，外加深蓝色羽绒背心，脸上露出平和慈祥的微笑。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然后把手一挥，嘱咐家人：“快上好茶。”
客厅的陈设很简单，一侧摆放着一组旧式家具，一侧便是沙发。阎老随便地同我们坐在一起。午后的阳光，将斑驳的树影洒落在地上，十分柔和。我们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的。
“我原来不叫阎捷三”
晋城东常村，有七八十户人家，分布在馒头似的一个山坡上，四面都是山，八面都是沟，生活在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很少有人到过大山外面。
阎捷三出生的时候，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没落时期，民族民主革命的地火，正在旧制度腐朽的地壳里运行奔突。东常村，却仍然是老样子。
“孩子大了，去放牛吧！”于是，阎捷三从哥哥手里接过放牛鞭，开始了自己的童年。他11岁那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四年后，皇帝被打倒的消息才传到了村里。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脚，他并不关心，但听说要办学校，让孩子们念书识字，他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
“大哥二哥都长大了，不念了，父亲说让我去。农忙放牛，闲时念书。”讲起往事，阎老显得很兴奋，“你们不知道吧，我原来不叫阎捷三，叫阎润身。有句古话：富润屋，德润身。父亲就取了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