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决策制定拍脑袋。不作理性思考，不作方案论证，不作预算规划，一味想当然。
（2）决策贯彻拍胸脯。对决策贯彻工作的难度和要克服的障碍，不进行理性的分析，往往用拍胸脯说大话来取代科学的计划。
（3）贯彻受挫拍屁股。当他所负责的工作出现重大问题，蒙受挫折，感到无法交代时，就以拍屁股走人了结。
这种“三拍”主管，对于任何一家企业都是有害的，必须高度警惕。拍脑袋是无知，拍胸脯是无智，拍屁股是不负责。这种“三拍”主管，也就是“三无”主管。他在拍屁股走人之前，总是会给人以温顺听话、积极性高的印象。这只是一种假象，但这种假象往往会迷惑人。
《增广贤文》中有一句刻画趋炎附势的话，叫“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现可改为“有势道真语，无势语多谬”。趋炎附势可以说是人所共有的弱点。这并不是人的本性怎么卑劣无耻，而是人所寻求的利益会让他放弃必须有的道德人格。
在企业决策制定管理中，这种人所共有的弱点也不可避免地会发挥作用，而它对于企业的发展也往往会带来危机性的后果。
一些企业在进行决策时，主管往往总是会向一些有后台、有权势的人讨教，主动向他们寻求决策意见，甚至唯命是从，唯言是听。但在很多情况下，有后台、有权势的人，往往总是自视高人一等，不虚心学习，不收集信息，不作全面思考。他们的意见相对于企业决策而言，不仅没有帮助，而且还会有误导作用。
相反地，相对于一般人员，即使他有好的见解，因为人微言轻，也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可人微言轻的人，如果慎重地提出一个建议，却一定是深思熟虑、反复思考的结论。即使有偏颇，也是他在偏颇的这个方面作了详尽的思考。这种意见即使不当，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因此，企业老板如果不从这种“有势道真语，无势语多谬”的心理误区中摆脱出来，企业也就不可能有决策竞争力的提升。
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之后，苛税暴政弄得民不聊生。陈胜、吴广义旗一举，各地响应。楚国大将项燕的后裔项梁和项羽举起义旗，并且成为最有实力的一支力量。
项羽进入咸阳后，已不再有其他力量可以与他抗衡。他暗杀了义帝楚怀王，自封西楚霸王。
在项羽准备退出咸阳，东归故里彭城即现在的徐州时，有一个姓韩的谋士对他说：“关中阻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土地肥沃，可以建都称霸，长保江山。”
项羽回答道：“富贵不归故乡，如穿锦衣夜行，有谁知道？”
韩生退出后叹气说：“人说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如此！”
项羽听闻后将韩生下油锅烹杀了。
这除了项羽自身境界不高之外，也是因为韩生人微言轻，项羽看不起他，而把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当做儿语拒绝了。
项羽回到彭城，称霸三年时间，没有过多少安稳日子，大都是在战乱中奔波，最后也输于刘邦，自刎而死。
这相对于企业的决策制定管理，也是极具警示意义的案例。迷信“有势道真语，无势语多谬”，最终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五、避免自我造神
骗子不只是欺骗他人，往往也可能欺骗自己。一个企业老板，当他在事业上发展顺利，有所成就，或者做出了远比他人更为出色的成绩时，他往往就会飘飘然起来，自以为是超人一等的神，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想法，自我上升为神的旨意。他再也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了，对于与自己相左的意见，更多的是不屑一顾。即使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有确定不疑的根据，他也仍然会迷信自我，否定对方，使自己落入自我欺骗的陷阱。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有了这样的企业老板，企业的决策竞争力也就不可能高了。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就是一个典型。
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庄主”。提起天津市静海县的大邱庄，可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红得发紫的“首富村”，媒体报道称为“华夏第一村”。
大邱庄就是在禹作敏的带领下，由一个极为贫困的小村，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的，它创造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神话。
大邱庄位于天津西南方向，离市区只有60多公里。村旁是着名诗人郭小川的名作《团泊洼的秋天》所描绘的团泊洼。它静谧美丽、云烟缥缈，犹如少女。但此前这个团泊洼并没有给大邱庄人带来多少福祉，相反还长期流传着形容大邱庄贫穷的谚语：“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改革开放后，大邱庄在禹作敏的带领下，避开土地盐碱贫瘠的劣势，进军工业，办起了钢铁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邱庄的钢铁企业迅速扩张，一个企业繁衍成几个，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地运转起来了，并形成了支撑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四大企业集团：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
依靠钢铁工业，大邱庄摘掉了祖祖辈辈的“穷帽子”，一跃成为全国首富村。据统计，从1987年开始，大邱庄的产值、税金和人均收入等多项指标在全国村级单位中名列榜首，并连续保持了5年。1991年，大邱庄实现产值18亿元，公共积累达到48亿元。农民住上了现代化的别墅或楼房，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0多平方米，一部分家庭还有了自己的小轿车。
禹作敏成了神。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大邱庄就靠着这种“指示”运转着。
禹作敏看到大邱庄不断发生的“劳资纠纷”中所掩盖的潜在社会矛盾，多次以文件的形式上报天津市公安局，要求扩大大邱庄派出所的编制。这个要求被否决后，他采取建立经济警察和扩大保安人员的办法，仅经济警察就达100人之众。他把“效忠”于他的人汇集起来，编为他的“御林军”。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死在会议桌上，终年45岁。李凤政是被禹作敏称为“鬼头鬼脑，谁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也有魄力。
李凤政死后，禹作敏发现公司有3亿多元的债务说不清。其中，有2亿元是银行的，还有1亿元是外欠的应付账款。
禹作敏主持召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将其所属的企业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个公司，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的职务，并开始审讯调查。
大邱庄总公司会议室成了他私设的公堂。这里准备有警棍、皮鞭等刑讯器材，有录音、录像设备，凡是被怀疑的对象，都被带到这里，在禹作敏的主持下，进行审讯。他们先后对原华大公司一大批管理人员进行了审讯。
禹作敏不仅亲自主持审讯，并且首先动手打人，别的参与审讯的人员马上效法。审讯室变成了地狱。被带进来审讯的人，只有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才能逃离这个地狱。
在审讯中，外来人员，26岁的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被怀疑上了。他被带到三楼会议室交代问题。危福合说自己没有问题，打手们扒光了他的上衣，用电警棍击，用三角带皮鞭抽。一批人打累了，再换另一批继续。这场审讯持续了7个小时，先后有18 人参加了对危福合的殴打。到晚上10点危福合停止了呻吟，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打死人后，禹作敏指示制造假象，并计划让4个打手潜逃以应对司法机关的追究。在禹作敏的庇护下，4名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长达70多天。
公安局抓人，他不让进村。1993年2月，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并组织警力，前往大邱庄执行搜捕任务。考虑到大邱庄内部情况复杂，并有未收缴的枪支弹药和自制武器，公安局派出了400名干警以备不测事件。
大邱庄村民在禹作敏的鼓动下，进入了“战时状态”。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各处集结、警戒、巡逻，守住各个路口；成吨的罗纹钢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构成路障。大邱庄内，实行“戒严”，来往人员要接受搜查。
禹作敏召开全村大会，公开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人的部队，还带有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
并一再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要寸步不让”！并且宣布：全村员工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
依禹作敏的阅历，他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可他自以为是神了，把他治下的一个村子，当成了可由他任意行事的独立王国。
他犯下了窝藏罪、妨害公务罪等多项罪行。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晚年就只能独对高墙了。
禹作敏的自我造神，使自己头脑发晕了，作出了再荒唐不过的决策，自己身陷囹圄，同时也拖了大邱庄发展的后腿。
1992年，禹作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开建“百亿工业园”。禹作敏出事后，为使一些项目继续维持，不得不继续投入资金，到1995年，大邱庄借款、贷款及承兑汇票加总，负债额高达50亿元，工业企业综合负债率达到100%。大邱庄经济一路下滑，到1997年，有一半企业已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
即使禹作敏没有刑事犯罪，大邱庄的发展也不可能维持经久的辉煌。企业领导人一自我造神，企业经营决策中枢发热高烧，不成为神志不清的疯子，也会中风成为傻子，这种企业怎么可能有决策竞争力？
企业决策发生失误，绝对避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决策信息不充分而不得不作如同赌博一样的决策时。所以，在制定决策之前必须慎重对待，以确保决策不失误。当作出决策之后，如果失当，就只能从失当的角度思考问题，采取补救措施，以减少损失。或者将错就错，从错处发掘机会。这才是走出失误困境的有效途径。相反地，自怨自艾，逃避现实，不能面对已有决策的失误，也就不免错上加错，陷入更严重的决策失误。
刘邦自幼就想干一番大事业。成年后，他当上了沛县的泗水亭长，负责一亭之内的治安和道路管理。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之后，在全国征发70多万劳工开始在骊山为自己营造陵墓。服役的人不堪重负，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则选择了逃亡。
一次，刘邦奉命押解一批劳工去骊山，途中不断有人逃亡。刘邦知道如此下去，到不了骊山，自己所押解的劳工就可能逃光了。按秦朝律令，他会被处死。
他没有追悔，“我该把他们管紧一点儿的”。更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从失误的现实中寻找出路。到了丰西的泽中亭，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所剩劳工全部开释放走，并对他们说：“你们都逃命去吧!我从此也开始逃命去了!”
劳工们感激涕零，有的人自去逃命，另有十几个勇士不愿意弃刘邦而逃，跟从刘邦，向南逃到芒山和砀山一带，在那里秘密居住下来。
刘邦这一行动使他的名声渐大，不少备受贪官污吏压榨、破产流亡的贫苦农民，都前来投奔他。奠定他四百年汉王朝的最早一支队伍，就是在这种“押解劳工失误”的现实面前聚集起来的。
如果刘邦埋怨所解押的劳工不听话，甚至加大对他们的惩罚，那么不仅逃避不了秦朝苛法的治罪，而且还可能因此激化与劳工之间的矛盾，被劳工们杀掉。
树自无枝叶，莫怨太阳偏。机遇只能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中去寻找。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一句古训，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企业老板，是否修炼成了这一美德，对于提升企业的决策竞争力也至关重要。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有胜就有败，有赢就有输。在决策信息相对缺少的情况下，制定决策本身就是一种赌博。要赌博就有输的风险，而这种赌博在企业组织运行的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也都会发生。
有的企业老板因为缺少这一美德，只允许自己赌输，不允许别人赌输。自己决策失误，赌输了，甚至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失，都当做交学费而自我宽慰。而对于下属因为决策信息不充分而导致的失误，则耿耿于怀。如此这般，下属员工谁还敢承担决策责任，谁还敢参与决策，甚至连哪怕有九成把握的好意见和好思路，也不敢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了。因而企业整体决策的失误率平白地加大了几倍，企业决策竞争力也降低了。
企业老板自己决策失误是交学费，下属决策失误也是交学费。避免和减少决策失误的关键是建立一种约束机制，让下属员工负责任地决策。能让每一个下属员工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对决策的结果负责任，这才是保证决策质量的有效措施。相反地，如果不能以宽阔的胸怀对待下属的决策失误，下属员工处处从逃避责任的角度思考问题，不愿意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企业也就必然陷入决策低质量的困境。
